呂耿松:「精忠保國」還是「精忠保黨」?

——論軍隊國家化

呂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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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3日訊】中國共產黨有兩條忌語:新聞自由和軍隊國家化。新聞自由會使共產黨的謊言失去市場,軍隊國家化會使共產黨的暴力失去載體,而謊言和暴力是共產黨安身立命的命根子,它是拼了死命也要保住這兩個法寶的。《中國共產黨軍隊委員會工作條例(試行)》明確規定:「軍隊黨委工作必須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根本制度」。最近一段時間,中共當局除了加大對新聞媒體的打壓力度外,對軍隊的控制也進一步加強了。1月5日,中國武裝警察部隊司令員吳雙戰和政委隋明太在2006年第一期《求是》雜誌上聯名發表了《努力建設政治可靠威武之師文明之師》一文,強調「武警部隊必須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首位,把永遠做黨和人民的忠誠衛士作為部隊思想政治建設的主題」,「把黨的絕對領導作為永遠不變的警魂,堅決抵制『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等錯誤觀點的影響,確保黨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牢牢掌握部隊,確保廣大官兵堅決聽從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揮」,云云。與此同時,第二炮兵司令員靖志遠和政委彭小楓也撰文表示,第二炮兵作為中央和中央軍委直接指揮的戰略武裝力量,堅決抵制「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等錯誤觀點,貫徹落實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定不移。確保黨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牢牢掌握部隊,確保部隊高度穩定和統一。在兩路將軍叫殺了一陣後,3月4日,中央軍委批轉了總政治部《關於進一步加強軍隊政治理論研究的意見》,「要求全軍和武警部隊高度重視理論研究工作,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堅持把科學發展觀作為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全面落實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錦濤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在這裡引用這樣一些枯燥乏味的陳詞濫調,實在是倒人胃口,但這些東西卻是中共軍事理論的精髓,即「精忠保黨」的理論。一支軍隊有軍魂。中國軍隊的軍魂是千年不變的「精忠保國」,但對軍事一竅不通的江澤民卻說「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中國軍隊的軍魂」,更有那些飯桶將軍人云亦云,這實在是中國軍人的奇恥大辱。

「黨絕對領導軍隊」不僅悖逆於民主制度,而且也不符合中國的現行憲法。2004年9月25日,剛剛接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胡錦濤簽署命令,授予張定發、靖志遠二人上將軍銜。這一做法明顯不符合憲法第九十三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九十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但憲法沒有規定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也能領導全國武裝力量,因此它不是憲法規定的軍事統率機構,因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及其主席胡錦濤無權授予任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任何軍銜。中國軍事統率機構實行「兩塊牌子,一套班子」的做法算得上是世界首創,但嚴格地說,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不是法律主體,它祇是「掛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委員會身上的「掛靠單位」,祇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委員會的委託下行使部份權力,它絕對沒有「絕對領導軍隊」的權力。它目前所行使的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非法的和僣越的。

西方學者依據軍隊在政治體系中所具有的地位和所發揮的功用,把軍隊區分為三種類型:西方民主國家的專業型軍隊,第三世界國家權力型軍隊與共產國家的革命型軍隊。西方民主國家專業性的軍隊的主要特徵是其基本職能在保衛國家的安全,軍隊從屬於國家,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控制與操縱,軍隊在軍事事務上享有最高程度的自主權,但是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參與任何政黨的活動。第三世界權力型軍隊的職能除了維護國家安全之外,還必須承擔直接管理國家與監護政府的責任,特別是在社會處於不穩定的情況下,使軍人不僅在軍事事務上享有自主權,對於一般的政治事務也有直接參與和干預的權力。共產國家革命型軍隊的職能主要是維持共產黨的一黨統治,因此軍隊必須由黨指揮與控制,所以革命型的軍隊不僅沒有民主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軍隊的獨立性,反而完全為共產黨所牢牢地掌握,為共產黨的利益服務。這種革命型的軍隊雖然號稱「為人民服務」,或自稱「人民軍隊」,但其本質仍非國家或人民的軍隊,而是共產黨的私家軍。

