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巴黎公社与新古典主义美术(上)

作者:A. H.
蚀刻版画《理性节》(Fête de la Raison),15×9.5厘米,作者不详,作于1793年。(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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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巴黎公社,很多人都会想到1871年经由血腥屠杀所夺取的短暂政权。但研究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法国史上其实出现过两次“巴黎公社”(Commune de Paris)。在人们所熟知的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出现过第一次巴黎公社了,而1871年的巴黎公社实际上是继承了大革命时期巴黎公社的名称,并延伸了其组织结构与暴力手段。

现有的大量史料和各类研究都表明,在两次巴黎公社的背后都出现过秘密教派组织光明会(Illuminati,也译作“光照帮”)与共济会(Freemasonry)的影子;同时,1792年巴黎公社和1871年巴黎公社无论从组织名称、行动纲领到具体采用的血腥手段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可见,两者虽然相隔了数十年,但完全可以视作是相似性质的群体所做的相似类型的事情。

现有的一些共产理论习惯于把法国大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其实所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本身就是共产邪灵为搞对立杀人而编造出的一个牵强附会的政治口号罢了。今天那一个个富可敌国的中共权贵里又有谁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邪灵把人群强行划分为各类所谓相互对立的“阶级”,又鼓吹“阶级斗争”欺骗一个群体去打杀另一个群体,美其名曰“大革命”,以便于从中牟利。要知道“革命”的意思可以理解为“革除性命”,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杀人”,那么“大革命”换个词就是“大屠杀”,从历史上看这也是一个事实。

法国大革命时期,艺术正好处于新古典主义(Néo-classicisme)风起云涌的浪潮之下,邪灵恶鬼与诸多内外因素的介入也让这一艺术流派处于一种复杂的状态。我在《警惕邪党风格的绘画》等文章里谈到过1871年巴黎公社画家们推崇的现实主义画派(Réalisme)以及其后共产苏联所承袭的那一套东西从风格技巧到表现内容都充斥着邪灵因素,是需要摒弃的糟粕。而本文所讲的新古典主义由于其本身并非专门为邪灵而产生的,只是在发展过程中被邪灵影响、利用了一段时期,所以还不能与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之类纯粹的共产主义艺术流派同等对待。但正因为如此,为避免在研究、学习这类新古典主义艺术中被邪灵所污染,搞清楚其中的具体问题就显得极其重要了。虽然谈起来各类因素错综复杂,但历史就是这样,史上的艺术流派与艺术家们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很多事情都需要一步步厘清脉络。

简述新古典主义风格产生的艺术背景

十六世纪后期,为了制约当时愈演愈烈的宗教改革,天主教会鼓励艺术家们在描绘宗教题材时应在作品中表达出神圣的感情,从而激起信众对天堂的憧憬和向往,因此促成了十七世纪巴洛克风格(Baroque)的诞生与发展。从一些教堂的天顶画或者表现神世界大自在的美术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充满动势的活跃构图、辉煌壮阔的神圣场景、雍容华贵的精妙装饰、深具感染力的光影色彩等诸多艺术元素旨在向人们展现壮丽、伟大的天国世界,表达的是人对神的颂歌。

当然,艺术表现的风格、主题是多元的。尤其在人世间,平和理性乃是常态,这一点更多出现在美术史上与巴洛克并行的古典主义风格(Classicisme)中。古典主义是以古希腊、古罗马艺术为典范所体现的美学观,崇尚理性,遵循规范,在典雅、和谐的艺术中寻求真理。

然而启蒙运动(Lumières)的出现以实证科学的发展和各类启蒙思想、无神论、唯物论的推广来削弱人对神的信仰,让受其影响的人越来越远离神,注重现实。到十八世纪承袭巴洛克风格的洛可可(Rococo)时期,艺术作品体现出向两方面发展。

在宗教艺术中,艺术家们一如既往地表达天国的神圣与辉煌,在艺术形式上除了继承此前巴洛克风格的活跃动势、恢宏风貌外,还注重技艺手法的轻松灵巧与装饰元素的丰富纤细等创新因素。

