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写赫尔岑的这篇文字(《伟大的外行》钱文忠译,《万象译事》卷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显然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听上去声音都变了调。他称这位同样饱受流亡之苦的民族同胞"和狄德罗一样是天才的外行,其言行改变了本国思想的走向。"与狄德罗相似的另一点是:他们都属于"高明和无拘无束的能言善辩之士",赫尔岑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用不同的语言和各种人们交...
文化_学术_思想
在访问伯林(Isaiah Berlin)的对话录里,亚罕拜格鲁(Ramin Jahanbegloo)问及其哲学观点与活力论的关系,伯林转向了浪漫主义,因为"活力论哲学与浪漫主义有关",而且"从历史上看,浪漫主义先于活力论而存在"。同时,伯林声言自己"对浪漫主义有较深的研究"。访问者照旧纠缠于活力论问题,于是伯林明言这种哲学只不过是浪漫主义思想的子孙。许是觉察...
最近北京当局的愚行,就如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之前在《精进要旨》里的一篇文章“修内而安外”中所提到的一句话“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大家都已经被江泽民的暴政逼得走投无路、生不如死了,人民不怕死了,死亡还能威吓他们吗?
华人世界的世界主义应该是一种或多种开放型的文化心态﹐它立足于“大中华”而接受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的冲击﹐取长补短﹐并加以融汇贯通﹐从而组成华人世界本身的多元文化。也许我的说法近于空洞口号﹐但我相信这并非臆想。也许﹐当世界各地区的华人之间信息更流通﹑旅行更方便﹑语言更丰富﹐而政治认同更模糊的时候﹐我所谓的世界主义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话题。
中华民族有太多犬儒,缺少凛然的正气;香港同样有太多犬儒,太多讲求实利的“醒目”之人,缺少坚持正义原则的耿介之士。在多少仍有些自由的香港,有太多精明人噤若寒蝉,甚至依附权责,沾沾自喜;当我们面对无时无刻不在公安便衣监视的天安门母亲时,我们能不羞愧吗?
陈乐民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撰文,主张把蔡元培墓从香港迁到北大未名湖,理由似乎是北大为五四策源地,作为首任校长、一代宗师,理应叶落归根。而不久又听到斯诺夫人要将斯诺墓迁出未名湖的传闻,一入一出,发人深思。 斯诺夫人的动意是因人大拒绝她和人权活动家丁子霖教授接触而引发的激愤之词,属于“城门失火,殃及池渔”。而迁葬蔡墓之议,却与北大休戚相关。但是,从今年发生的一...
中国社会正处在由无产阶级专政往资本主义专制的过渡期。执政者己由杀富济贫,转为杀贫济富,己演变为资产者的代言人。但政治核心依然不变,等于进入了当年蒋介石式的极权统治时期。中国人在本世纪是处在很不同的社会环境里,中国当代文学特征也是社会特征的再现。作家和文学作品都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当代的汉语文学主要由三个不同的社会──中国、台湾和香港为主而形成的,同时也包括散...
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概念:这里所谓的“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都是由于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伊德(如果此姓按国内通行译法根据阿拉伯文译为“赛义德”,就不难了解这位学者的族裔背景了)的两本书《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最近在国内引起的讨论中出现的术语。所谓“东方主义”是指西方文化界对东方文化的无知、歧视和丑化,而“西方主义”则是这场讨论中用来作为一种对应物的名称...
所谓“历史悠久”,其实也只能是指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延续时间长,至于国家,秦帝国才十几年,清朝最长,也只有200多年,说不上历史悠久。
俄罗斯“群星灿烂的时代”出了那麽多“激动的舌头”,为什么不久反而迎来了灾难深重的二十世纪?