中共自建立政權以來,黨的組織滲透到整個國家體制,形成了一種「黨—政—軍—法—經濟—意識形態—文化」統一體的黨國體制。在中這種特殊的政治結構中,黨與軍的關係是黨中有軍,軍中有黨,黨軍共生,以黨領軍。中共建軍政策是將解放軍建設成為一支臣服於共產黨的現代化正規化的私家軍。所謂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主要表現在意識形態控制、中央軍事委員會組織及黨委領導制度、政治委員制度和政治機關制度等方面。中共黨軍具體規定,在團以上部隊和相當於團以上的單位,設立黨的委員會;軍隊內部實行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軍隊中的一切重大問題,都要由黨委集體討論決定,然後由軍政首長負責分工執行。屬於軍事工作方面的事項,由軍事指揮員負責;在緊急情況下,軍政首長有權作臨機的處置,但事後應迅速向黨委報告。一個軍事單位的黨委會,其組織成員有該單位的軍事指揮員、政治委員及少數參謀人員。黨委會採取共識決和集體領導制,雖然軍事指揮員為部隊之首長,但是在黨委會中沒有獨斷獨行的權力,凡事需取決於黨委的集體決定。

此外,如果黨委會就某一個問題無法達成決議,黨委書記有最後的決定權。而黨委書記通常是由政委擔任,所以在黨委會集體領導制之下,政委的權力基本上是大於軍事首長。團以上軍事單位設政治委員、營設政治教導員及連設政治指導員形成中共軍隊的政治委員制度,中共藉此制度確保了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及控制。政治機關是中共在部隊中管理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機關。解放軍設總政治部,負責管理全軍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在總政治部以下,在各大軍區、省軍區、軍分區和全軍師以上單位(包括軍隊院校和醫院等)均設立政治部,團級單位設立政治處。所在部隊黨委會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由政治機關去組織實施;提請黨委會討論的工作計劃、幹部任免事項等,一般都先經政治機關討論,提出意見。政治機關是黨在軍隊的代表機關和領導機關,也是黨的工作機關,更是同級黨委的辦事機關。由此可知,中共長期以來通過意識形態的說教,以及透過軍事委員會、黨委制度、政治委員制度、政治機關制度將軍隊牢牢地置於黨的領導之下,黨軍關係的一體化確保了中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並促使軍隊在共產黨政治體系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突出三個特點:「高度的集中性」或「統一性」,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於黨中央委員會和黨中央軍委會,以軍隊各級黨組織作為該部統一領導和團結的核心:「徹底的唯一性」或「排他性」,軍隊祇能由共產黨一黨領導,不允許任何其他政黨在軍中建立組織和進行活動;「絕對的權威性」或「無條件性」,黨對軍隊的領導具有絕對的權威性,軍隊必須完全地,始終如一地置於黨的領導之下,而落實這項絕對領導的重要保證,就是上述以黨領軍的政工體制以及黨和軍隊的紀律。

中共反對軍隊國家化,既不符合現行中國憲法,又不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甚至可以說是對歷史的反動。1941年10月10日,梁漱溟先生代表中國政治中的第三勢力提出政綱,要求「軍隊屬於國家,軍人忠於國家,反對軍隊中黨團組織,並反對以武力從事黨爭」。1945年10月10日國共兩黨簽署的《雙十協定》,一致認為「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的途徑」。當初中國人民之所以願意跟著共產黨推翻國民黨,就是因為毛澤東、周恩來承諾革命勝利後要實現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相信共產黨會順應歷史潮流。1954年憲法和1982年憲法之所以規定由國家領導人而不是由黨的領導人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正是軍隊國家化這一歷史趨勢的體現。儘管中共現在頑固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但軍隊國家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這是不以中共的意志為轉移的。