而世俗艺术中更多描绘的则是人世的浮华与情感的细腻浪漫。相较于前人,此时的世俗主题多表现上流社会快乐生活、追求情爱等内容,或以神话题材来做隐喻,表达生活的乐趣。由于符合当时社会的审美口味,在一向以古典主义传统著称的法兰西王家绘画与雕塑学院(Académie royale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里,也曾有数任院长和大量教师是从事洛可可风格创作的艺术家,包括这一风格的代表画家布歇(François Boucher)都在1765年到1768年间担任过院长。

对于一种艺术风格,有人喜欢,那么自然就有人不喜欢。部分口味更为古典的艺术界人士逐渐对洛可可风格繁杂琐碎的装饰与奢华享乐的风潮感到厌倦,而寻求发展原先的古典主义风格。同时在启蒙运动大力宣扬理性主义思想的普及下,这种趋势渐渐开始影响到更多的人。以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普鲁士考古学家兼艺术史家)为代表的专业人士对庞贝(Pompeii)和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这些古城遗迹的实地考察再次激起了人们对古希腊、古罗马艺术的热情。随着法国的维安(Joseph-Marie Vien)、意大利的巴托尼(Pompeo Batoni)等著名画家的具体实践,新古典主义画风逐步成型。

温克尔曼希望以一种理想式的文化来重建古希腊文化艺术。但他和其他一些考古学家所看到的古代雕塑和建筑文物其实是经过漫长的历史与时间的磨砺后所留下来的状态。今天经过现代科技研究发现,古希腊无论是建筑还是雕塑其实都会被当时的人涂上丰富的色彩,然而在两千多年里,由于色料被慢慢侵蚀、风化,基本上都失去了颜色。所以这种因为时间而导致的谐和、简洁、单一的无色风格并不是原本色彩斑斓的古希腊艺术真正的面貌。但误解了这一点的温克尔曼提出新古典主义艺术的理想应该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Edle Einfalt und stille Größe)。从其后很多这一流派的艺术作品所表现出的朴素、明晰、庄重等特点中,就能体会到这种艺术理想在实践上带给人的直观感受。

艺术与政治

当邪灵没有明目张胆地入侵、控制人类艺术时,我们都能够抱着一种宽容的态度来看待艺术发展中出现的各大流派及分支,其中也包含艺术风格多元化的体现。然而,一旦邪恶因素开始系统地接管人类艺术、宣传杀人革命,那么这些事情的性质就不能再和正常的艺术同日而语了。在纷乱的局势中,不论是艺术家还是各行各业的人都可能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来,实质上就是从思想上被邪灵操纵、控制了。

本文所要讲述的内容集中在法国大革命这一狂乱的历史时期,因此而列举的一些作品和史料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一时期的特点。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认为被邪恶操纵思想的人就是恶魔,很多情况下其实只是人被邪恶利用了。因为人活在迷中都不容易,在社会的潮流与动荡中,很多时候是难以自主、身不由己的,很容易就被邪灵利用。所以,往往是邪灵利用着被迷惑的人做坏事,而人的本质却不一定坏。同时,这一时期的艺术也不代表整个新古典主义艺术。因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和之后,以及同一时期的法国与世界各地,同样有众多立意深刻的新古典主义作品没有被邪灵影响,也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具体说来,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新古典主义画家就是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了。谈起大卫,很多不懂美术的中国人都可能知道——就是中国学生美术课本里那个画《马拉之死》(La Mort de Marat)的画家。因为大卫在作品里把马拉这个鼓吹暴力、杀人如麻的屠夫美化成了一个仁慈而又勇敢的英雄,中共政权为了宣扬“革命斗争”而宣传了这幅画,让每个中国学生都去学习它,用来搞红色洗脑。

大卫是在十八、十九世纪交替之际对欧洲影响最大的画家之一。史上对他的争议也比较大,其中有对他优秀绘画技巧的赞赏,也有对艺术被沦为暴力革命宣传工具的悲哀。

艺术从最开始就是为表现神而出现在神殿里的,因此以赞颂神明、维护道德为己任的艺术家们所处的基点一直都很高。在美术史上也能看到,早期著名的艺术家总是与教宗、主教、帝王、贵族们打交道,可见艺术家们的社会地位与视野也都是不低的。早期艺术表达的题材基本全是宗教题材,其后有关于世俗王权题材的,也是建立在“君权神授”理论基础之上的,归根结底还是与神有关。

