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归侨青年回忆“被中共绑架”的梦魇
广西知青们合影留念。(Lawrence提供)
【大纪元2016年05月27日讯】1960年，14岁半的印尼华侨Lawrence与还未过17岁生日的姊姊从印尼巨港登船回到心目中的祖国。他们姊弟俩带着美好的憧憬与想像，希望可以升学，但没想到却是一场长达13年的梦魇，船不是航向中华文化古国，而是饥荒、浩劫，他们度过了文化大革命的艰苦岁月。
Lawrence的祖父从广东移民到印尼，胼手胝足，建立起自己的家业。他回忆自己小时候家里生意很好，好几个仓库、三十几个工人，但上个世纪的六○年代，印尼排华事件频传，父亲担心他们姊弟的安危，又受到华校宣传以及海外《中国青年报》、《人民画报》、《人民日报》等中共媒体的鼓动，决定将小孩送回中国念书。
Lawrence回忆，印尼没有中文大学，华人只有念到高中，当时他们对中国都有美好的生活想像。家人用上好的高级木材做了巨大的木箱，里头放了肥皂、罐头、奶粉、米还有各种粮食托运。当时Lawrence还不以为然，认为社会主义中国丰衣足食，根本不需要带这些食物，但还好有长辈的未雨绸缪。Lawrence说：“下了船，一切都与宣传的不一样了。”
护照被收走了！
Lawrence与姊姊在广州的石牌华侨补校落脚。第一个晚上，就有人来收护照，对方表示统一保管，避免遗失。但没了护照，他们姊弟俩，只能听从安排，哪也去不了。
有经验的人告诉Lawrence，一定要到北方，同船来的侨生彼此传递消息，当时8个人一间房，所有人都睡宿舍，尽管素昧平生，但在漫长的航程中，也都逐渐培养出感情。到了中国，缺乏食物还有生活日用品，大木箱里的物资让姊弟俩生活暂时无虞，但命运总不会如自己所安排的进行，Lawrence与姊姊被分配到了广西。
当时负责照顾侨生的中共干部给归国侨生们看电影，电影里头介绍的广西大学碧草如茵，连排的校舍，宽敞的教室，还有规划完善的宿舍。这些美好的电影画面，让人心生向往，Lawrence说：“我们就这样被骗了，根本不知道，这些画面都是假的。我们到了那里什么都没有，都要自己动手盖。”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歌曲渲染下，1960年代，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北大荒到内蒙，从粤北山区到边疆小城，归侨青年也不例外。
本想回到中国升学，但Lawrence说：“根本没有学习，都在劳动。”到了广西，有些人被分配到农场，种甘蔗、水果，他则是一边继续学习中学课程，一边加入盖校舍的行列。
Lawrence一开始住在公安干部学校，住到八月份，又集体移居到华侨补习学校，当时那个地方还没建好，到处是坟地、空棺材，干部仍继续骗他们说是广西大学。
到了广西，食物更加紧缺。但陆续有侨生来到中国，远在印尼的家人就请托人多送一点东西带过来，当时通讯很慢，一封信大概一个月才会到，而且信件的内容也会被检查。
Lawrence回忆，当时同船到中国的大部分是印尼人，也有泰国、柬埔寨的华侨。当时也有些学生们到广州后就发现自己上当了，中国并非像海外媒体宣传的那么好，他们想取回护照，但要不回来，于是写大字报，或是公开发表反对的言论，干部控制不了就整肃批判，将人送到监狱里。
还有些人准备偷渡回印尼，但因为当时干部鼓励揭发彼此，结果偷渡者还没到渡船头就被抓了回来，学生被捉住后，在大庭广众下遭到严重毒打。这些画面让Lawrence留下深刻印象，他明白了，自己不能表示反对意见，偷渡这条路也不可行，自己再苦也得捱下去。
1961年，Lawrence被分配到正规中学，当时的政治口号是：“一视同仁，适当照顾。”但其实都不一样，对侨生的待遇更恶劣，尽管有米、粮票，但伙食很差，一大锅菜里头只有四两油，吃的都是养猪的牛皮菜。
Ken和Lawrence搭乘同一艘船从印尼飘洋过海到中国，他后来成了Lawrence的姊夫。Ken就读于广西医学院，幸运的在文化大革命那一年毕业，他说：“回到中国就是为了升学，如果没有毕业，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工人不上班，学生不上学，一开始Ken还为自己不用工作就有工资感到欣喜，但社会浮动的气氛，两派人马对立、撕裂的武斗让Ken开始恐惧。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Lawrence回忆当时每个人都得表态，明确自己的阶级路线，他说：“每个人都有档案，华侨出身成分不好。”印尼家里的资产成为Lawrence和姊姊的包袱，他们被划为富农、地主，还是资本家出身，属于造反派；Ken虽然也是华侨，但他被定为小资产阶级，可以申请入团，属于保守派。