現代軍事政治學理論把政府和軍隊的關係稱為「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這裡所說的政府,一般是指文人政府或文官政府。文武關係依各國政治體制性質的不同,大致分為西方民主國家的「軍事專業主義」、第三世界國家的「禁衛軍主義」與共產黨國家的「黨軍主義」三種類型。英美民主國家政府體制最重要的原則是「文人凌駕軍隊」,簡稱「文人至上」civil supremacy),此原則主張軍隊負責保衛國家,而非統治國家;政策由文人決定,軍人執行;文人決定政府政策的目的,軍人則僅限於執行方法的決定;武裝力量必須由民選的文人政府官員領導和掌握。此一原則主要是將國家的價值與目標及其制度與實踐,建立在人民的意志基礎之上,而非由職司內部秩序和外在安全的軍事領導者做決定。美國及西歐的民主國家也經常以一個國家是否實施文人統制軍隊作為衡量是否邁向民主政治過程的標準。文人至上首項要求就是「軍隊國家化」,軍隊專注於軍事專業,不干預政治,不介入政爭,祇對文人政府負責。一般而言,軍隊國家化是指軍隊不屬於任何黨派、地域和個人所有,而應為國家與全民所有。軍隊的使命或任務就在於確保領土與主權獨立,維護政府與人民安全。軍隊為達成這項神聖使命,必須在代表國家與人民的政府體系領導下執行。軍隊服從民選的文人政府領導,也就是盡其效忠國家與保護人民的責任與榮譽。文人至上的最主要的表現是「文人領軍」。文人領軍主要包括:一,文人執政首長統帥三軍。這在民主制國家已是普遍現象,在總統制國家尤甚。中國表面上看也是文人統帥三軍,但這與民主國家有本質的不同。中國的文人統帥首先是黨的總書記,其次是黨的中央軍委主席,最後才是國家主席,但國家主席不是執政首長,所以中國的文人統帥軍隊是以黨領軍而不是文人領軍。二,國會對軍隊的監督。文人領軍最有效的機制是國會的監督,特別是在國防預算、國防立法和對高階文官任命的批准。三,文人出任國防部長。文人政府由民選組成,文人國防部長代表人民領軍。一些歐洲國家不僅具有文人擔任國防部長的長遠歷史,甚至有些國家由女性文人擔任國防部長,如挪威、法國等。四,國防文官的甄補,文人專家參與國防安全事務。以美國為例,在與國防相關部門中,國防文官與軍職人員幾乎各佔一半。台灣中華民國《國防部組織法》第十五條規定,文職人員的任用不得少於編製員額三分之一。

第三世界國家常常發生軍事政變,而發動政變的軍隊主要是京畿部隊,因此稱為「禁衛軍主義」。禁衛軍主義實際上也就是軍事獨裁。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第三世界的軍事政變已明顯減少,像埃及、韓國、菲律賓等國都建立了民主制度,實現了文人治國。

近年來有學者把中國自清朝滅亡至今的文武關係分為三個階段:即北洋軍閥時期的「多頭軍權政治」、國民黨時期的「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文武關係、中共的「黨軍一體化」模式(李月軍:《20世紀中國三種文武關係模式與國家現代性的成長》)。在第一個階段,文武關係倒置。在「多頭軍權政治」中,軍隊首領或者直接成為執政者,或通過其控制的代理人掌握政治權力機關,文官則成為軍事利益集團的附庸、工具或擺設,不是文官政府控制軍隊,而是軍隊控制或代替文官執掌政權。職業化、組織性很強的軍人集團是當時唯一的有組織的社會集團,但它祇具有現代職業化軍隊之外形,而無現代職業軍人之精神。其私有化、封建性、流寇性使它既不能重建新的合法性政治權威,又缺乏政治制度化的能力。第二階段,在「以軍馭黨」式文武關係中,軍權至上,軍隊以黨治為幌子,黨以軍隊為後盾。?這種軍權支配黨權、政權,一體多元的文武關係對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家建設與現代性成長產生了重大影響?。由於軍權獨大、黨的組織動員能力低下、缺乏對地方基層政權的有效控制,所以中央和地方政府就試圖通過政治社會的軍事化達到控制社會的目的。蔣介石在北伐後提出過一項解決中國問題的總體辦法,即軍隊要黨化,而黨、行政機關、社會、以至全民都要軍隊化。第三階段,?鑒於軍閥作亂的教訓,又以蘇俄「以黨建軍」的經驗為樣板,中國共產黨在暴力革命過程中建立起了「以黨控軍」的文武關係模式,也就是「黨軍主義」。中國學者認為它是中國傳統的以文制武模式的恢復與重建,但外國學者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前對共產黨國家的黨軍主義文武關係模式並不予重視。西方許多學者傾向於認為文武關係本質上是相互衝突的,而共產黨國家的軍人卻一定從屬於共產黨。他們將任何文武關係分為文人至上和軍人統治兩類,而共產黨國家的黨軍關係不屬於其中任何一類。因此他們認為共產黨國家文武關係不同非共產黨國家而予以排除。後來,有些研究者發現德國、意大利等法西斯文人政府對軍隊的滲透、控制手段與共產黨國家極為相似,如政治軍官、秘密警察、恐怖手段、行賄和權術等。於是共產黨國家的黨軍主義也列入了軍事政治學的文武關係的範疇。黨軍主義文武關係模式有四個特點:一、以黨領軍的制度設計,黨權凌駕軍權之上;二、政工制度是黨控制軍隊的主要工具;三、黨軍關係的本質是黨軍一體化,具有「共生」和「雙重角色」的特徵;四、在黨霸權領導下,即使有衝突,也都能在體制內化解。對於蘇共和中共文武關係的比較研究上,蘇聯較傾向於「聯合」模式,中共則傾向於「共生」模式。蘇聯解體後,其黨軍關係模式已不存在。中共的黨軍關係發展,有朝向專業化的傾向。

