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1日訊】發掘口述史材料、做口述史研究是要有一點運氣的。有兩個比喻可以說明這大概是一種什麼樣的「運氣」。一個是刻舟求劍，另一個是燈下尋物。一個人在船上把劍掉到河裡，在船上劃了一道印子，希望能在船停下的時候，按照這道印子在河裡撈回失劍。另一個人在黑夜裡丟了物件，在有路燈光的地方來回尋找。有人問，你為什麼老在這個地方轉來轉去。他說，因為這裡是唯一有光亮可能看見遺物的地方。刻舟求劍和燈下尋物的二位，一位肯定找不到失劍，另一位極可能找不到遺物。但是，如果他們運氣好，正因為他們留意去找了，他們也許能找到失物之外的東西，比失劍或遺物更有價值也說不定。
做口述史研究的也許會先跑檔案館或圖書館，因為那裡是有燈光的地方。他也可能先找尋著名歷史人物的後代，那些已經故去的著名人物乃是歷史長河上行舟的刻痕。但是，除非做口述史的有一點運氣，他用這兩個方法所做的搜尋未必會給他帶來實質性的結果。《耳語者：斯大林俄國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下稱《耳語者》)的作者費格斯(Orlando Figes)是一個有「運氣」的人，他在書的後記中說，要不是因為運氣，他根本不可能寫成這本書。但是，不管他的運氣多好，要不是因為他是一個肯花心思尋找的人，他照樣做不成他想要做的口述史。
費格斯的「運氣」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費格斯還是一個研究生，他到莫斯科去做關於蘇聯革命和內戰的歷史研究，很想能找到對這段時期有直接回憶的人。他認識了一個叫澤尼婭 (Zhenia Golovnia)的女子。澤尼婭的母親奧克沙娜對費格斯講了一些她家在二十和三十年代的往事，並把他介紹給十來位「出生在和平年代」，也就是一次大戰之前的朋友，大多是些上了年紀的老太太。費格斯拜訪了她們，但他那次運氣不太好。這些老太太有的在蘇聯內戰時年紀太小，什麼也記不得了，有的對斯大林時期的蘇聯仍然心有餘悸，就是記得什麼，也不敢深談。費格斯沒有找到他想要尋找的東西，但卻在尋找過程中得到了一個意外的收穫。他發現，那些保留在普通人家庭中的記憶與蘇聯官方的歷史敘述很不相同。
一九九一年，費格斯再次思考有沒有在蘇聯做革命和內戰時期口述史的可能。這一次，他的運氣來了，主要是有了天時之利。一九八九年蘇聯政體變更之後，一下子湧現了一大批對斯大林式極權統治下生活的回憶錄。費格斯下意識地感覺到，並不是能回憶的人都已經在積極回憶，許多人還在觀望。他們害怕斯大林式的統治死灰復燃，找他們秋後算賬。現在回想起來，九十年代初確實是可以做蘇聯口述史的黃金時期，隨著普京時代的威權主義回潮，許多俄國人又恢復了他們沉默不語的老習慣。九十年代，那些湧現於後蘇聯初期的個人回憶很多談的是人們如何受到壓迫和迫害，遭受了什麼懲罰，又如何平反。這些回憶很少觸及人的內心深層傷害、親人好友間的背叛和出賣、破碎的人性和人情，而恰恰是這些深層傷害，徹底而持久地塑造了斯大林式統治下人民的國民性。
又過了十年。二○○二年當費格斯再次回到他的口述史計劃時，他覺得已經有點晚了。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時進入成年的那一代蘇聯人已經老了，這讓費格斯感覺到時間的緊迫。要通過普通家庭和個人的內心生活去瞭解斯大林時期的統治，這已經是他最後的機會。他為《耳語者》而採訪、接觸的人們，平均年齡是八十歲。從二○○二年開始，到二○○七年做成《耳語者》這部口述史之前，至少有二十七位(大約佔他訪談人總數的6%)已經逝去。
