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危機隱現

裴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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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2日訊】一

預言一個國家的未來與預測一支股票的未來其實沒什麼差別,都是要借助其歷史的表現來進行分析推測。所以說,對中國經濟增長持樂觀態度並不奇怪,因為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國的表現實在是太好了,很多人相信它能繼續以令人震驚的速度再增長二十年,甚至三十年。這種信心是有理由的,極高的儲蓄率、龐大且逐漸整合的國內市場、飛速的城市化進程以及與全球化貿易系統的迅速對接,這些都是保證中國經濟發展的堅強基礎。更重要的是,中國曾經克服過很多唱衰中國的人認為根本無法克服的在經濟、社會和政治等各方面的重重困難,其出色表現令一般人很難相信,中國的經濟騰飛會嘎然而止。

固然,中國也許確實能像樂觀的人估計的那樣再增長二三十年,但要注意的是,其經濟面臨停滯的風險同樣很大。那些由政府發出的半途而廢或根本就是瞎指揮的各項經濟政策造成的結構缺陷很可能會毀掉中國的增長。共產黨為了維持統治不得不大力發展經濟,但它往往為了換取短期的經濟增長而犧牲社會的根本福利,這種犧牲引起人民的不滿後逼迫它更加求助於經濟的發展以求消除不滿,但追求發展的結果又往往是民眾利益更加受損,如此則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此外,儘管中國政府過去成功迴避了一些問題,例如嚴重依賴補貼的工業、逐漸惡化的社會收入不均、嚴酷的勞動環境等等,這些問題其實還一直存在,而且有的還變得更加嚴重。

因為依賴經濟發展作為其政權合法性的來源,中國政府總是喜歡在那些看得見的發展項目上大筆投資,比如大規模的工廠和工業園區,但諸如醫療、教育和環境保護等等問題統統被忽視了。這種對「形象工程」的側重實際上造成的社會成本很高,是典型地犧牲長期的可持續發展以換取短期的增長。這也是我對中國未來難以保持樂觀的原因之一。

長此以往,這些「社會欠賬」將全方位削弱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基礎,也令人民日漸苦悶與躁動不安。聽任這些欠賬不斷堆積而不聞不問已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但要減少這些「欠賬」又談何容易,需要大量額外的資金投入和複雜的政治配套改革。

更嚴峻的是,一些過去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要素條件將在未來逐漸惡化,比如龐大而年輕的適齡勞動人口、廉價的自然資源和全民一致的對發展經濟的認同。越來越少的勞動力,迅速老齡化的國民再加上極度惡化的環境,中國除了在「發展停滯」或「徹底變革」中做出選擇外,沒有第三個選項。中國政府如果不能進行某些重大的政策調整的話,「中國快車」在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會出軌翻車,儘管此前它一直能夠保持危險行駛但卻做到有驚無險。

當然,如果中國政府能從問題的源頭著手,切實進行有效的政治經濟改革,很多諸如經濟均衡發展、返還社會欠賬和爭取更多政治支持等等這些難題還是可以解決的。但是,它能做到嗎?中國的政治結構是否有足夠的靈活性和內在張力來抗衡既得利益者反對變革的力量?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是否有這個魄力來打破目前小心維繫的政治經濟各方力量平衡而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整個世界正在被一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慢慢吞沒,作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中國也逐漸顯得力不從心。現在,是到了重新衡量一下風險並且再次審視一下未來的時候了。

中國有一句諺語,「一白遮百丑」,高速的經濟發展其實掩蓋了很多嚴重的結構、制度和政策缺陷。發展的高速度常常被理所當然地當作制度優越性和政策英明的證據,但對經濟發展速度近乎偏執的追求使我們忽視了國家大廈下面那些脆弱的支柱。日復一日,因短視而帶來的洋洋得意的情緒令我們對一些危險的信號視而不見。