中共文武關係的演變,大致經因了三個時期: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時期和江胡時期。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是中共軍隊的締造者。毛澤東在創立軍隊之前,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建立軍隊後,又提出了「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的主張。事實上在戰爭年代,槍就是黨,黨就是槍,沒槍就沒黨,沒黨就沒槍,黨與槍是共生的,一體的,大部份共產黨的官員,既是「將」,又是「相」,集文武於一身。共產黨取得政權後,它的將帥又成了政府的主要官員,如周恩來當了總理,陳毅當了上海市長,葉劍英當了廣州市長,聶榮臻當了北京市長,等等,當時的黨政文職官員,基本上都是原來的軍隊幹部。據統計,從1949年到1965年,中央委員和政治局中的解放軍代表所佔的比例相當高,在 30%到40%之間。?在毛澤東時期,高級幹部在黨政軍的位置上可以平行流動,許多老一代的黨政負責人都出身於軍人。這種黨政軍合一的體制在中共「九大」前後達到高峰。九屆一中全會產生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12名是現役軍人,如果算上列名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在軍內外均有職務的2人,軍人佔據了政治局三分之二的席位。

由於毛澤東時期黨政軍不分,軍人都成了政治動物,部隊的軍事素質急劇下降,1979年的中越戰爭充分暴露了這一點。鄧小平復出後,急於抓軍權,抓軍隊的現代化和專業化。人們看到,華國鋒抓「四人幫」,主要靠軍隊的支持,而「四人幫」的覆滅,也在於缺少軍隊的支持,軍隊在改朝換代中,總是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所鄧小平復出,也主要是靠了軍隊的支持。他復出後的第一個職務,就是解放軍總參謀長。在黨、政、軍三個崗位,他當過軍隊的第一把手,而始終沒有當過黨或政府的第一把手,但卻是中國權力最大的一個人。憑藉軍委主席的地位,他可以任意指定或撤換黨的第一把手,甚至隔代指定接班人,在他手裡造就了四個黨的總書記;他可以不經過全國人大發動對外戰爭,不經過全國人大和中央政治局調動幾十萬軍隊到首都鎮壓學生。仔細比較一下,鄧小平的權力比毛澤東還要大。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前受到劉少奇、彭德懷的挑戰,文革中受到林彪的挑戰,但鄧小平卻沒有受到這樣的挑戰。毛澤東以黨領軍,他的第一職務是黨的主席,第二職務是軍委主席,「名正言順」;鄧小平以黨領軍,他的職務祇是軍委主席,「名不正言不順」。所以鄧小平時期的文武關係與其說是黨軍主義,還不如說是禁衛軍主義。

鄧小平致力於軍隊的現代化和專業化建設,客觀上把中國軍隊引上了軍事專業主義的軌道,所以在江胡時期,中國的文武關係雖然從總體上來說是黨軍主義,但黨化色彩已大不如前。共產黨雖然還在嚷嚷「黨絕對領導軍隊」,但它領導軍隊的能力已大不如前,其內部原因是共產黨自身的腐敗與腐朽已不能贏得軍隊的真心擁戴,外部原因是民主潮流的衝擊和軍隊對外交流的增加使軍隊內要求改革的的少壯派逐漸成長、壯大,一批具有軍事專業素質的軍官團已經形成,他們堅守中國軍隊固有的「精忠保國」的軍魂,不再心甘情願地聽從這個老化了的政治團體的使喚。江澤民和胡錦濤理論上是中國形式最完備的最高統治者,他們既是黨的總書記,又是國家主席和雙重的軍委主席,無論毛澤東還是鄧小平都不曾擁有這樣的皇冠。但實事上他們的權力和權威都遠遠不及毛鄧,這放到黨軍主義層面來理解是個悖論,但這正是中國進步的表現。

