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_學術_思想

以賽亞·伯林寫赫爾岑的這篇文字(《偉大的外行》錢文忠譯,《萬象譯事》卷一,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顯然懷著難以抑制的激動,聽上去聲音都變了調。他稱這位同樣飽受流亡之苦的民族同胞"和狄德羅一樣是天才的外行,其言行改變了本國思想的走向。"與狄德羅相似的另一點是:他們都屬於"高明和無拘無束的能言善辯之士",赫爾岑在不同的時間、地點用不同的語言和各種人們交...
在訪問伯林(Isaiah Berlin)的對話錄裏,亞罕拜格魯(Ramin Jahanbegloo)問及其哲學觀點與活力論的關係,伯林轉向了浪漫主義,因爲"活力論哲學與浪漫主義有關",而且"從歷史上看,浪漫主義先於活力論而存在"。同時,伯林聲言自己"對浪漫主義有較深的研究"。訪問者照舊糾纏於活力論問題,於是伯林明言這種哲學只不過是浪漫主義思想的子孫。許是覺察...
最近北京當局的愚行,就如同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之前在《精進要旨》裡的一篇文章“修內而安外”中所提到的一句話“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大家都已經被江澤民的暴政逼得走投無路、生不如死了,人民不怕死了,死亡還能威嚇他們嗎?
華人世界的世界主義應該是一種或多種開放型的文化心態﹐它立足於「大中華」而接受世界各種不同文化的衝擊﹐取長補短﹐並加以融匯貫通﹐從而組成華人世界本身的多元文化。也許我的說法近於空洞口號﹐但我相信這並非臆想。也許﹐當世界各地區的華人之間信息更流通﹑旅行更方便﹑語言更豐富﹐而政治認同更模糊的時候﹐我所謂的世界主義就會成為不可避免的話題。
中華民族有太多犬儒,缺少凜然的正氣;香港同樣有太多犬儒,太多講求實利的「醒目」之人,缺少堅持正義原則的耿介之士。在多少仍有些自由的香港,有太多精明人噤若寒蟬,甚至依附權責,沾沾自喜;當我們面對無時無刻不在公安便衣監視的天安門母親時,我們能不羞愧嗎?
會議沒有不隆重的;閉幕沒有不勝利的;講話沒有不重要的;鼓掌沒有不熱烈的;領導沒有不重視的;看望沒有不親切的;接見沒有不親自的;進展沒有不順利的;
陳樂民在上海《文彙讀書周報》撰文,主張把蔡元培墓從香港遷到北大未名湖,理由似乎是北大爲五四策源地,作爲首任校長、一代宗師,理應葉落歸根。而不久又聽到斯諾夫人要將斯諾墓遷出未名湖的傳聞,一入一出,發人深思。 斯諾夫人的動意是因人大拒絕她和人權活動家丁子霖教授接觸而引發的激憤之詞,屬於“城門失火,殃及池漁”。而遷葬蔡墓之議,卻與北大休戚相關。但是,從今年發生的一...
中國社會正處在由無產階級專政往資本主義專制的過渡期。執政者己由殺富濟貧,轉爲殺貧濟富,己演變爲資産者的代言人。但政治核心依然不變,等於進入了當年蔣介石式的極權統治時期。中國人在本世紀是處在很不同的社會環境裏,中國當代文學特徵也是社會特徵的再現。作家和文學作品都是時代和社會的産物。當代的漢語文學主要由三個不同的社會──中國、臺灣和香港爲主而形成的,同時也包括散...
首先,要弄清楚一個概念:這裏所謂的“東方主義”和“西方主義”都是由於美籍學者愛德華·薩伊德(如果此姓按國內通行譯法根據阿拉伯文譯爲“賽義德”,就不難瞭解這位學者的族裔背景了)的兩本書《東方主義》和《文化與帝國主義》最近在國內引起的討論中出現的術語。所謂“東方主義”是指西方文化界對東方文化的無知、歧視和醜化,而“西方主義”則是這場討論中用來作爲一種對應物的名稱...
當憲政滯後的時候,不光是一般的市場經濟,即就是政府的競爭,也被扭曲了,從而影響了公平與效率
所謂“歷史悠久”,其實也只能是指這片土地上的文化延續時間長,至於國家,秦帝國才十幾年,清朝最長,也只有200多年,說不上歷史悠久。
俄羅斯“群星燦爛的時代”出了那麽多“激動的舌頭”,爲什麽不久反而迎來了災難深重的二十世紀?
羅大佑終於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對著激情的北京歌迷放歌了。《北京晚報》在演唱會前評說:「在臺灣,羅大佑早已與主流的低齡流行格調沒有了任何關係,但在內地,特別在北京,他卻具有文化偶像與青春代言的地位。」「羅大佑的熱風似乎正導向一種危險、過度、喪失理智的無限崇拜。」臺灣中國時報報導說,羅大佑不僅是藝人,也是強烈的文化現象,反映某種社會狀況,也産生推動和改變的力量。
謝泳在《中國文化報》上撰文,介紹拙著《人間魯迅》之餘,引出一個被稱 作“魯迅研究之謎”的問題:“爲什麽魯迅以反專制爲基本追求而卻總是被專制利用?”