中國過去三十年良好的經濟表現有賴於四個重要的因素:極高的國內儲蓄率(為工業投資提供資金),人口紅利(為企業提供源源不絕的勞動力),全球化紅利(進入全球化市場進行貿易)和對原有計劃經濟進行市場化改造而釋放出的高效率。這四大基本要素自1980年以來對中國經濟發展貢獻良多,然而,它們也使得政府沒有足夠的動力去采取有效的手段進行更深入的市場化改革、或逐步減少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對市場有效的監督機構也沒能建立起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政府沒有進行過重大改革,它確實做了很多,但無一例外的,那些改革都是在嚴重的經濟危機驅使下被迫的選擇(90年代末的國企倒閉風潮就是一例)。

這種消極應對的行為代價高昂,因為高額投資、人口優勢和貿易的增長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今天,當中國出口銳減而國內需求不振之時,境況就變得很明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不僅不利於中國長遠的可持續發展,而且也削弱了其應對眼前經濟危機的能力。可以肯定,這種不平衡從90年代初期就開始了,其主要特徵包括:對固定資產的過量投資(比如資本密集型的工業)、家庭消費低迷、日益依賴出口來推動經濟發展和服務業的滯後發展。從1992年到2005年,總投資從佔GDP的36.6%上升到42.6%,而總消費從47.2%下降到38%。2007年,總消費下降至佔GDP的35%,創歷史新低。相應的,出口增長成為GDP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到2007年,出口總值已經佔到GDP的25%。

因為中國大部分的投資都投向了製造業,尤其是資本密集的重工業,持續的高投資惡化了製造業與服務業本來就存在的不平衡,使中國的第三產業即使在發展中國家中也顯得十分落後。

過量的投資不僅造成了對出口和工業的依賴,而且也使得投資的經濟產出逐漸減小。1991年至1995年,1億元人民幣的額外投資可以產生6620萬元的額外GDP,創造400個就業機會以及帶來1040萬的工資,而到了2001至2005年,同樣的投資只能產生286萬元額外GDP、170個就業機會和370萬元的工資。

經濟結構的不平衡威脅著中國可持續發展的能力,造成中國長期的產能過剩、偏低的生活水平和頻繁的貿易摩擦,而且還將導致資本密集型企業逐漸增加和勞動密集型企業慢慢減少,使中國難以發揮其在人力資源上的優勢。

顯而易見,這些經濟結構上的不平衡都是經濟體制沒有進行徹底改革和長期堅持某些錯誤政策所造成的。儘管改革開放三十年了,無論是通過直接干預還是間接的政策控制,中國政府對經濟的決定性影響還在延續。國有企業的產值佔到GDP的35%,但是,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扮演的角色要比這個並不算小的數字所顯示的還要重要得多。所有所謂關係國計民生的產業,如銀行、金融服務、自然資源、能源產業、電信產業和大部分重工業,政府都一直保持其壟斷或半壟斷的地位。這種壟斷導致的必然結果就是,中國幾乎所有的大公司都是國有企業或由國家控股。

此外,諸如能源、土地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價格是由政府制定的,由於政府對生產投資和產品製造的偏愛,這些價格被人為地壓低了。土地的初級市場一直難以建立的原因也在於此:地方政府經常以極低的成本從毫無反抗能力的農民手中獲得土地然後再低價轉賣給開發商或直接用於基礎設施建設,這一進一出的土地轉讓價格其實都遠低於其真實的市場價格。資本的價格也是如此,中國政府一直憑藉它對金融的控制而大量利用居民儲蓄來補貼國有企業。對於國有企業而言,資本的價格幾乎為零,很多企業從銀行借錢的時候根本就沒考慮過還錢的問題。儘管居民儲蓄名義上是受國家保護的,但國有銀行的大量不良貸款最終還是需要全體納稅人來買單。

能源、土地和資本,對這些中國本來稀缺的生產要素近乎揮霍式的使用以保持不平衡的經濟增長,這種發展模式顯然是難以持久的,但它卻維持了將近三十年,這是因為中國經濟中一些強健的基礎條件一直在發揮作用,保證了政府主導的這種畸形增長得以持續。遺憾的是,這些基礎條件在未來二三十年裡將逐漸弱化乃至消失,使目前的政策難以為繼。

