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與懷:一個天才青年的悲劇

何與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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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2日訊】沈元,也許和人們所說的文革中被害的烈士如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王申酉等人有所不同,但是他悲慘無助的命運使我心情異樣沉痛。

1970年4月18日,沈元在北京被槍決。北京市「公檢法」(公安、檢察院、法院簡稱,「文革」時合併為一,由軍隊管制)軍事管制委員會簽發了一份佈告,行文如下:

「現行反革命叛國犯沈元,男,三十二歲,浙江省人,偽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沈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大造反革命輿論,並企圖叛國投敵,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妝成黑人,闖入了外國駐華使館,散佈大量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誣衊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化妝成黑人?闖入外國駐華使館?這種做法在那樣的年代裡實在太愚蠢,太戲劇化、太無成功可能、太讓人匪夷所思了。但這的確是真的。那一天,沈元買了盒黑色鞋油,塗抹在臉上身上假扮成黑人,進了某大使館。他欲申請政治避難,請求他們幫助他離開中國,誰知該使館轉手就把他交給了中國政府。沈元身處社會的最低層,沒有任何情報可出賣,兩手空空,一無所有,只是為保命逃來,有何價值?豈能被收留?而且對方又如何承擔得起外交風波?而在沈元方面,要重判,至少要有出賣情報之類的證據,這是司法常識,可是這絲毫也沒有減輕他的罪過。這是「叛國投敵」,當然是「罪該萬死」。

沈元註定要命喪黃泉更因為他又踫到1970年1月31日毛澤東批示「照辦」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打擊反革命活動的指示〉——碰到「嚴打」,即根據政治的需要不時以運動的方式特別「從快從嚴」懲辦某些特定的「罪犯」。這份編號為〈中發〔1970〕4號〉檔指示說:

「蘇修正在加緊勾結美帝,陰謀對我發動侵略戰爭;國內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機蠢動,遙相呼應,這是當前階級鬥爭中值得注意的新動向。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圖仰賴帝、修、反的武力,復辟他們失去的天堂,加緊進行破壞活動。有的散佈戰爭恐怖,造謠惑眾;有的盜竊國家機密,為敵效勞;有的趁機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聯,陰謀暴亂;有的貪汙盜竊,投機倒把,破壞社會主義經濟;有的破壞插隊、下放,這些人雖然是一小撮,但無惡不做,危害很大。」

於是,羸弱書生沈元也被列入「無惡不做,危害很大」之徒,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一個月之後,死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

為什麼沈元這樣顯露十足書呆氣的一介書生,竟然會破釜沉舟地選擇裝扮成黑人、逃入外國使館的這條不歸路呢?這應該是一個很淺白的問題,但我們還是要追問,而且要年年追問!餘傑評論這個幾乎四十年前的事件時,想到今天中國大陸許多人也饒有興趣的「行為藝術」,說,如果說這是一種「行為藝術」的話,它足以讓今天中國所有的行為藝術家們都瞠目結舌、並甘拜下風。當然,這種性命攸關的事,絕不是藝術靈感衝動的結果!誰都可以想像得出,沈元在作出這一決定之前,其靈魂深處一定經歷了痛苦的掙紮!況且沈元是這麼一個人——從他一向的言行可知,他對中國的同胞、中國的土地、中國的文明和中國的歷史充滿深沉的愛,充滿單純的愛。

當時,沈元實在是被鬥得受不了,實在是走逃無路了。他剛結婚不久,小兩口日子剛剛開始。夫人是他的表妹,生得美麗,既純潔又賢慧,與他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他們寄居在親戚家,紅衛兵運動一來,他倆被掃地出門,逼得到處躲藏,工作單位也不接納,小兩口連棲身之地也找不到。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顧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個「反革命」呢?那種被親朋故舊拋棄的痛苦,那呼天天不靈、呼地地不應的絕望,是沒有經歷過「文革」恐怖的人所難以體會的。螻蟻尚且要惜生,又何況是一個有靈性的年青生命!只要有一點點出路,只要有一星星希望,沈元又何嘗愚蠢到要走上這一條幾乎註定的死路?!

讓我們從沈元曾經有過的興奮的時刻說起。

1956年,年輕的沈元以當年高考文史類全國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北京大學歷史系。在全國這麼多的考生中脫穎而出,獨佔鰲頭,這可是了不起的事情。沈元是天才加上勤奮。在北大學習期間,如他在給老師的信中所言:他幾無片刻休息。大批的參考書要看,要做摘錄。每次課一完就跑到圖書館去,每餐之後也盡速趕去等館門之開,否則搶不到座位。「我們進了圖書館,正像餓牛進入水草地」,他這個比喻形象生動地再現了他當年學習生活的情景。

就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勤勤奮奮當一名學生時,書生氣的沈元竟因一個不幸的舉動,觸犯天條,遭受滅頂之災——他出於好奇心,也因為並具的聰慧和幼稚所累,竟翻譯並議論了赫魯曉夫反史達林的秘密報告。於是,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他被定為極右分子,翌年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勞動改造三年。

1961年,「摘帽」(摘去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之後,沈元回到北京。幸好當時沈元有高級知識分子的姑母姑父特別疼他,允許他住到他們在北京東城的家裡。也是沈元特別與眾不同之處——他閉門讀書,兩耳不聞窗外事,潛心研究歷史,居然做出人們意想不到的成績。

1962年,沈元在北京學術刊物《歷史研究》第三期上發表了一篇對漢代兒童啟蒙讀物《急就篇》進行社會文化研究的學術論文——〈論漢史遊的《急就篇》〉。內行人評說,這篇文章展現了作者對史學、文字學和音韻學的深厚功底和新穎的視角,這在言必稱階級鬥爭的論調中是一縷春風,使人耳目一新;該文從經濟生活來分析社會思想,也頗具歷史唯物主義的特色。無論從國學或馬克思主義史學來考察都是一篇佳作。一些老學者對該文備加稱讚,復旦大學的周予同一說起沈元就眉飛色舞,興奮不已;郭沫若甚至讚歎說:「這樣的文章我也寫不出。」