在人類道德比較好的時期,法律并不重要,宗教戒律和儒家禮儀就足以規范人們的行為。社會不太平了,才講“亂世用重典”。但是,社會不安定的狀況已經存在了,而且這种不安定是道德衰敗、官府腐敗等因素造成的,“用重典”無法消除社會不安定的根本原因。
這個題目借自去年11月我在台北參加的一場由龍應台主持的同名討論會,那場討論會讓我對台北名為「e世代」的新新人類有了新的認識,並進而想到是什麼樣的社會轉型過程與社會環境培養了新新人類以及兩者之間互動的問題。其實,大陸也在面臨同樣的問題。
為了确保法律是正義的,一切法律都必須由自由選舉產生的、代表人民的、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机關的立法机關來制訂,而且這些法律必須合乎自然法的普世原則,即尊重基本的(天賦)人權。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党建党八十周年紀念日,中國宣傳部門已确定慶祝的主旋律為"三個偉大",即中國共產党偉大、社會主義偉大、改革開放偉大。四五十歲以上的中國人听了這樣的腔調一定會覺得耳熟,"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就被加冕"偉大"的頭銜,什么"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等等;在中南海南門前,至今還挂著橫額稱"偉大、光榮、正确的中國共產党万歲。"
獲得諾貝爾獎可能是世界最美好的事情,但是在挪威參加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的“無國界醫生”代表們臉上沒有太多的笑容。一位年輕的女醫生代表組織上台領獎,其他來自各國的醫生代表們都穿著有“無國界醫生”標誌的T 恤,靜靜地聆聽一位女歌唱家鋼琴伴唱《愛比死更強大》。  
那天不知哪來的興致,同朋友到紹興古城走了一趟。目的只想到魯迅紀念館坐一坐,順便逛幾家書店,淘幾本書。前幾次來書的收穫最大,這也就成了一種好印象。好在輕鬆而來,下了火車,一路走下去,凡有書報的店鋪都進去走一遭,到了魯迅紀念館已是中午。在紀念館大門買了票,是聯票,含紀念館、三味書屋和百草園三處,先進了紀念館,重溫一遍魯迅的足印。不過讀多了魯迅的著作和了然了更多魯...
在17和18世紀,中國藝術、建築學以及哲學,非常受到西方的欣賞。中國的奢侈品,例如絲綢、茶和瓷器大受歡迎,也深刻的改變了一些西方人的生活方式。
,“民族”、“文明”、“國家”等等都只是一些需要研究的“問題”,自由主義可以就這些問題建立自己的理論,但不能另外創立一種主義。這正如自由主義可以有自己的教育理論、環保理論、人口理論,但不能說成是“自由主義的教育主義”、“自由主義的環保主義”、“自由主義的人口主義”。“問題”與“主義”,在名稱上需要加以區別。
我一直敬畏那些有信仰的人。也就是說,我覺得自己沒有信仰。我嘗試著努力去信仰點什麽,但都沒有成功。不是說我接觸到的東西都不值得我信仰,而是我根深蒂固的思維習慣妨礙了信仰的形成。我覺得有必要談談這個問題
五月七日,以「根留台灣」為訴求重點的第四屆全國工業發展會議開幕詞中,陳總統明白指出,要經濟再生,沒有萬靈丹,而一切的必要改革需揚棄消極的管制與干預,認真檢討土地、勞力、法令、基礎設施、行政效率等投資條件
有人稱人類是宗教性的受造物。《圣經》說,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樣式造的。神造人時,把生命之气吹入人的鼻孔里,使人成為“有靈的活人”。我們常說“人類是万物之靈”,大概就是這個意思。雖然人類始祖對神的叛逆使人類与神的交通受阻,但人心中的靈使人類不能從物質世界得到真正的滿足,要去尋找那位超自然的造物主,響往永恒。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從最原始的部落到最發達的國家,凡有人的地...
何清漣女士是我多年來一直敬重的經濟學家。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重疊處研究專制與腐敗對於經濟的影響,在經濟學家中,何清漣是一位領軍人物,學術成果最為突出。偶然的機會,我與何清漣建立了的通信聯繫(很少,也很簡單)。新年後的一次來信,清漣女士告訴我,她的一本文集已經出版,得到樣書後即給我寄贈一本。作為喜歡她的讀者,這當然是一個讓我十分高興的事情。我當即回信表示感...
“神在路上”就是這樣一种人生藝術。人生成為藝術,過程的行為者和感受者就是結果(人)本身,而結果(人)又產生于以往的過程。過程和結果就這樣地合為一體。這种人生,意義是在審美框架中衡量,而審美源自人內心,人生意義就不再需要寄托于客觀永恒,連死亡也不成為困擾,因為那不過是人生藝術和藝術品的最后完成,也就是“神在路上”最后到達的終點。
過去的一個千年,除去最後一個半世紀,中國的文化、思想、學術,總的來說是非常穩定的,是的,過於穩定了,以至於我們只好說處於某種停滯狀態。而對思想、文化而言,再也沒有比這個更糟糕的了,因爲它缺少了最寶貴的品質:創新。
梁思成如果活著,他是一百歲了。最應該紀念他的不是我,而是一座城市——北京,但北京消失了,只留在夢中。故都的逝去,讓一個人痛心疾首,但他無能爲力,今天的北京,還記得這個人嗎?
大學應該是文化殿堂。但中國社會正在轉型,大學也充斥著轉型期無法避免的雜亂:教師良莠不齊;教學內容新舊雜陳;該管的沒管好,不該管的卻橫加干涉。方生未死,錯綜糾纏。人生是不斷的選擇;此時此地,選擇更爲緊迫,更需謹慎。青年朋友一再詢問,盛情難卻,不揣淺陋,就所見所聞,說點感觸、思慮。如果有人看後受到一點啓發,或引起開心一笑,就算意外收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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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各地數百萬選民週二(6月2日)前往投票點,在州長、聯邦參議院和眾議院席位的關鍵初選中投票。在最受矚目的加利福尼亞州,選民將在此次初選中選出得票率前兩名的候選人,決戰11月期中大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