在普通民众中,优秀的艺术家也备受尊崇。拿绘画来说,早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就一直觉得绘画是不可思议的行业:画家能把一张白纸或一块木板变成映入自然景观或真人样貌的镜子。尤其当画得很像时,当时的人会认为画家的技法其实是神赐予的法术。所以技艺高超的画家会被认为是得到神关照的人,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信任,并且创作自由度相对较高。

也就是说,艺术家们有着自己的骄傲,在美术理论定型的框架内不会轻易受政治、权力因素的影响而在艺术上让步。举个雕塑家的例子:拿破仑(Napoléon Ier)掌权后,找雕塑家卡诺瓦(Antonio Canova)为他塑像,卡诺瓦按照希腊化时期雕塑风格把雕像塑成裸体形像的。拿破仑不希望人们看到他的雕像一丝不挂的样子,于是建议雕塑家给雕像雕刻出衣服,但卡诺瓦不高兴地回答道:“同诗人一样,我们有自己的语言。如果一位诗人把社会下层民众所惯用的语句和方言引入到一部悲剧中,他将会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谴责。同样,我们雕塑家不可能让我们的雕像穿上现代的服装而不遭到相同的谴责。”最终,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拿破仑也只能被迫接受他的雕像是裸体的现实。

大卫一直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就在于他在大革命时期公开宣扬艺术为革命政治服务,而这是大多数艺术家都不欣赏的事情。艺术史家们评述大卫的时候,经常提到一些艺术之外的内容——就是他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与时机意识。大卫在路易十六(Louis XVI)还有实权的时候通过接受其官方委托发展起来,还被选入王家绘画与雕塑学院。而当政治风头转向革命者一端时,大卫又在合适的时机倒向了革命那边,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在巴黎公社,他成了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的挚友,也是其雅各宾派(Jacobins)成员之一,当选为国民议会的议员。由于政治需要,大卫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并且关闭了王家绘画与雕塑学院。在巴黎公社的“恐怖统治”时期(Terreur,1793年-1794年,中共则美其名曰“雅各宾派专政”),大卫担任恐怖统治机构“公共安全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的委员之一,负责宣传暴力革命。

各种新“国教”的背后

在历史上也能找到不少为权力和利益趋炎附势的艺术家,但这一时期的大卫之所以受到更大的争议,与他所服务的政治势力对正教信仰的迫害镇压有很大关系。毕竟,在两百多年前信神的人还是很普遍的。而为一个排斥神、践踏传统宗教信仰并犯下大屠杀罪行的政权唱赞歌、搞宣传,这确实让很多还有正念的人难以接受。

以马克思邪说为宗旨的教科书上总是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写着法国大革命是由不同社会阶级的经济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把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描绘成视财如命、一切从金钱出发的守财奴,让人下意识地觉得好像自古以来人类只信仰钞票。其实那是骗人的谎言与洗脑的手段。杀人夺财往往都是革命者中的小喽啰或下层炮灰们所热衷的活动,而要想改变社会,没有某种核心的意识与遵从这种意识的组织层、领导者根本不可能。从十八世纪末到今天一直都有理论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被光明会所控制的共济会推动实现的,而在雅各宾派中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共济会成员,这些人严格遵循着某些精神性的要求处理各方面的事务。

有资料显示,很多当时的革命领导在生活上具有一种宗教式的廉洁。虽然他们以物质利益煽动社会下层的无套裤汉(Sans-culottes)和各类社会流氓造反,但对自己的做派却要求严格。后世一直都有许多对罗伯斯庇尔等人嗜血成性或政治极端的指控,但却鲜有人说他们个人生活如何奢侈腐化的。今天西方大量的历史学研究中都明确指出,法国大革命背后从头到尾都贯穿着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在里面,它的指导思想并不是金钱。从革命势力一上来首先把矛头对准信仰,要求教士还俗,关闭教堂,发展到屠杀教士,再到建立新的国教等一系列行动都能给人一个清晰的感觉:如果说夺取政权只是行为手段的话,那么消灭正信恐怕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

