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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张东园:中国国学大师的血泪遭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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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05月04日讯】(接上文

6选择隐居 沉默的自由

在1949年之后留在中国大陆的国学大师中,有一个较为特殊的人物,与其他受到迫害和冲击的国学大师相比,其生活状态相对稳定,处于半“隐居”状态,这个人,就是钱钟书。

钱钟书是古文学家钱基博之子,是作家和文学研究家,通晓英、法、德语,亦懂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

1969年11月,钱钟书被下放至河南罗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不久,随“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东岳。1970年7月,钱妻杨绛也来干校。在“五七干校”,钱钟书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1970年6月,女婿王德一在清查“5.16”运动中被逼自杀。

1972年3月回京,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编》。钱当时无家可归,住在文学所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据《谈艺录》、《管锥编》责任编辑周振甫记载,钱当时的书桌既是饭桌,晚上还要当床。

1978年,钱钟书赴意大利出席第26届欧洲汉学会议。1979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8年12月19日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88岁。钱钟书临终遗言:“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

钱钟书本人表示,因为“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享受了“沉默的自由”。那么,钱钟书在中共政治运动血雨腥风的几十年中,是否享受了“沉默的自由”?

吴组湘先生是钱钟书先生的同窗学友。在文革后的一次同学会上,两位八旬的老人拥抱在一起,吴先生却说了一句冰冷的话:“你的著作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

钱钟书被誉为中国的文化昆仑,其学问被称之为“钱学”。但从1950年到1956年,钱先生几乎没有文章发表。这六七年时间,一个大学问家怎能无论著问世?他在这段时间内做些什么工作呢?

1950年到1953年,钱钟书担任《毛泽东选集》1-3卷英译委员会委员,花费了大量精力翻译毛泽东著作,几乎没有发表文章。

《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对于“毛选”,郭沫若曾赞誉“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把“毛选”四卷准确地译成英文,是极为严肃的政治任务。

钱钟书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取牛津大学留学生,其考试成绩名列榜首。他在牛津大学爱克赛特学院攻读英国文学。留学期间,牛津大学出版一套 “东方哲学、宗教、艺术丛书”,聘请钱钟书担任特约编辑,他是编辑组中惟一的一个中国学生。钱钟书的代表作《管锥编》中征引西方学者和作家达千余人,征引包括数种语言的著作1780多种。很多引用的外文是钱钟书凭他超人的记忆默写出的。由此可见他英文造诣的权威性。1960年,钱钟书又参加了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工作。

因此,有人认为,对于钱钟书来讲,《毛选》英译本编委会负责人,是一根救命的稻草。钱先生字默存,然而,要是他真的保持沉默,他就不可能生存下来了。

结语

对于中共迫害知识分子,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中,有以下论述。

“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分传统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1957年,中共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中共称“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账”、“言者无罪”,这些表演颇见成效。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章伯钧、龙云、罗隆基、吴祖光、储安平等都中肯直言,指出中共各种弊端。但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反右斗争开始,他们都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分子”,27万人失去公职,23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饭碗被抢走,生命难以为继,只好小心翼翼,忍辱生存。

这一运动除了让知识分子遭到迫害之外,也向全体中国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谁说真话,谁就面临悲惨下场。更有甚者,在历次运动中,中共要求全民必须参与“揭批”,连人们“保持沉默”的权利都剥夺了。

反右运动,是中共向彻底破坏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随着文化精英的消亡,共产邪灵截断了中华传统文化一代又一代延绵不绝的传承。此后的年轻一代也就无从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邻里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变成没有文化的一代。

经过三反、五反、镇反、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及反右等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摧毁文化、残杀各类文化精英的运动,中国乡村、城市那些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人群基本被毁。同时唯物论、无神论、党文化培养的新一代已经成熟,他们带着暴力思想、行为开始进入角色,进行摧毁神传文化的下一步安排。”

中国国学大师的血泪遭遇,中共在历次运动中对知识分子肉体和精神的摧残以及羞辱,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摧毁源自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即中国历史上久诵不衰的精忠报国、舍生取义、人格尊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传统品格。但是,从和郭沫若形成鲜明对比的陈寅恪、吴宓、梁漱溟等这些优秀传统知识分子的表现来看,中共的目的没有达到。中华民族的好儿女的铮铮铁骨和侠骨丹心已经深入血液。

陈寅恪先生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记”上的一段文字,可以与所有同仁共勉,恢复与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精神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责任编辑:古言

(点阅“弘扬传统文化”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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