江澤民真正取得權力是1997年鄧小平死後,其標誌是取得了軍隊的支持。1998年長江抗洪時,一群解放軍士兵在一位中級軍官的帶領下,振臂高呼「向江主席致敬」等口號,使人彷彿回到了毛澤東檢閱紅衛兵時期,這雖然令人反感,但從表面上看江澤民確實得到了軍隊的認同。江澤民得到軍隊的認同,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他的「封將政策」。江剛上任時,為了掌握好軍權,既需要退休將領的支持,也需要逐漸擺脫他們的干預。這方面,鄧小平幫了他的忙。 1992年,在鄧的主謀下,除去了把持軍中勢力的楊尚昆和楊白冰兄弟,同時將劉華清和張震調任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劉、張當時年事已高,處於半退休狀態,但他們在軍中仍然存有影響力。鄧用他們,一方面是為了幫助江,一方面是為了自己在退休後在軍中仍有影響力。

1995年,江調整了兩個中央軍委會副主席,由國防部長遲浩田和總參謀部長張萬年取代劉華清和張震。同時以增加軍事預算,破例提升高級軍官以及公開和近似奉承地視察部隊來建立自己的領導權威。解放軍自1988年恢復軍銜制以來,至今被中央軍委授予上將軍銜、警銜的高級將領已有100多位了。除1988年9月14日鄧小平在世時授予17位高級軍官上將軍銜外,江澤民授銜的上將就快有100位:1993年6月7日授予6位高級軍官上將軍銜; 1994年6月8日,江澤民一口氣冊封19名上將;1995年5月晉陞18位上將;1996年1月23日封了4位;1998年3月27日,晉陞10位高級軍官警官上將軍銜;1999年9月29日晉陞1位;2000年6月21日,晉陞16位高級軍官警官上將軍銜;2002年6月2日,又晉陞7位上將; 2004年6月20日,江給15個軍官警官晉陞上將,包括中央警衛局局長由喜貴。江澤民不僅濫封上將,而且也濫封中將、少將。有資料表時明,從1992年到1997年江澤民共封了530多位將軍,其中1997年10月24日一天就提升了152名將軍。江澤民的封將政策導致中國將軍眨值,成了「蕭山蘿蔔乾」,而他自己卻從中獲利,坐穩了軍委主席這把交椅。當然,他還給胡錦濤帶來了難題。

「軍隊國家化」和「政治民主化」是1945年國共兩黨談判的焦點。國民黨提出,共產黨必須先交出軍隊,才能承認它的合法地位;共產黨提出,必須先實行政治民主化,承認國內各政黨的合法地位,它才能交出軍隊,實行軍隊軍家化。時至今日,這兩個問題仍是中國問題的焦點。從理論上講,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應同步進行:政治民主化是軍隊國家化的前提,軍隊國家化是政治民主化的保障。但中國是個世界上最專制的國家,共產黨不僅獨霸政權,還要「絕對領導」軍隊。如前所述,共產黨絕對領導軍隊不僅沒有法理根據,也不符合社會發展的趨勢。軍隊總體上來屬於右翼保守集團,但最先進的人物往往在軍隊,歷史上改朝換代的動力也往往來自軍隊。晚清政府為了保住搖搖欲墜的統治,建立了新式軍隊,而這支軍隊後來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自鄧小平開始的軍事改革為中國培養了一批具有軍事專業主義傾向的軍官團,這些具有革新思想的少壯派軍官決不會長期接受一個腐朽的老化的政治團體的控制。因此,目前提出並倡導軍隊國家化,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理由如下:

一、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已造成了中國軍隊的嚴重腐敗,驕兵悍將如同晚清的八旗綠營,「鋼鐵長城」變成了「豆腐渣長城」。1998年 11月中旬,中央軍委、中央軍紀委在北京西山召開的軍委生活會上,國防部長遲浩田說:「從94年以來,軍隊所辦經濟實體的資本、收入,有百分之八十被高中級幹部私人挪走,每年軍費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花在高中級幹部吃喝、外游、修建豪華住宅、購買轎車等上面」。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董良駒(據傳是董必武之子)一個人就擁有豪華轎車15輛,在全國名勝之地有豪華別墅9幢,光海南一幢別墅,就有一千多平米,內設私家游泳池。南京軍區有個上尉叫李金芳,成立了一家「宜興中國人民解放軍長城公司」,以優厚的分贓條件,從銀行貸得巨款,他一人就貪污了3億元。江澤民為了討好軍隊上層,縱容軍隊經商、走私,結果「人民軍隊」成了「人民商隊」,軍艦成了走私船,「人民子弟兵」成了海盜,還為分贓發生火拼。據 1998年11月6日中央軍委、軍紀委專題會披露:「在軍隊經營的實體辦移交的過程中,已發生130宗殺人滅口、攜巨款潛逃等惡性案件。其中,湖北省軍區參謀長、遼寧省軍區後勤部辦公室主任、濟南警備區後勤部代部長等人,都已攜巨款逃至海外。」在殺人滅口中,被殺者中官階最大的,是十三軍副軍長崔國棟少將。崔國棟於1998年11月28日坐飛機去西昌,向西昌軍分區後勤部宋副部長索要二千萬。宋副部長掏出手槍來,就把崔副軍長和他的警衛員蔣國民斃了。難怪老將軍洪學智在出席中央召開的老同志座談會時,對軍隊的現狀表示強烈不滿,批評道:「現在軍隊變得這麼消沉、腐敗!我看解放軍先要解決解放自己的隊伍問題,否則還能打大仗、打高科技戰爭、打勝仗?」

二、軍隊內部特權橫行,嚴重不公,許多平民子弟不安心在軍中服務。軍隊本身是個等級森嚴的地方,特權是共產黨的霸權帶來的「特產」,這兩樣東西在中國軍隊「有機結合」,使中國軍隊成了最不公平的地方。當年批判林彪和他的兒子林立果的時侯,我們知道林立果大學畢業後到部隊「鍛練」了半年,就當上了空軍作戰部副部長。其實,豈止是林彪兒子,大部份「太子」都是如此。現在少將以上高階軍職,大部份為太子黨所佔據。平民子弟除非有特別好的運氣和特別出眾的才能,才能混到將軍。我的一些朋友和同學,年輕的時特別崇拜軍人,但他們參軍後就想退伍,當軍官的想早點復員,因為他們忍受不了軍中的不公平。在部隊,調動是最難的。這造成了機關極度臃腫,人滿為患,而基層部隊缺編。機關裡都是領導子弟和有門道的人,而基層都是沒關係沒路子的人。在大機關陞官快,而在基層,干死了也白干。軍官基本上都是本科和大專的,祇要有點本事,回地方後有飯吃,都想走。找關係走,裝病走,被處分了走。有一年,上面說軍官可以按戰士復員,結果許多人申請,嚇得部隊全部停辦。還有的軍官,甚麼都不要就「失蹤」了。

三、軍隊內部出現了要求改革體制,擺脫共產黨控制的呼聲,這代表了相當一部份軍人的心聲。1988年秋冬之間,濟南軍區的一位青年軍官在軍隊的內部刊物上發表了一篇主張軍隊國家化的文章,題目叫《從階級軍隊向共和國軍隊的跨越——試論我軍領導體制的改革》,在軍隊裡引起了很大反響,軍委總政有的人贊成,有的人反對。這篇文章的基調是:軍隊現行的領導體制,「給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軍隊建設帶來許多弊端」,主張「變黨對軍隊的直接領導為國家對軍隊的直接領導」,「把軍隊體制納入國家統一體制」,「實現軍隊國家化」,「黨委領導下的行政首長負責制應逐漸轉變為行政首長負責制」,「軍隊中的黨組織不再是權力機構」。據當時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的幹事長杜光回憶,他曾把該文編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創刊號,後來因反對的聲音太大,他祇好把它從經過三校的創刊號上撤下,準備過一段時間條件成熟時再發表。不久發生了「六四」事件,《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雙月刊夭折,軍隊國家化的聲音也就沉寂下去。2001年,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和總後勤部的一批中下級軍官起草了一份《軍方改革派意見書》,提出了「更新現代化的概念、軍隊國家化、改革傳統的蘇式軍事體制、結束意識形態冷戰、實現大裁軍、發展軍轉民企業,禁止軍人經商、實現文人治軍、平反」六四「,重塑軍人形象、設立國民議會取代人大代表會議、執政者革新思維、主動進行憲政改革,確立民主體制」等建議,據說這份意見書還徵求過軍方高層人士的意見。這份意見書代表了在軍隊內部悄悄流行的軍隊國家化的思潮。