沈元是姑母推薦給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劉導生的。劉主管近代史所,又把沈元推薦到歷史學家黎澍的門下。正是經劉導生推薦,經黎澍、劉大年兩位學者肯定,〈論漢史遊的《急就篇》〉得以在《歷史研究》發表。接著,沈元以其數十萬字的歷史學論文被黎澍看中,破格調入社科部近代史研究所。劉導生和黎澍都是愛惜人才的有膽識的領導;最主要的還因為那時正值三年困難的調整時期,毛澤東的極左做法多少受到非議,一時比較收斂,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相對寬鬆了一些。不然,按那時的人事常規,一個被開除的右派學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調進最高的研究機構的。

沈元來所不久,1963年第一期《歷史研究》又發表他的〈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革命〉長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報》用一整版刊載他〈論洪秀全〉一文(即是前文的壓縮轉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人民日報》從未以這樣大的版面刊載學術文章。沈元得此優遇,博得滿堂喝彩。沈元的文章還不單受到學術界重視,也得到了北京市委書記鄧拓的賞識。於是在學術界引起了轟動。一時間從南到北的學者,人人爭說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說。一時間,走沈元的路似乎得到了上面的肯定,沈元的命運似乎有了轉機。

當時知情人知道,所謂「轉機」背後有殺機。這「沈元道路」的說法來自北京大學,其時北大歷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報刊這樣發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揚「白專」道路(即不是毛澤東提倡的「又紅又專」),對抗黨的教育方針。可這「沈元道路」的說法一傳開,反響強烈。周予同在課堂上聲稱他「舉雙手贊成沈元道路」。黎澍說:「近代史研究要有十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觀。」但是由於有濁流翻滾,有關領導不得不建議沈元不用本名而用筆名發表文章。

可是,有些人得知沈元還用筆名發文後,仍然不依不饒,又再次告狀,甚至聯名告到毛澤東那裡,指責《歷史研究》主編黎澍「吹捧右派」(脫帽右派還是右派),一直到毛的秘書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中宣部也發下指示「要注意影響」、再也不讓沈元發表文章為止。

1966年「文革」爆發,沈元被列入要打倒的「歷史學界十大權威」之一。他這個「權威」是其中最為年輕的了,當時才二十八歲,同一名單中的歷史學家們都是他的老師輩。此後一年多時間裡,沈元被連續批鬥陪鬥,慘遭各種侮辱,喪失了全部人格尊嚴,在走投無路之下,發生了前文所說的事件。

沈元根本不是犯了什麼滔天大罪。被捕之後,夫人仍抱著企望。她對一起挖防空洞(當時全民挖洞,落實毛澤東關於「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勞動的老大媽說:「我決心再等他個七年八年,總會出來團聚的。」沒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開群眾宣判大會,在大會上沈元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臺,並被宣佈以叛國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在萬眾口號齊呼之下,沈元這位夫人也是表妹當場暈了過去。

文革結束以後,終於有了一張帶有尾巴的平反通知書。此時此刻,沈元堅強的母親在兒子死後第一次放聲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紙,不要紙啊!我送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聰明絕頂、才華橫溢的兒子,為什麼現在還給我一張紙?我要人啊!我要人啊!」可是,母親再也要不來兒子了——兒子被另一位抽象的「母親」殺死了。

關於沈元之死,可說的可以很多很多。沈元這個上海人,出身書香門第,一個戴著一副近視眼鏡、身體孱弱、面皮白淨的書生,靦腆少語,循規蹈矩,從來沒有得罪任何人,也沒有傷害過任何人,只默默地做一份應職的工作。他即使在獄中,據昔日獄友們回憶,人緣也非常好。「自己病成那樣,還把有限的口糧分給別人吃。」「他很安詳,有修養有學問,很受尊敬。」但是這麼一個沈元,早在「文革」之前,已為許多人所嫉妒所追堵所不容。他與那些人無冤無仇,他們何以這樣咄咄逼人?在狼煙四起、遍地烽火的文革年代,他更是可憐巴巴地孤立無助,一步步被逼上絕路。沈元被捕後,他的案例交給科學院各研究所的同事討論時,沒有一個人敢於站出來幫他說一句話,哪怕說一句死刑緩辦的也沒有。也許有人還覺得沈元就是可笑之至,甚至是「罪有應得」。

這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傷痛、悲哀和恥辱。

劉再復在〈面對高潔的亡靈〉一文中,痛切地解剖自己的靈魂: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記得沈元的名字,記得這一個年青傑出學者被活埋、被毀滅的悲劇故事。……在想起他的悲劇時,我首先想到他在過去那些荒誕歲月裡,自己也曾發過瘋,也振振有詞地批判過『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也唯恐落後地和『沈元之流』劃清界線甚至加入聲討他們的行列。我真的感到自己參與創造一個錯誤的時代,真的感到自己也是謀殺沈元的共謀。」

人們明白了,暴政可以是雙重的,不僅有獨裁政權的暴力專政,為獨裁政權所愚昧的民眾也可推波助瀾施加多數暴政。人性的卑鄙,制度的罪惡,沈元案件提供了一個令人萬分悲憤的標本。

(後記:本文為筆者長文〈他們讓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祭「文革」中慘遭殺害的思想者〉的一部分,初稿於2006年5月文革發動四十週年之際。有一段前言,見前文〈中國的馬丁.路德.金〉。)

轉自《天益》(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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