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危機中生存，但歷來章法未亂，以幾度大劫為例：1955年蘇共19次代表大會秘揭斯大林「無產階級」專政暴行，震驚東歐，引發匈牙利反共起義，波蘇邊界事件，老毛驚聞赫魯曉夫大揭斯大林秘密報告，半夜驚起，夜不能寐，對外發佈《一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挽回陣營內影響；對內發動對中共整風，整肅官僚主義，消彌民怨，同時「引蛇...

1、中國這些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是以全國人民高付出、低回報為代價的（當官的除外）。打個簡單的比方：假定一個家庭一年有10萬元的收入，如果用8萬元來消費，用2萬元來投資，發展速度就慢；如果用2萬元來消費，8萬元來投資，發展速度就快。一個國家也如此，中國這些年的經濟高增長，就是以低消費、高積累來實現的，國家是如何實現高積累的呢...

首先有一個疑問是長久使我感到困惑的，即戰爭時期我軍的後勤問題是如何解決的？如果說內戰時期可以用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財的辦法來解決，那麼抗戰時期呢？那時搞了統一戰線，不好打地主土豪了，此其一；根據地大多都很貧瘠，難以想像能夠負擔得起這麼多軍隊和工作人員，此其二；抗戰進入相持以來，我軍基本上都是遇鬼子就躲，躲不過去才勉強打...

近年越來越多的中國同胞移民西方國家，抱怨難以融入西方主流社會之聲不時聽到。一般都歸結爲語言、文化、習慣的不同，當然這也是一個因素，但我認爲不是最重要的。

位於廣州番禺區魚窩頭鎮北部的太石村有二千零七十五口人，擁有三千多畝合法農業耕地，但是其中二千多畝耕地在村民不知情或沒有瞭解真相的狀況下被租出，村幹部也沒有給出合理的解釋。在申訴得不到合理答覆的情況下，村民們自組的十三個生產隊立即展開偵查行動。村民們通過各種關係和手段，對近年來該村發生的經濟、社會事件進行調查，最後在十...

上訴人：鄭貽春，男，1959年1月27日生，漢族，遼宁省營口市人，大學學歷，戶籍所在地：沈陽市新城子區文六街一庫巷干部學院，被非法關押前暫住營口市電大小區智慧里6號樓4—6號，自由撰稿人，因被誣蔑犯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于2004年12月20日被刑事拘留，12月31日被非法逮捕，現被關押于營口市看守所。

最近胡績偉先生在成都度過他的90歲生日。他在金牛賓館的壽誕會上，向前來賀壽的親友講話，開宗明義第一條是：“我干了幾十年革命，最後發現一個事實，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壞。”胡先生說他在民國時代辦一份刊物，被封了，馬上可以辦第二份。現在共產黨把一切路都封死了，“只剩下空氣還沒有被封鎖”。

9月中旬，美國財政部揭露：美方有證据顯示，澳門匯業銀行与北朝鮮之間存在“不法行為”。這指的是，澳門匯業銀行為北朝鮮洗黑錢。美國財政部因而建議，美國金融体系應停止与該行展開業務。

胡錦濤成為鄧小平欽點的接班人，從一定意義上講是人性之胜，而江澤民成為接班人，百分之百是因為党性戰胜了人性，他對于‘六四’的態度十分堅決，主張一步不退、鐵腕鎮壓，幫中共躲過了一次滅頂之災。

艾曉明教授是我所尊敬的傑出知識份子，是俄羅斯當年產生「知識份子」這個詞時原初意義上的知識份子，也是當代中國罕見的良知代表之一

“共產党比國民党更坏”，這個判斷若出自我，不免顯得缺乏根据，少有說服力。首先，我沒有在國民党治下生活過，無從對比兩者。當然，關于國民党的道听途說甚至文獻資料知道得并不少，但畢竟耳听為虛，眼見方為實。因此遽下判斷，難免被人批為虛妄；再者，雖然我已過不惑之年，按理應該對自己生活的社會有深刻的了解，但共產党社會是不許人“亂說...

李敖的清華演講誇老虎屁香（中共是老虎，自由被喻為它放的屁。），中共對他虎嘯道：「與我的政權相比，自由連個屁也不算。」李敖先生被嚇破膽了，知道老虎忌諱談屁，所以這次復旦演講連一個「屁」字都不敢提了。給老虎屁股蓋上了遮羞布，真正明白了，自由是中共的禁區，屁股是老虎的私處。

在番禺區官權的暴力和陰謀的鎮壓下，太石村罷官維權終告失敗。接著傳來的是一連串更恐怖的資訊：——被關押在番禺區公安局看守所的郭飛雄先生處在危險之中。據9月25日被釋放的村民講，他們兩天前在獄中見過郭飛雄。大熱天郭飛雄全身被毛毯包裹，村民猜測郭飛雄一直在絕食絕水，可能生命垂危！

《九評共產黨》對中國共産邪黨歷史精闢的論述分析，確實使人對中國共産邪黨所具有的邪教組織的本質有了一個清醒的認識，我深信隨著《九評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日益深入民心，中國共産邪黨必遭滅亡下場！！現在中國大陸邪黨黨員中，大搞所謂的保先教育的人人過關，真讓人可笑：中國共産邪黨自不量力，現在還會有幾人相信它們那一套呢？誰還會爲它...

李爾重何許人也？論資歷，他1914年出生於豐潤縣七樹莊鄉王毫莊村的一個農民家中，幼而好學，曾就讀于河北豐潤車軸山中學，1929年剛15歲就“”參加革命”，1932年加入中囯共產黨；論職位，曾官拜河北省長、省委書記；論文才，他著作等身，離休後挑戰托爾斯泰，寫出500萬字的《新戰爭與和平》，還是湖北書法協會名譽主席、武漢經...

1972年2月，尼克松來中國訪問，其中有個行程要在北京郊區的一個縣城稍事停留，考慮到老美的總統一向比較親民，怕他冷不防“竄”到民宅去“訪貧問苦”，有關部門爲了體現中國人民幸福美滿生活，便統一在沿街老百姓的家門口挂上一隻鹹豬頭。一眼望去，不覓人影，只見豬頭。三十二年後，這樣的事情卻又發生了，不同的是地點換到了墨西哥，鹹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