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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11日讯】 美国电影Enemy of the State有两个中文译名，一个是直译的《国家的敌人》，另一个是润色后的《全民公敌》，两个译名共同出现在影碟的封套上。稍微一思量，就知道这两个译名包涵着不同的内容。国家的敌人，就是全民公敌吗？国家，是全民的另一个形式吗？电影说的是，一部分政府人士，企图利用国家立法的手段，掌握对公民隐私的侵犯权。电影中的现代通讯技术，不过是故事的花边修饰，如果去掉这种修饰，把故事挪回到我们身边的技术阶段，那麽，无非就是一个派出所警察欺负街道居民的故事。
派出所警察欺负居民的事，我们熟悉得很。否定派出所，就意味否定公安局，否定公安局，就是否定国家机器，否定国家机器，就是……嘿嘿，你可能就要走向反政府的可怕立场了。仅仅反政府也许还不够可怕，最可怕的是，如果你反政府 ，说明你也是在反对国家；反对国家，就是对民族的背叛；背叛民族，那麽，你不是全民公敌还能是什么？ 相信大多数人对这一逻辑是嗤之以鼻的，但是，除了现实中的种种非逻辑性以外，这一逻辑本身又存在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呢？简单地说，就是：
派出所≠公安局≠政府≠国家≠民族
亲戚中对我的成长影响极大的一位前辈，曾经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后来成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十几年前，我们常常一起探讨时事。他告诫我，要爱国，要爱社会主义。我问，爱国就是爱社会主义么？他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不爱社会主义，谈什么爱中国呢？你爱美国好了。我就问：您年轻时反对国民党政府，那可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啊，可是今天我们都说你们那是爱国主义学生运动，这怎么解释呢？他说，那不同，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不配代表中国。我对他的回答是很满意的，因为他说出了这样一个道理：民族利益高于政府（政党）利益，如果后者侵犯了前者，其合法性自动丧失。
那时我还年轻，考虑问题浅尝辄止。后来，随着现实中巨大的怆痛的降临，我又想问一个问题了：谁来为民族利益作界定呢？也就是说，谁拥有对民族利益的解释权呢？街道上百姓的声音，不可能高过电视和扩音器的影响。最了解民族情况的，也就是最直接地掌握着全社会资讯资源的，当然是政府，因而，政府成了解释者。根据自私原则，政府的解释会有利于政府，所以，国民党政府不赞成北平的学生们提出的时事分析，也就是说，政府有另外一种解释。只不过，国民党政府的解释，并不能说服参与了游行示威的年轻人。显然，拥有解释权的一方，后来被否定了。那麽，是否可以认为，这个重要的解释权，不应当交给政府？那麽，交给谁呢？这个问题，我已经没有机会同我永远怀念的那位老人交谈了，他自己也是带着深深的迷惑离开人世的。
很小就背熟了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长大后才知道，这句话前面还有一句：“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原来，他把国家和天下分开了。国家，就是李唐赵宋朱明满清这样的王朝，是朝廷；天下，则是朝廷所宣布“溥天之下”如何如何的土地及其居民。如果套用今天的话，那麽顾炎武所说的国家，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政府和国家概念，天下则相当于今天的国家与民族概念，现代的国家概念要加以分割才能完成这种对应。顾炎武主张的是，作为社会成员，必须对全社会的福祉予以关注，但这一关注并不等同于对政府和国家的忠诚。他的忠诚是献给最高利益的。
现在我们又回到前面的疑问上了：什么是最高利益？谁来界定、解释甚至代表最高利益？根据今天的宪法，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的象征，是不是可以说，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代表最高利益呢？然而，包括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在内的那些被历史否定了的政权，也都有过类似或接近的组织形式，它们对最高利益的代表权都被历史否定了。同一道理，在我看来，西方民主议会制的国家，其议会组织，也不能代表最高利益。
传统中国是所谓“君权神授”，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上天，只要打着天的旗号，说什么“奉天承运”，就抓住了最高利益的解释权。虽然改朝换代从来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成功者是“替天行道”，暴力行为也是天意的一种体现而已。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基本价值已经由舶来品支撑起来，天意换成了民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都强调“人民”，都把革命的源泉和最终目标指向“人民”。无论“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把权力合法性的来源说成是人民。这里的人民与古代的上天，几乎是同义词，但是又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一变化，预示着中国迈出了传统，正在走向西方国家所代表的现代。
人民是合法性的源泉，当然也就是最高利益的体现者。可是，人民在哪里？其意志如何表达出来？中华民国时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都做了一些努力来证明，其政权组织形式足以体现人民的意志。人民是个集合概念，是各个个体人的集合，个体人之间有利益冲突，因此人民的意志就是各种冲突的折衷。在折衷的过程中，压倒性的、对一部分个体人的侵犯，经常是不可避免的。专政的出现，大概就是基于这一理解。于是，即使在理论上，人民概念也会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现实的教训是如此沈痛，我们就不必要细讲了。
那麽，有什么办法，即使是在理论上，让我们走出困境，把最高利益体现在我们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中呢？让我们把人民的概念换成人的概念，把虚幻的集合换成现实中的任何一个个体。
最高利益是人。人是一切社会组织及其行为的最终目标。我们说的人，就是顾炎武说的“匹夫”，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人是一切社会权力的起点，也是一切社会权力的终点。就是如下公式：
人→政府→国家→人
一切立法和政府行为，都是以服务于人的需求为目标的。人决定政府的组成，人决定立法，人监督政府行为，最后，人高于国家。我说的是具体的人，是生活中非常具体的每一个社会成员，不是抽象的人民。所谓的人权与民主，就是实践以上公式的很重要的一个途径。这一点，不需要过多啰嗦。
我想引申的是“人高于国家”这句话。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现实利益的冲突，这涉及主权概念。国家内部，地区与地区、人群与人群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这涉及人权概念。仅仅依靠民主体制（所谓的多数原则），也许是不能保证人权的。在日益一体化的当今世界，人的价值、人的权利的普遍承认与保障，是人类进步的基本特征。传统主权观念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面临置疑的。既然人是一切权力的起点和最终目标，主权又怎么能够高于人权呢？
我还想到我们生活中经常使用的“爱国主义”这个辞汇。这是主权观念来到中国以后，为了让普通民众加强主权意识，才出现的一个观念。爱国主义不同于传统的“忠君”观念，它强调社会成员对国家主权的敏感和尊重，对于民族凝聚、民众觉醒和社会进步，无疑是起过重要作用的。但是，在“人高于国家”的观念面前，“爱国主义”就落伍了，除了被人利用，实在没有积极价值了。今天或许应当有“爱人主义”。但是“主义”这个词，100年来，给用得太滥了，仔细回想，很难让人对它产生温暖的依恋。还是没有主义更好。
——转子《世纪沙龙》(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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