費格斯的口述史搜尋開始時很像是前面提到的「燈下尋物」。他尋找材料的場所是國家和公共檔案館，他希望能在那裡找到一些有關家庭生活的私人書寫，再追尋這些線索找到那些把書寫材料捐獻給檔案館的人們。費格斯的尋找令他非常失望，「在信件、筆記、日記、回憶錄堆裡的漫長尋找最終沒有什麼收穫，書寫的材料往往字跡潦草、難以閱讀，就算找到了一些零零碎碎有用的東西，也很難從中得出什麼結論。這些檔案館材料幾乎沒有一點是最後用到《耳語者》中的」。
在檔案館尋找資料的同時，費格斯也走訪了一些有關係的人家，聽他們講述斯大林時期的故事，並詢問是否有私人材料可以提供給他的口述史。這些接受訪談者朋友傳朋友，竟然成為費格斯研究工作最有效的方式。受訪者的熱情超過了費格斯的預期，他們給他帶來了各種各樣的家庭回憶、信件、筆記和其他寶貴材料(有的想把這些材料賣給他)。費格斯的許多俄國朋友和助手更是為他聯絡關係和收集、整理材料，幫助他做成了一個外來研究者幾乎不可能做成的事情。
他最早的那位俄國朋友澤尼婭是一位電影工作者，她不僅把自己的家庭材料提供給費格斯，而且還把她為自己電影收集的材料與費格斯分享。這些材料包括她採訪前勞改營犯人和看管時收集的訪談和文件。更為重要的是，澤尼婭介紹費格斯認識了亞歷克賽·西蒙諾夫。亞歷克賽是電影導演，也是著名蘇聯作家康斯坦丁· 西蒙諾夫的兒子，更是一個積極爭取人權和新聞自由的社會活動家，一九九九年擔任莫斯科捍衛公開透明基金會的主席。康斯坦丁·西蒙諾夫的個人往事成為《耳語者》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部分，因為亞歷克賽提供了特別詳盡豐富的材料。這也讓我們看到了口述史要靠一點什麼樣的「運氣」。找人要找得巧，找到的人不僅要知情，記得許多往事，而且還要有講出來的意願和能力。
亞歷克賽·西蒙諾夫為費格斯開啟了他父親極為豐富的檔案材料，許多私人材料都是從未向研究者公開過的，有的材料是康斯坦丁·西蒙諾夫的家人都不知道的。這些材料給西蒙諾夫家庭成員帶來了非常痛苦的回憶，因此，二○○五年十月，監管委員會決定在二○二五年之前不再開放此檔案的材料。
從亞歷克賽那裡，費格斯還瞭解到亞歷克賽的母親澤尼婭·拉斯金娜(Zhenia Laskina)家的許多事情。這些事情都是康斯坦丁·西蒙諾夫的正式傳記中完全不曾提及的。拉斯金娜是康斯坦丁·西蒙諾夫的第二位夫人，猶太人。康斯坦丁拋棄拉斯金娜，瘋狂追求女明星謝羅娃（他在「二戰」時最有名的詩篇《等著我吧……》就是為她寫作的)，並在「二戰」後斯大林反猶時期(一九四六——一九五三)對拉斯金家人的困境置之不理。亞歷克賽在母親於一九九二年去世後，寫了一部回憶他父母的回憶錄，收集了拉斯金娜家族的豐富材料，正是這些材料幫助費格斯從口述史的角度為讀者描述和再現了康斯坦丁·西蒙諾夫這個歷史人物的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耳語者和隱秘的歷史
在俄語中，「耳語者」有兩個意思，第一個意思是指出於恐懼和被人偷聽而壓低了聲音，第二個意思是指在別人背後竊竊私語地告密，耳語成為斯大林時代日常生活的特徵，整個蘇聯社會都變成了這個或那個意義上的「耳語者」。
《耳語者》是一部揭示普通蘇聯人在家庭中隱秘想法的歷史。這部歷史是在零零碎碎的口述中構建起來的，因此不可能呈現一個完美的、有始有終的結構。這些零零碎碎的口述具有拼貼畫那樣聚零為整的揭示作用，「把它們放在一起，便可以從中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那就是普通蘇聯公民生活在斯大林專制下的內心世界」。這是《耳語者》與許多關於斯大林殘酷統治歷史不同的著作：「許多(歷史)著作都是描述恐怖的外部現象——逮捕、判刑、古拉格式的囚禁和殺害，而《耳語者》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統治下個人或家庭生活的著作。在斯大林統治下，在擁擠的共同公寓中……一家人擠在幾個或者一個房間裡，隔牆就能聽到別人說話，這時候過的是一種怎樣的私人生活?當國家把法律、監視和意識形態控制的觸角伸向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時，所謂的私人生活指的又是什麼?」
