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德教化
陆九渊，宋朝金溪（今江西临川）人，曾任国子正教，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被后人称为“陆子”。他自幼聪颖好学，三、四岁时，曾问其父“天地何所穷际”，其父笑而不答，他就日夜苦思冥想。
长大后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于是忽然省悟道：原来“无穷”便是如此啊，人与天地万物都在无穷之中，他提笔写下：“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他对宇宙无穷与对圣人之心广大的感悟，使其“笃志圣贤之道”，说道：“人须是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须是放教规模广大。”
他任国子正、敕令所删定官等职时，慨叹于靖康之难的惨痛事件，和力主抗金之士共谋恢复失地，并上书朝廷陈述五论：“一论恢复失地，愿博求天下之俊杰，相与举论道经邦之职；二论愿致尊德乐道之诚；三论知人之难；四论事当驯致而不可骤；五论人主不当亲细事。”因此举触怒朝中权贵，落职还乡。
宋光宗即位后，陆九渊任荆门知军。当时荆门是南宋边地，金兵南侵压境，陆九渊见荆门没有城墙，腹背受敌，于是，他“乃请于朝而城之”，修筑了城墙。他“厚风俗”，严格实行保伍之法，境内盗贼因而远避而去；兴办学堂，并亲自讲授儒家经典，境内民事诉讼越来越少，外地商贩纷纷前来荆门做生意，使荆门税收日增。
他到任时当地已久不下雨，他便设坛亲自祷告祈雨，随即下雨。上元日（正月十五日）率属下举行“为民祈福”的仪式，随即下雪。一年后社会风气即大变，民心皆向善。
各级主管部门交相列举陆九渊在荆门的政绩奏报朝廷，宰相周必大称赞说：“荆门之政是陆九渊事事躬行、教诲谆谆的结果，可作地方长官效法的榜样。”
陆九渊一生热心教学，无论是政务之余还是回归家乡，皆从事办学和传道授业活动。他注重尊重德性，认为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存心、养心、求放心和去蒙蔽、明天理的作用
他主张学以致用，其目的是培养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才，拯民济世。认为学儒最终目的、最高境界，是形而上的“道”。认为只有通过对道的深入体会， 才能达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目的，因此，要求人们在“心”上下功夫。他名望很高，“每开讲席，学者辐辏，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观听”。
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曾邀请陆九渊在其办的白鹿洞书院讲习，陆九渊讲孔子《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详加析释，发挥义理，畅达透彻，听众感动得泪下。
朱熹当即离座向众人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认为足以医治当时学士长久隐藏在内心的病根，又请陆九渊书写讲义，将讲义刻于石以作纪念。
陆九渊在“义利之辨”中谈道：儒家以义利判君子小人，其核心问题是辨志。志于“利”者，必被“利”所趋；志于“义”者，则以“义”为行为的准则，所以为学之要在于立志。
他联系到当时科举取士选拔人才的制度谈到：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而很多为学者却只注重做文章的技艺，及是否投有司之所好，甚至有唯利是图者，“喻于利”则与圣贤的教导背道而驰了。
他指出，为克服这些蔽害，必须提出“立志”，以“义利之辨”来决定做人的标准，不以科场得失为目标，去名利之念，以圣贤为志，以治平自任。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
无论是读书，还是考科举，都是为了义、为了公，而不是为了利、为了私。他认为，以这种态度来问学，才得“正学”。
陆九渊以德教化，每次讲学时听者云集，以至有感动泣下着，可想其心，若非与道相应，何能如此？可知其一生事迹，为学圣贤之道真正深入有得者的表征。至于他祈雨得雨、祷雪下雪，则正是其为民祈福的善德所感召，正可谓“人有善愿，天必佑之”。
四、失德招灾
东汉时，汉桓帝即位之后，信重宦官，宦官得势擅权，败坏朝政，为祸乡里。如宦官侯览曾夺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顷；其兄谋财构陷无辜，聚敛上亿的财富。当时叛乱迭起，天灾不绝，国库空虚，民不聊生。
忠臣贤士深为痛恨，不断直言上谏。吏部尚书朱穆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劝谏，上书说：“案汉初之典，士人可任中常侍，中兴以后，乃悉用宦者。自殇帝以来，浸益贵盛，权倾海内，穷困天下。臣以为可悉罢省，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汉桓帝怒而不纳。
白马令李云上书，揭露宦官擅权的弊端，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结果被逮捕下狱，后死于狱中。宦官更进谗言，诬告上谏之士诽谤朝廷，汉桓帝听之信之，下诏逮捕很多上谏之人。
司隶校尉李膺等一些朝中大臣与郭泰等太学生，看到朝政败坏便联合起来反对宦官当权，汉桓帝下诏逮捕李膺等二百余人，禁锢终身。这些被捕的士人多是民间认同的“贤人”，如李膺、范滂等人，德扬四方，被人们称为“君子”。
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这些士人申冤，要求将其赦免，结果被宦官打死，汉桓帝又下令逮捕了士人、学生等一千多人。宦官专权，贻害无穷，察举非人，时人讥为“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东汉自此江河日下，濒于灭亡，四处怨声载道。
汉桓帝死后，汉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欲起用被禁锢的那些上谏士人，上书说：“依旧例，宦者不过监宫廷门户及管宫中各部财物，如今使与政事而任重权，子弟布列，专为贪暴。天下凶凶，正以此故。宜悉诛废，以清朝廷。”
宦官曹节等知悉后，矫诏窦武、陈蕃图谋废立，督羽林兵将其杀害，并向汉灵帝进谗言，诬陷士人“欲图社稷”，李膺、范滂等百余人俱被处死，其他因陷害、牵连者六七百人，分别被流放、禁锢和处死。
当时宦官张让、赵忠、封谞、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为所欲为，残害百姓。
中郎将卢植上书规谏要任用有德贤能之士，被解职。郎中令张钧上书说：“今天下之乱，皆因十常侍多放亲朋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申诉。宜斩十常侍，布告天下，以谢百姓。”汉灵帝大怒，将其处死。
中郎将皇甫嵩、护军司马傅燮上书说：“今宦官弄权，忠臣不进，此即萧墙舋发，而祸延四海，遂使盗贼蜂起。夫奸邪与贤良不宜共国，亦犹水火不可同器。陛下宜速诛谗佞，则善人思进，奸凶自息。”汉灵帝因其有军功，不置可否。
汉灵帝卖官鬻爵，增赋加税，造宫修殿，骄奢淫逸；宦官擅权祸国；忠臣贤士遭受打击和迫害；依附权势的地方官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万民嗟怨，四处逃亡，出现“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景象。
天灾人祸频现，建宁初年，先是天降大雨，久雨之后，又是久旱。那雨整整的下了五个月，水灾泛滥，房屋坍塌无数。及至水退了，又经年不雨，禾苗干枯，饥民逃难。
建宁四年二月，洛阳地震；又海水泛溢，沿海居民，尽被大浪卷入海中；六月朔，黑气十余丈，飞入温德殿中；秋七月，五原山岸，尽皆崩裂。
汉代桓灵失政，国祚将终，有狂风暴雨、水旱灾害、地震、海水泛溢、黑气飞入温德殿等“种种不祥，非止一端”。传至汉献帝，分为三国。诸葛亮曾对此评价：“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后汉书》记载：“桓灵失德，灾舋并兴，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艰。 于是九州绝贯，皇纲解纽，四海萧条，非复汉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