罗大佑终于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对着激情的北京歌迷放歌了。《北京晚报》在演唱会前评说:“在台湾,罗大佑早已与主流的低龄流行格调没有了任何关系,但在内地,特别在北京,他却具有文化偶像与青春代言的地位。”“罗大佑的热风似乎正导向一种危险、过度、丧失理智的无限崇拜。”台湾中国时报报导说,罗大佑不仅是艺人,也是强烈的文化现象,反映某种社会状况,也产生推动和改变的力量。
在人类道德比较好的时期,法律并不重要,宗教戒律和儒家礼仪就足以规范人们的行为。社会不太平了,才讲“乱世用重典”。但是,社会不安定的状况已经存在了,而且这种不安定是道德衰败、官府腐败等因素造成的,“用重典”无法消除社会不安定的根本原因。
这个题目借自去年11月我在台北参加的一场由龙应台主持的同名讨论会,那场讨论会让我对台北名为“e世代”的新新人类有了新的认识,并进而想到是什么样的社会转型过程与社会环境培养了新新人类以及两者之间互动的问题。其实,大陆也在面临同样的问题。
为了确保法律是正义的,一切法律都必须由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人民的、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机关来制订,而且这些法律必须合乎自然法的普世原则,即尊重基本的(天赋)人权。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纪念日,中国宣传部门已确定庆祝的主旋律为"三个伟大",即中国共产党伟大、社会主义伟大、改革开放伟大。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听了这样的腔调一定会觉得耳熟,"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就被加冕"伟大"的头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等等;在中南海南门前,至今还挂着横额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获得诺贝尔奖可能是世界最美好的事情,但是在挪威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的“无国界医生”代表们脸上没有太多的笑容。一位年轻的女医生代表组织上台领奖,其他来自各国的医生代表们都穿着有“无国界医生”标志的T 恤,静静地聆听一位女歌唱家钢琴伴唱《爱比死更强大》。
那天不知哪来的兴致,同朋友到绍兴古城走了一趟。目的只想到鲁迅纪念馆坐一坐,顺便逛几家书店,淘几本书。前几次来书的收获最大,这也就成了一种好印象。好在轻松而来,下了火车,一路走下去,凡有书报的店铺都进去走一遭,到了鲁迅纪念馆已是中午。在纪念馆大门买了票,是联票,含纪念馆、三味书屋和百草园三处,先进了纪念馆,重温一遍鲁迅的足印。不过读多了鲁迅的著作和了然了更多鲁...
,“民族”、“文明”、“国家”等等都只是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自由主义可以就这些问题建立自己的理论,但不能另外创立一种主义。这正如自由主义可以有自己的教育理论、环保理论、人口理论,但不能说成是“自由主义的教育主义”、“自由主义的环保主义”、“自由主义的人口主义”。“问题”与“主义”,在名称上需要加以区别。
我一直敬畏那些有信仰的人。也就是说,我觉得自己没有信仰。我尝试着努力去信仰点什么,但都没有成功。不是说我接触到的东西都不值得我信仰,而是我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妨碍了信仰的形成。我觉得有必要谈谈这个问题
五月七日,以“根留台湾”为诉求重点的第四届全国工业发展会议开幕词中,陈总统明白指出,要经济再生,没有万灵丹,而一切的必要改革需扬弃消极的管制与干预,认真检讨土地、劳力、法令、基础设施、行政效率等投资条件
有人称人类是宗教性的受造物。《圣经》说,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造人时,把生命之气吹入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常说“人类是万物之灵”,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虽然人类始祖对神的叛逆使人类与神的交通受阻,但人心中的灵使人类不能从物质世界得到真正的满足,要去寻找那位超自然的造物主,响往永恒。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从最原始的部落到最发达的国家,凡有人的地...
何清涟女士是我多年来一直敬重的经济学家。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叠处研究专制与腐败对于经济的影响,在经济学家中,何清涟是一位领军人物,学术成果最为突出。偶然的机会,我与何清涟建立了的通信联系(很少,也很简单)。新年后的一次来信,清涟女士告诉我,她的一本文集已经出版,得到样书后即给我寄赠一本。作为喜欢她的读者,这当然是一个让我十分高兴的事情。我当即回信表示感...
“神在路上”就是这样一种人生艺术。人生成为艺术,过程的行为者和感受者就是结果(人)本身,而结果(人)又产生于以往的过程。过程和结果就这样地合为一体。这种人生,意义是在审美框架中衡量,而审美源自人内心,人生意义就不再需要寄托于客观永恒,连死亡也不成为困扰,因为那不过是人生艺术和艺术品的最后完成,也就是“神在路上”最后到达的终点。
过去的一个千年,除去最后一个半世纪,中国的文化、思想、学术,总的来说是非常稳定的,是的,过于稳定了,以至于我们只好说处于某种停滞状态。而对思想、文化而言,再也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因为它缺少了最宝贵的品质:创新。
梁思成如果活着,他是一百岁了。最应该纪念他的不是我,而是一座城市——北京,但北京消失了,只留在梦中。故都的逝去,让一个人痛心疾首,但他无能为力,今天的北京,还记得这个人吗?
大学应该是文化殿堂。但中国社会正在转型,大学也充斥着转型期无法避免的杂乱:教师良莠不齐;教学内容新旧杂陈;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却横加干涉。方生未死,错综纠缠。人生是不断的选择;此时此地,选择更为紧迫,更需谨慎。青年朋友一再询问,盛情难却,不揣浅陋,就所见所闻,说点感触、思虑。如果有人看后受到一点启发,或引起开心一笑,就算意外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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