成千上萬的普通蘇聯人過著一種「雙重生活」。他們一方面覺得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對蘇聯制度有離異感，一方面又努力自我調節，在這個制度中找一個安身立命之地。許多個人儘管家庭成員中有的飽受迫害，但自己仍然努力進步，爭取入黨、入團。在對待家庭中的「人民敵人」時，普通的蘇聯人在信任他們所愛的人和相信他們所怕的政府之間經受了各種內心掙扎和道德煎熬。他們有的痛苦，有的麻木。「在斯大林統治的道德真空中，人要怎樣才能保持人的感覺和感情呢?那些塑造成百萬人生活的是怎樣的生存策略呢?是沉默、謊言、友誼和背叛，還是道德妥協和曲意迎合?」
經歷了斯大林恐怖統治的蘇聯，幾乎沒有家庭不留下它的印痕。據保守估計，從斯大林獲得黨領導權的一九二八年到他去世的一九五三年，大約有兩千五百萬人受到過政治迫害。這兩千五百萬人中，有的被槍決，有的成為古拉格的囚犯、特殊圈禁處的「富農」罪犯，有的成為無數勞改營地的奴工。他們佔了蘇聯人口的八分之一(一九四一年的蘇聯人口大約是兩億)，平均每一點五個家庭就有一個「人民的敵人」。這還不包括在大饑荒和戰爭中喪生的人們。這些直接受害者的家屬數以千萬計，他們的生活充滿了恐懼、偽裝和絕望，他們不顧一切地向斯大林表現忠誠，爭取按他的意志做蘇聯的「好公民」。
斯大林去世的時候，「留下了延綿不斷沉默而順從的人民」。斯大林時期的恐怖和暴力統治成功地建立了一個以絕大多數人的沉默、謊言、順從、道德妥協、曲意奉承為特色的生活秩序。赫魯曉夫時期的「解凍」改變了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但並沒有改變斯大林的制度。蘇聯社會的上空依然徘徊著斯大林的幽靈。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匱乏、冷漠被動、恐懼隔閡、背叛、出賣、孤獨無助、專制制度下的唯命是從、個人責任不清，在後斯大林時代的蘇聯依然如故。這樣的人民，他們的個人遭遇無法形成文字記錄，更無法相互交流，只能掩埋在孤寂的心靈深處。
如何進入這種沉默、封鎖、幽閉的心靈，便成為歷史學家的難題。歷史學家們對斯大林主義蘇聯這樣的極權國家研究總是把重點放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以及一般「群眾」運動或集體經歷等「公共」方面。這樣的歷史研究即便涉及一些個人，往往也是作為公共領域中人，而不是作為私人生活或家庭中人。這一侷限與歷史學家所能接觸的歷史材料有直接的關係。在蘇聯和共產黨的檔案館裡，大多數的「個人材料」都是關於「知名人士」和他們的家人，都是經過仔細挑選的。把個人材料放進公家檔案一般都有功利的目的。這些材料說的是別人能夠看得見的事情，擺出的則是一本正經的面孔。費格斯在口述史研究初期，在檔案館裡翻閱的幾千份私人材料中，能夠對瞭解家庭和個人內心世界有用的寥寥無幾。
回憶錄和日記
口述史是一種記憶，一種歷史追溯。個人和家庭生活的圖景是一種相當特殊的口述史。對這種口述史來說，現有的個人記憶和個人歷史記敘未必能有直接的助益。費格斯著重提到了兩種個人性記憶形式與口述史的關係，一種是「回憶錄」，另一種是「日記」。對口述史來說，日記要比回憶錄有用一些。蘇聯國內的意識形態控制和國際間「冷戰」模式的意識形態對立影響著出自蘇聯人筆下的回憶錄的寫作形式和內容特徵。一九九一年以前，在蘇聯出版或由檔案館收藏的回憶錄，除了一九八五年後出版和新聞開放期間的一些作品之外，很少有涉及私人和家庭生活的。
