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7月10日讯】
近代史上最混账的官二代
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事后统计，东北军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300多门，其中重炮200多门，轻重机枪5865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
之后在兵力二十余倍于日方的情况下，张学良把锦州也送了出去。
一个月后，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陈公博敦请张学良从后方起兵牵制日军，被张学良一口回绝。
再然后，就是发动了当时举国声讨（某些党除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近代史上最混账的官二代，没有之一。
“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
“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到北京，在车站一见到前来迎接的张学良，使怒责道：“为何不打？”
张学良说：“实力不足，打不过。”
吴佩孚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
阎锡山：小六子（张学良）太蛮干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在多次劝谏蒋介石无效后，联合杨虎城发动兵谏，囚禁蒋介石，这就是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事变后，张学良致电阎锡山，希望他能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接电后，阎锡山立即召开军政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阎锡山在会上说：“小六子（张学良）太蛮干了，已元气大伤。”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决定拥护南京政府，营救蒋介石，谴责张、杨。
在张、杨数次电报的催促下，阎锡山到西安事变的第三日，终于发出了致张、杨的函电：
“两兄震机电及汉兄元未电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
西安事变：《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
西安事变事变后，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清华教授会临时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决定发布《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发表于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
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又以为现在对外之斗争，须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能奏功。……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胡适：这回的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毫无可疑！
“我刚从海外回来。我在国外，眼看见美国的舆论对中国的态度在最近几个月之中逐渐好转。……万不料回国刚刚十二天，就遇着了张学良在西安叛变劫持统帅的恶消息！……
张学良和他的部下这一次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这是毫无疑义的。……
最奇怪的是今日还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于张学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国家，必是无知无识。……
我们的强邻早已认清蒋介石先生领导之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们处心积虑要打倒那个力量。所以凡危害那个力量的行为，都是自坏我们国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们自己的国家，戕贼我们自己的民族，都是叛国祸国。
张学良忽然造反了，把一个关系全国安危的领袖蒋院长拘留了，……说这是为的要“抗日”，这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作瞎子傻瓜！
这回的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毫无可疑。……
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说的“无可比拟的重要”。西安叛变的突然发生，使全国爱护国家的人们格外感觉到这个领袖的重要。在这几天之中，……一切政见的异同都丢在脑后了，大家只感觉这一个有能力有办法的领袖是一身系国家的安危的。……这样爱护的热心，不是宣传的力量造成的，也不是武力威权招致的，是最近两三年坚忍苦干的事实逐渐得国人明了认识的自然效果。在他患难之中，全国人对他表示的敬爱与关怀，那才是最真诚的表示，是利禄与威权买不来的好意。……
最后我们要谈谈最近一年来共产党高唱的所谓“联合战线”。
西安的叛变最明白的告诉我们，这个联合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此番的事变至少证明了这几点：
第一，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他们近来高唱的民族主义战线，只是他们在武装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
第二，他们谈的抗日作战，只是一种无耻的欺骗，因为决没有真正抗日的人们愿意劫持危害那主持国防建设并且正开始抗敌战争的最高领袖的。打倒蒋介石而拥戴张学良，这是抗日作战的方略吗！
第三，他们的行为没有苏联的同情，也决不能得着苏联得援助，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论早已明白表示的。如果苏俄愿意在远东得着一个有力的帮手，她决不会抛弃了整个中国民族的同情和统一的力量而恋爱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和腐败无战斗力的张学良部队。
这三点都是最近西安事变昭告我们的铁的事实。从今以后，我们应该更觉悟了，欺骗的口号应该再哄不动有常识的人们了罢？”
——《胡适文集》
反省录
“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得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
“古人云：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假若金石之坚，虫又安能生乎?良之不坚之处，正如夫子所云，在当时，忧患、忿愤、好乐、恐惧。在秉性上，好勇不知义，自用自专，又未能趋就老成，才会酿成西安之变。否则，共产党何得施其伎俩乎？共匪彼时乃是趁虚而入，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渗透，将内部真实的情绪，了若指掌，尔后，所用之口号和其行动，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认为同道好友，自堕其彀中，毫不自觉……”
——1956年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
责任编辑：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