人口和儲蓄,這兩個條件的惡化最值得注意,因為它們是過去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未來的5到10年內,中國的人口紅利將消失。從2005年到2020年,中國人的平均年齡將從32.5歲增長為37.9歲,60歲以上人口的比例也將由11%提高到17.1%。到2030年,中國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部長表示中國將會有3億5千1百萬人年齡在60歲以上,佔總人口的23%,年輕人對老年人的比例將從2006年的5.2比1變為2030年的2.2比1。工作人口與退休人口的比例將從2006年的3比1變為2030年的2比1。迅速老齡化的人口將不可避免地增加醫療保障、退休金和勞工工資方面的支出,令中國在勞動力方面的比較優勢喪失殆盡。更重要的是,老齡化還將降低中國的儲蓄率。一份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在2025年之前,人口老齡化將導致私人儲蓄大量減少,其減少的金額將相當於GDP的6%。另一份人口報告指出,如果不調整人口政策,中國個人平均收入的增長率將由2000年的5.3%降為2020年的2.9%。這意味著政府將無法繼續挪用私人儲蓄來補貼工業。

社會老齡化再配上糟糕的社會保障,經濟停滯乃至最終徹底的衰敗絕不是天方夜譚。

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隱含很高的社會成本,例如社會公共服務每況愈下、環境污染日漸惡化、收入不均日趨嚴重,等等等等。僅僅幾年前還沒什麼人願意公開承認這一點,但現在這已成了無可爭辯的共識。中國政府自己也承認其主導下的經濟發展社會代價十分巨大。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政府執意將本應投入到教育、醫療和環保上的資源轉移到諸如基礎設施、城市發展和工業園區等等看得見的發展項目上,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會欠賬不斷積累。這種短視政策既出於中央政府維繫政權的考慮也和地方官員的個人利益有關。一方面,共產黨的政權合法性來源於經濟增長,它必然偏好那些能刺激經濟短期增長的政策,哪怕犧牲社會的長遠利益也再所不惜;另一方面,地方官員們陞遷的指標全在那些看得見的發展項目上面,為了更高的官位和更大的權力,他們當然有動力挪用社會資源去上大項目。

於是,黨中央和地方官對要採取的經濟政策達成高度一致,而整個社會付出的代價觸目驚心。
官方數據顯示,政府在醫療和教育上的相對投入自90年代以來一直就在減少。1986年,國家負擔醫療總支出的39%,而公民個人負擔26%。到了2005年,國家對醫療的投入下降到18%,而公民個人負擔增長為52%。這種急速的變化明顯加重了家庭的經濟負擔並且相應地減少了有能力維持醫保的人口。從1990年到2006年,醫保支出在個人消費中的比例在城市地區翻了三倍(從2%增長到7.1%),在鄉村也增長了30%。根據衛生部在2003年做的一個調查,因為交不起醫療保險,約有一半的人患病後選擇不去看醫生。1991年,國家負擔84.5%的教育支出,而到了2004年,這個比例降為61.7%。同一時期,由個人負擔的學費和雜費大幅增長,在1991年,這兩項只佔教育總支出的4.4%,而2004年,他們佔到的總支出的19%。國家的教育投入減少導致年輕人受教育的機會減少,初中升高中的升學率降低就說明了這一點(高中不屬於義務教育)。1980年,農村地區的初中生會有25%升入高中,到2003年,這一比例降為9%。同一時期,城市裡初中到高中的升學率也由86%降為56%。

在自然資源方面,中國環境惡化的情況已經是人所共知。儘管對污染造成的損失沒有統一的數據,但大家都知道那絕對不是個小數目。最近一項由世界銀行和中國政府聯合進行的調查顯示,2004年因污染所造成的損失約佔當年GDP的5.8%,另一項由中國兩個政府機構進行的聯合研究顯示,2004年中國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投資欠費約佔當年GDP的1.8%。這也就是說,僅僅為了清理2004年這一年的環境污染,中國就要拿出2004年GDP的6.8%,也就是1.086萬億人民幣才行(約1580億美元)。中國政府對環境治理的消極態度已令國家的生態系統危如累卵。儘管中國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其實很少,特別是緊缺而又分佈不均的水資源:人均水資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0%,在長江以北約佔國土面積64%的地區卻只擁有全國水資源的19%。中國政府不惜一切發展經濟的政策令本已緊缺的水資源雪上加霜。2004年的聯合調查顯示,「全國約有兩萬五千公里長的河流水質達不到水生物生存的標準,城市區周圍約90%的河流都已被嚴重污染。」如果再不採取及時有效的手段,環境惡化不僅將阻礙將來的經濟發展,而且可能誘發大規模的社會動盪和政治衝突。