一般回憶錄都是以公共性「大事件」為脈絡或主線結構，而私人思想和感覺只是在與這些「大事件」有直接聯繫時，才偶爾有機會進入回憶錄敘述。因此，回憶錄對許多讀者的「歷史價值」在於，它偶爾提供一些官方史所不提及或刻意隱去的「細節事實」，而這些細節事實則也是因為對「大事件」有說明作用才受重視。
移居或流亡在西方的蘇聯知識分子寫過一些回憶錄，目的往往是向世界揭露斯大林統治下蘇聯人的生活狀況。從「冷戰」高潮期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西方讀者關於斯大林統治的認識多半來自蘇聯知識分子所提供的回憶敘述。這類敘述著重表現人在逆境下頑強存活和嚮往精神自由。這種以精神自由抵抗專制統治的道德決心在一九九一年以後則作為「民主戰勝專制」的序曲而更成為許多別的回憶錄所不斷重複的主題。這一類回憶錄往往也是跟著「大事件」在走。
三十和四十年代，很少有蘇聯人記日記，記日記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如果誰被逮捕了，第一個被沒收的就是私人日記，日記中的材料，流露的思想和感情可以被解釋或穿鑿附會為置人於死地的罪名。即使是那些記日記的人，寫的也大多是流水賬。在蘇聯時代出版的基本上全是知識分子的日記，這些日記用詞謹慎，四平八穩。一九九一年以後，更多的日記浮出了水面，包括社會中、下層人士的日記，主要是通過莫斯科人民檔案館的幫助。總體來說，斯大林時代的日記非常少(當然前克格勃檔案中肯定還有尚不為人所知的)。現有日記的普遍問題是「蘇聯式套話」。這種語言現象在喬治·奧維爾的《一九八四》中有生動描述的「新說法」(Newspeak)。蘇聯制度的維持離不開它的意識形態和程式化語言。它使得絕大多數人沒法在這種語言之外形成和表述思想，而這種語言中的思想和感情則可以自動地與統治權力的意志保持一致。由於絕大部分日記的「蘇聯腔」，「在不知道作者為什麼這麼說(是出於恐懼，還是出於信仰或時尚)的情況下，(歷史學家)很難對日記做出解釋」。
蘇聯國民性的心靈實錄
近年來，一些歷史學家相當關心「蘇聯國民性」問題，他們從文學和私人寫作文本(尤其是日記)中觀察極權專制統治意識形態如何宰制和塑造普通蘇聯人的內心生活。他們的發現除了令人想起奧維爾的《一九八四》，還令人想起德國語文學家克萊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國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中對希特勒納粹意識形態語言的分析。費格斯在《耳語者》中所涉及的許許多多人物身上都留著「蘇聯國民性」的印痕。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把那些原本是由外力強加的說法內化為自己的思想常態，變成一種集體性的「蘇聯心態」。
《耳語者》特別關心的那種「蘇聯心態」不是指有些人戴上政治面具，為個人前程而爭取進步，而是指這樣一種普遍現象：「當傳統的價值觀和信念被中止、被壓制的時候，蘇聯心態便佔據了人的意識空間。人們接受這種心態，與其說是為了『當蘇維埃人』，還不如說是出於羞恥和恐懼。……就像『富農』子女爭取入黨入團那樣，融入蘇聯制度對許多人(包括斯大林統治的受害者)來說是一種生存之道。他們不能不在自己心裡把懷疑和恐懼淹沒在沉默之中。如果他們讓懷疑和沉默在自己心裡發出聲音，他們就無法再活下去。」他們不僅不敢對他人說，斯大林可能錯了，他們甚至對自己都不敢這麼說。
