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Crichton:為什麼有政治立場的科學是危險的

Michael Crichton 翻譯:洪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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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3日訊】請想像一個新的科學理論,它警告一個即將發生的危險並指出一個解決的方法。

這個理論很快就得到全世界許多著名的科學家、政治家和名流的支持。傑出的慈善家出錢支持研究,並在數一數二的大學中執行:媒體不斷的報導這個危機,高中和大學的教室裡教導著這個科學。   

在這裡,我講的並不是全球暖化。我指的是一世紀前快速崛起並升到頂點的另一個理論。

支持這個理論的有老羅斯福總統、威爾遜總統及英國首相邱吉爾。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荷姆斯和布朗代斯贊同它,布朗代斯做出偏向這個理論的判決。支持它的名人包括發明電話的貝爾、主張節育的仙額夫人、植物學家波班克、史丹佛大學的創辦人史丹佛、小說家威爾斯、劇作家蕭伯納,以及幾百個名流。諾貝爾得主支持它,卡內基和洛克斐爾基金會都出錢支持這個研究。冷泉港研究院是為了做這些研究而成立的,但是重要的研究都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史丹佛和約翰霍浦金斯大學內進行。關於它的法律提案全數通過,從紐約一路到加州。   

這些研究得到了國家科學院,美國醫學學會及國家研究委員會的支持。有人說,如果上帝還活著,祂也會支持。

整個來說,有半個世紀的時間,研究、立法和公共意見都圍著它轉。那些反對這個理論的人都被壓制下去,叫他們反動份子,保守主義者說他們看不見現實,根本就是無知。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更令人驚奇的是竟然只有那麼少人反對。

今天,我們知道這個當時得到那麼多支持的著名理論其實是偽科學,他們高喊的危機其實不存在的,而藉這個理論的名一所採取的行動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是錯的。這個理論導致幾百萬人的死亡。

這個理論就是優生學,它的歷史是這麼的可厭,對當時捲入的人是這麼的難堪,所以現在很少人再提到它。但這個故事應該讓所有的人民知道,這個可怕的歷史才不會重演。

這個優生學的理論是說人類面臨基因退化的危機,最優秀的人類繁殖得沒有低等的人類快—那些外國人、移民、猶太人、殘障、不適應的人及精神耗弱者。法蘭西斯.高頓,一位受人尊敬的英國科學家,第一次涉足了這個領域,做了一些臆測,但是他的話被人過度引用遠超過他本來的意思。它被喜愛科學的美國人採用,還有那些對科學沒有興趣,但是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他們很擔心二十世紀初大量湧進的移民所帶來低等的基因會危害人類基因群,這些移民被稱為「危險的人類害蟲」,被認為是一波波白癡低能浪頭的升高,他們污染了最好的人類種族。

優生學家和反對移民的人聯手起來阻止這個危機的發生。這個計劃是找出那些心智耗弱者—猶太人廣泛的認為是心智耗弱的,還有外國人以及黑人—阻止他們生育,把他們隔離在教養院中或是強迫結紮。就如仙額夫人說的:「養一無是處的人來危害好的人是非常殘忍的事……沒有什麼比允許白癡低能的人增加人口更大的詛咒了。」她說到「照顧這些人類殘渣廢物的致命負擔」。

威爾斯也非常贊同這個看法,他認為這些人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一群次等公民」。老羅斯福總統說「不應該允許這些人類繁殖而使社會衰微」。波班克說「停止允許犯罪和耗弱者生殖」。蕭伯納說只有優生學可以拯救人類。

在這個運動裡有很顯著的種族歧視,這個歧視觀點更因《有色人種與世界最優白人對立的趨勢上升》(The Rising Tide of Color Against White World Supremacy )這種書的流傳更激化(此書作者為美國的史多大)。但是在當時,種族歧視被認為是達到目標的手段,為了改進人類未來的必要手段。正是這種前衛的看法,吸引了當時最自由和最先進的人。加州是二十九個通過強制結紮的州之ㄧ,也是做最多結紮手術的州。

優生學研究是卡內基基金會支持的,後來由洛克斐勒基金會支持,後者對優生學的熱中甚至把優生學中心搬移至德國,而且與精神病院設立毒氣室有關。洛克斐勒基金會全力支持德國的研究(這個基金會一直到一九三九年二次大戰爆發前幾個月,都還在支持德國研究)。

自從一九二O年代起,美國的優生學家就很嫉妒,因為德國將這個運動的領導權從他們手中奪了過去。別人都很羨慕德國的進步,他們設立一個從外觀上看起來不顯眼的房子,精神有缺陷的一一被帶進來詢問,然後被帶到後面其實是毒氣室的房間,用一氧化碳毒死,屍體送到房子旁邊的焚化爐。這個計劃最後擴大為集中營,所有的集中營都蓋在鐵路旁邊以利運輸。德國一共謀殺了一千萬他們不要的人民。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沒有人再是優生學家了,也沒有人曾經是個優生學家。名人的傳記都將這一段省略跳過去,大學課堂裡不再教優生學,雖然有人認為它還是存在,只是用偽裝的方式準備隨時借屍還魂。