現在我們再來看高速發展的國家都要面對的頑疾–收入不均加劇。儘管導致收入不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政府的失策可能會惡化伴隨經濟發展而來的收入差距擴大。中國政府不斷削減公共服務的投入,任由窮人獨自承擔公共產品減少的惡果。此外,政府一直不能建立有效的累進稅制來調節收入分配。中國沒有資本利得稅、財產稅或遺產稅,個人所得稅的徵收也極為不力,個稅至今只佔政府收入很小的一部分。目前,中國收入不均的水平已接近拉丁美洲。收入不均總水平從1985年到2006年上漲了39%(平均每年增長1.8%)。如果城市和鄉村分開來看,它們的收入不均雖然還都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但也增長顯著。實際上,1985年到2006年,城市中收入不均增長速度兩倍於鄉村(城市是63%,鄉村27%)。相對於收入,中國財富的分配顯然更加不均。調查顯示,中國財富分配的吉尼係數已由1995年的0.40漲為2002年的0.55(吉尼係數越高則表示財富和收入的分配越不均等)。金融資產的分配尤其不正常,在1995年,金融資產的吉尼係數已達0.67,到2002年則到了0.74。這種趨勢可絕不是好兆頭,如果沒有有效的政策遏制,痛苦和絕望的人對社會公正喪失信心,中國可能將成為一個社會矛盾激烈、罪案層出不窮的國度。

如果沒有重大政策改變或徹底改革,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錯誤的經濟戰略、惡化的基礎條件和積累的社會欠賬加在一起很難令人相信中國有能力保持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即使做出有效的政策調整,中國也不太可能在未來的二十年裡保持8%左右的增長速度。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過去那樣的高增長是通過人為的手段製造出來的,是吹出來的,是以不斷犧牲個人、社會和環境為代價換來的。

如果中國不能有效變革,後果要遠比經濟增長放緩要嚴重的多,精英階層的分化、執政黨合法性的喪失和激烈的社會動盪都會接踵而至。即使能夠有效變革,經濟減速實際上也不可避免。但是,速度減慢本身並不可怕,不論是中國還是世界都不應該對未來幾十年裡中國經濟發展速度下降過度擔憂,因為只要中國能以增長速度的降低的代價換取增長質量的提高,在解決掉過去政策錯誤所遺留的問題後,它應該有能力維持一個說的過去的發展。

以速度換質量,這正是以胡錦濤為首的政府力圖實現的。然後,中國調整經濟戰略的努力目前一直沒有什麼顯著的成果,這恰恰說明了目前的經濟戰略因深植於當前政治制度之中而難以撼動,絕不是簡單靠幾句政治上的訓誡就可以改變。對於那些任期往往只有兩年半的地方官員,只要以經濟發展為陞遷的標準保持一天,他們對短期經濟增長的痴迷就會繼續一天。此外,如果中國官員只是對上負責而不是對公眾負責,他們永遠沒有動機去施行有利於人民長遠利益的經濟政策。中國政府在關鍵行業和生產要素價格的壟斷也難以改變,因為共產黨相信在這些行業的退出和對這些要素價格的放開將導致它難以對經濟施加有力的影響,也會損害它向其支持者分配利益的能力。總之,如果沒有「公民社會」的成長和非政府組織的積極參與,中國出現一個能提供充足公共物品和環境服務的好政府的機會微乎其微。

經濟發展戰略的大變革很可能最終導致政治自由化甚至現有制度的解體——這是共產黨自1989年以來一直竭力避免的。我很懷疑,中國政府是否有足夠的政治勇氣將黨的前途壓上去放手一博。

(裴敏欣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研究項目的高級研究員。本文發表於美國The National Interest 雜誌2009年第二期。)(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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