生活在極權恐懼中的人們，為了活下去，他們必須對所有人，包括他們自己保持沉默。這種沉默不只是「不做聲」，而且更是加入謊言世界，「誠心誠意」地拒絕真實。由於這種「誠心誠意」，當一個人一夜之間變成「人民的敵人」時，一家人，包括他自己，都會說服他去接受這個判決。一旦苦難失去了「犧牲」的意義和價值，受難者便不再可能獨自承擔苦難而不陷於絕望和瘋狂。這時候，他們自救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感情和理解上全身心地投向加害者一方。費格斯提到這樣一位「富農」子弟，他因家庭出身的污點而被定為「人民之敵」，流亡多年，但一輩子都是一個堅定的斯大林主義者。他說：「相信斯大林是正義的，……這至少讓我們可以接受受到的懲罰，讓我們可以免除(來自內心的)恐懼。」
口述史與其說是「寫」出來的，還不如說是「談」出來的。那些流露在交談，尤其是彼此有基本信任關係的交談之中的內心想法很少有寫在斯大林時期的日記之中的。思想的強制和思想的自我審查是一對孿生姐妹，而在意識形態上四平八穩的語言便是他們共同的「後母」。這是口述史在蘇聯研究中越來越受重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像一切與人的不確定記憶打交道的歷史研究一樣，口述史在研究方法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像俄國這樣經歷過專制統治的國家，做口述史就更困難，因為長期形成的蘇聯心態已經變成一種幾乎代代相傳的國民性。人們不僅久已習慣竊竊耳語，而且他們耳語的歷史事件往往更是一層迷障套著另一層迷障，變得極難用真實的尺度去衡量。
在《耳語者》的材料收集過程中，費格斯發現，許多年紀大的受訪者對著錄音話筒說話，有明顯的忐忑不安。錄音本身就成為一種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礙，因為它令人想起的是克格勃警察的採證手段。許多蘇聯人早已因為長期的懼怕、羞恥和忍耐而學會壓抑一切痛苦的回憶。他們從來不對自己發問，很少回想往事，「讓過去的過去吧」成為他們的一種心理定勢，或者自稱是一種「豁達態度」。
對於許多這樣的蘇聯人，受訪和貢獻他們的口述是一件令他們驚慌不安的事情，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口述史並不是直接記錄下受訪者的口述，而是在對話、探詢中問來問去地擠出來的。做口述史的歷史學家在自己心裡有一個方案，但卻同時也隨時準備根據受訪者的具體敘述修改這個方案。在取得口述材料後，還需要根據可以得到的書面材料(家庭或公共檔案材料)對比、核對和篩選。
不僅是歷史學家得益於這種面對面的口述史交談，受訪者也同樣如此。許多人在斯大林統治下都曾有不錯的事業，從未想過自己在一步步上升的關鍵時刻曾付出過什麼樣的道德代價。還有的人不願意提起那些令他們感到羞恥的往事，會在過去的可恥行為之外加上一些額外的善良動機或高尚信念說明，久而久之，自己都弄不清當時到底是怎麼想的。對這些人，口述史採訪至少給了一次重新思考過去的機會。
《耳語者》實錄了蘇聯家庭和個人生活的內心世界，這與宏觀和公開可見的歷史素材有所不同。《耳語者》的基本素材來自好幾百個家庭的私人材料，包括信件、日記、個人文件、回憶敘述、照片、實物。這些珍貴的材料都是人們在斯大林時期偷偷藏起來的，是口述史研究者從歷史中打撈出來的記憶碎片。正是由於它們的碎片性質，有許多部分都不可能納入一本「書」或一部「著作」的人為「完整」敘述結構中去。完成《耳語者》一書本身並不是打撈這些口述史碎片的目的。保存這些歷史碎片、記住它們代表的那個時代，要比寫一本歷史著作來得更為重要。為了儘可能保存原始的口述材料，費格斯特地建立了一個檔案館。這批口述史材料也可以在網上取得(http：//www.orlandofiges.com)，包括採訪錄音和錄音文字記錄，是目前關於斯大林時代私人生活資料的最大實錄收藏。
──原載《讀書》2009年10月號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