其實,在保守的軍隊上層,也出現了擺脫共產黨「絕對領導」的意向。軍界曾反對各大軍區由地方黨委書記兼任大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並不斷對江澤民施壓。中共十五大後,江澤民果然向軍方屈服,僅由省(區)、直轄市黨委書記兼任省(區)軍區、衛戍區(警備區)第一政委、黨委書記。 2005年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前夕,軍方兩次上書中央,對權、錢提出更高的要求,並向「黨指揮槍」的原則挑戰。第一次是中央軍委委員梁光烈、李繼耐、廖錫龍、陳炳德、喬清晨、張定發、靖志遠等7人聯名向中央軍委提出《軍事國防建設發展工作的意見和建議》,主要內容有:(一)加速軍隊現代化建設步伐。(二)推進中國軍事結構變革,建設信息化軍隊。(三)研製、發展、部署高新技術武器。(四)遏制戰爭、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戰略部署。第二次是在中央軍委第十次擴大會議上,四總三軍22名將軍又在前述7個軍委委員上書的基礎上聯名提出新的建議,其中包含向中共傳統黨指揮槍的原則挑戰的內容:(一)大軍區、省軍區、警備區黨委書記由本軍區、警備區政委擔任;(二)大軍區、省軍區、警備區司令員、政委,參加所在地區黨委班子,任副書記、常委。這個建議特別提出:軍隊建立黨組織制本身,已體現黨的領導和組織架構,沒有必要由地方黨委書記兼軍區、警備區黨委書記。也就是說軍隊想自己成為一個獨立王國,頭上不要任何婆婆。據《看中國》網站今年2月23日報導,新年前夕,李德生、楊白冰、廖漢生、蕭克、呂正操、張震、洪學智、遲浩田、張萬年、趙南起、張廷發等11名前中共老將軍聯署寫給胡錦濤一封信,指出黨政軍腐敗嚴重,呼籲胡錦濤要體現共產黨人的膽略,敢冒政治風險,敢迎戰各種舊意識的挑戰,改造黨,以法治國。聯署信中的意見,集中為四點:(一)軍隊受到社會腐敗、沒落意識的侵蝕,已經相當普遍、嚴重,部隊的懶、散、亂、軟、沉,亟待解決;(二)地方黨政部門、幹部隊伍的腐敗濫權和民怨民憤情況,遠比簡報中的報導更為嚴重,實際上已發生管治危機和喪失了管治的社會基礎;(三)問題的要害,是黨對腐敗的嚴重性,長期掉以輕心,形成了今天的局面;(四)當務之急是改革黨、改造黨、建設黨,全面落實以民為本、以法治國。將軍們的頻頻上書,使人想起去年4月和7月劉亞洲和朱成虎兩位將軍的「放言」。這一切說明:軍心不穩,軍心思變,而所有的怨氣都集中在共產黨這個「婆婆」身上,都集中在「黨絕對領導軍隊」這個緊箍咒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把整個軍隊的運作置於重重黑幕的籠罩之中,使軍事政變更容易醞釀。祇有實現軍隊國家化,把它放在政府和議會的嚴格管理和監督之下,才可能避免那個不幸的前景。

江澤民靠封將換取軍隊上層的支持,胡錦濤靠甚麼?中國軍隊的上將已被江澤民封完了,上將已沒有人希罕了。胡錦濤現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取消共產黨對軍隊的管制,實行軍隊國家化。台灣的中華民國已實現了軍警國家化,陳水扁總統認為這是他最大的成就,也是歷史對他的最滿意、最欣慰的報酬。是的,陳水扁先生將以實現軍警國家化對國家的貢獻而留名青史,胡錦濤何不向陳先生學習呢?誠如是,功莫大焉。@(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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