現在回頭看,有三點特別突出:第一,雖然建立了冷泉港實驗室,雖然大學和律師都很努力尋找,但是優生學沒有任何科學基礎。事實上,當時沒有一個人知道基因是什麼。這個運動會盛行主要是它的名詞都很模糊,從來沒有確切的定義。什麼叫耗弱的心智(feeble-mindedness)?它可以從貧窮至文盲到癲癇;同樣地,沒人清楚的定義什麼叫「退化」(degenerate)和「不適應」(unfit)。

第二,優生學其實是一個偽裝為科學計劃的社會計劃,背後的趨動力其實是移民和種族歧視。社區的人不要他們不想要的人移進他們社區或國家。饃糊的定義在一次幫助背後動機的隱藏和掩護,使人們看不見真正的目的。

第三,也是最令人難過的,美國和德國的科學家沒有人站出來講話;相反的,德國科學家立刻加入這個計劃協助執行。現代德國研究者開始回頭檢視一九三O年代納粹的文件,他們期待會看到指示科學家該怎麼做出他們要的研究的命令,但是沒有找到。因為它完全不需要命令,根據戴克曼的話:「科學家,包括那些不是納粹黨員的科學家……直接與國家合作,這些科學家主動配合納粹的種族政策,研究的目標在於肯定種族差異的教條……沒有找到外來壓力的文件。」德國科學家改變他們的研究興趣來配合新的政策,而少數不肯配合的就失蹤了。

第二個採取政治立場的科學家實例,跟上面的很不相同,但是它也說明了政府意識形態控制科學成果的危險,以及媒體提倡錯誤觀念的可怕。賴森科是一個自我宣傳、自我膨脹的農民,他宣稱解決了「農田和肥料問題而不必動用到肥料和礦物質」。一九二八年他宣稱他發明了一種方式,將種子泡水後冰藏可以增加作物產量。

賴森科的方法從來沒有經過嚴格的科學檢驗,但是它的宣稱卻帶來了拉馬克學說的復甦。在當時全世界都在擁抱孟德爾的遺傳定律學說時,史達林卻對拉馬克的演化理論情有獨鍾,因為它暗示一個不受遺傳規範的未來。史達林同時也想增加農作物的收成,俄國當時的農民都吃不飽,賴森科的說法滿足了史達林的兩項要求,所以他就變成俄國媒體寵兒,媒體到處去找可以發明革命性技術的聰明農民,在電視上廣為宣傳。賴森科被塑造成英雄、天才,而他也盡量利用他的名人身份獲利。他打擊對手的技巧非常高明,他利用農民問卷來證明他的種子冷藏法是有效的,所以就避開了直接的測試。他利用國家對他重用的趨勢爬的非常快,到了一九三七年,他已經是最高蘇維埃的一員。到那個時候,賴森科和他的理論已經壟斷了蘇聯的生物學。結果是大饑荒,餓死了幾百萬的蘇聯人民。整肅將數百名持反對意見的蘇聯科學家送進了勞改營或交刑隊處決。賴森科積極的攻擊遺傳學家,一九四八年,遺傳學被宣佈為「資產階級的偽科學」。雖然賴森科的理論沒有任何的科學根據,他卻控制了俄國的科學研究三十年。賴森科主義在一九六O年代死亡,但直到現在俄國的生物學還沒有從那次災害中復原。

現在我們正熱中於一個很偉大的新理論,同樣的,它也得到世界上眾多政治家、科學家、名流的支持。同樣的,這個理論也是大基金會在支持、在宣傳。同樣的,這些研究也再全國數一數二的大學中執行。同樣的,立法也通過,社會也以科學的名義在推動這件事。同樣的,批評的聲音很少,批評者都被嚴厲的對付。

同樣的,基於很少的事實或科學根據,它正被大肆鼓吹。同樣的,有別的目的的團體躲再這個看起來義正辭嚴的運動後面。同樣的,道德的崇高被用來當作極端手段的理由。同樣的,有人因此而受傷害被拋在一邊也不予理會,因為抽像的主義比任何人類的痛苦更崇高。同樣的,模糊的名詞如永續性 (sustainability)和世代正義(generational justice)都沒有一個大家同意的定義,這些名詞現在被用來服務一個新的危機。

我並不是說全球暖化和優生學一樣,但是他們的相似性絕對不僅止於表面。我認為開放和坦白討論資料的行為是被壓抑的。著名的科學期刊的主編都明顯的表明他們支持全球暖化,我認為他們完全不應該這樣做。在這種情況下,任何科學家即使有懷疑也知道最好不要出聲。這個學術壓迫的一個證據在於,所有出面反對全球暖化的科學家都是退休的教授。這些人已經不再申請研究經費,也不再需要面對那些同事—他們的陞遷或專案的申請可能會因自己出聲批評而受延誤或阻礙。

--轉自:《麥可的思樂冰》,2007-09-07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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