为了消灭对神的信仰,雅各宾派领导的革命势力不仅取缔传统宗教,强迫神职人员还俗,还屠杀教士与信众。仅在1792年的“九月屠杀”中就有将近1400名囚犯被杀,这里面的人大半是以各种莫须有罪名临时抓捕来的,而其中还包括233名拒绝宣誓服从《教士公民组织法》(Constitution civile du clergé)的天主教教士。实际上,不少曾经完成宣誓程序的教士也在这波运动中被捕遇害。可见,那些所谓的罪名和理由只不过是嗜血邪灵随便找的一个牵强的借口罢了。

对传统信仰的打压还体现在一种新历法的颁布上,由雅各宾派的无神论议员罗姆(Charles-Gilbert Romme)和投赞成票处决国王的吉伦特党(Girondins)议员费里(Claude Joseph Ferry)组织一群学者与科学家共同制定。传统历法以耶稣诞生的年份作为纪年的开始,今天叫作公元纪年;同时,西方的每一天还对应着一位圣人的名字,这些传统已经沿用至今。但当时被称为“法国共和历”(Calendrier républicain)或“法国大革命历法”(Calendrier révolutionnaire français)的新历法,由于把宗教信仰视为敌人,于是把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诞生之日1792年9月22日定为“共和国元年元月一日”,并把原有日子、月份的宗教或神话色彩名字改为以植物、矿物、动物、自然现象等唯物、无神论范围内的词汇来命名。此举旨在割断传统历法与宗教的联系,抹去正教信仰在人民生活中的痕迹。比如法国革命史上常出现的“雾月”(Brumaire)、“热月”(Thermidor)等词并不是法国的传统词汇,而是为破除传统月份的原有词语而新造的。这种历法从1793年10月6日通过法律正式生效,沿用到1805年9月9日,被拿破仑废除。但在1871年巴黎公社时曾短暂地死灰复燃,在5月份沿用过8天。

从当时流传下来的一些美术作品中我们还能看到,由于下层人妒忌贵族的华丽风格,因此社会风俗、生活乃至衣着,都被进行了革命,比如人们被要求取消假发和非常华丽的时装等等。不仅如此,在历史文献中可以发现,人们说话、演讲时用行政词语“公民”(Citoyen, Citoyenne)代替了传统的“先生”(Monsieur)、“女士”(Madame)等称呼,而一些早期共产主义派别的人则互相称呼“同志”(Camarade)……

虽然这些纷乱的社会现象对人的传统思想造成了冲击,但人的观念却不可能立刻改变。由于那个时代的普通大众一下子还适应不了没有基督教的生活,难以达到邪灵消灭正信的目的,于是邪恶就编造出一些邪教来取代原有的传统宗教。

1793年秋,巴黎公社中的无神论者埃贝尔(Jacques-René Hébert)和肖梅特(Pierre-Gaspard Chaumette)推出了一种无神论宗教“理性崇拜”(Culte de la Raison)作为法国的国教,其教义否定一切神,只崇尚人的理性。由于取缔了基督宗教,巴黎圣母院等一些原宗教建筑被改造成“理性庙”(Temple de la Raison),用来在“理性节”(Fête de la Raison)上针对一个虚构的无神论“理性女神”(Déesse de la Raison)举行崇拜仪式。

蚀刻版画《理性节》(Fête de la Raison),15×9.5厘米,作者不详,作于1793年。(公有领域)

学过哲学的人很容易从这种极端强调人的理性却否定神的邪教背后看出启蒙运动思想的痕迹。而“启蒙时代”的法语正式名称是“Siècle des Lumières”,直译为“光明的时代”;在十七世纪下半叶还出现过“Siècle éclairé”的说法,可直译为“被光照亮的时代”。“光明会”或“光照帮”也因此而得名——拉丁语的“启蒙时代”(Aevum Illuminationis)一词与拉丁语的“光明会”(Illuminati)在词根上是完全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文化中魔鬼路西法(Lucifer)名字的含义是“Porteur de lumière”,即“带来光明者”。那么光明会以及启蒙运动是被谁带来的?魔鬼所带来的“光明”有可能是真正的光明吗?@#(待续)

责任编辑: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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