文化大革命，无数无辜的中国人死于冤错假案，但在边疆南陲广西，却发生更耸人听闻的大屠杀，有近十万人在械斗中死亡。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以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为名，调动军队，以种种名义杀戮，利用清理阶级队伍的口号，保守派在广西省境内武装剿杀造反派“422”。
Lawrence回忆，文化大革命发动那一年他18岁，高中毕业，准备念补校，继续升学，但当时说全国停课10天，谁晓得，这一停，就再也没上过学。Lawrence说：“军队发枪给保守派，我们没办法打，就去抢枪，但抢回来的都没有撞针。”枪林弹雨中，运气好的活下来，运气不好的就成为无名尸体，葬身广西大地。
Lawrence表示，当时全中国的人都像被洗了脑，红卫兵斗老师、斗校长，各种残酷的手段整人，很多人受不了就自杀了。他说：“很多时候，我都看不下去，良心过不去，看不下去。”Ken说：“当时的广西医院院长，喝砒霜自杀，就这样被活活逼死。”
年轻气盛的热情，虚耗在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中。Ken回忆自己曾到北京看毛主席，当时随着大潮走，火车客满了，大家就趴火车到北京。
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万头钻动，人潮彼此推挤，只要一跌倒，就再也爬不起来。Ken余悸犹存地说：“为了看毛泽东，许多人被推倒，然后就被踩死。”
十几亿人陷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全国停工、国库虚空，就像一场停不下来的恶梦，人人为敌，分分钟都可能被告发。但到了最后，梦醒了，收枪，大家各自回原单位去。
Ken说：“许多人从对社会满怀希望到彻底幻灭，我们只能选择明哲保身，躲起来。整个国家都在谎言中生存，人没有了思考，只会置人于死地，但这些话却不能对任何人说。”
Lawrence说：“心里不服从都不行，都不敢讲，再怎么熟的朋友都不会说出自己的感受，分分钟被出卖。”
申请“单程”港澳通行证
文化大革命发生，很多侨生都想离开，但护照被收回去，出走无门。偷渡回印尼的侨胞被捉回来，从此被另眼看待，谁也不敢妄动。
Ken接受了毕业分配，按年份算，上山下乡，到了农村实习。他回忆，当时讲“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和其他医学生也只能逆来顺受。
Lawrence则因体检出“血尿”，无法从事剧烈劳动，所以没被分配下乡，留在南宁，他一开始在汽车配件厂学烧焊、钳工，1个月领24元，后来分配到塑料场，他争取到外省学习，在山东研究铝合金取代钢材，后来又到北京学模具制作。
在北京时，Lawrence听说中央国务院有新政策，于是亲自跑到外交部侨务组，说明广西当地如何迫害华侨，反映状况，也提出出国申请。没想到，回到广西还没进工厂，Lawrence就被当地的侨务组请去约谈，他这才终于明白，不能对共产党政府抱有任何希望。
皇天不负苦心人，1973年Lawrence的出国申请终获批准，他与姊姊一家拿到了“单程”的广澳通行证。Ken说：“谁需要双程呢？不会有人想回去的。”
Lawrence说：“就是强烈的愿望，要离开共产党统治的地方。”
1989年，人在香港的Lawrence看到六四北京政府屠杀学生的画面，不免回想起过往残酷的文革经验。他认为：“铁幕社会，突然放松，人们会开始思考，这些都是必然会发生的。可惜的是学生没有政治经验，对共产党抱有期望，共产党还是鸟笼，只是毛泽东的时代比较小，后来稍微宽松点。”
1960年，Lawrence从印尼搭船到中国，十三年犹如一场梦魇，或用他自己的话说：“被中国共产党绑架了十三年。”◇
责任编辑：古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