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根、无弦:做哨子的人与吹哨媒体

——揭开被继续掩盖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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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4月21日讯】2019年末至2020年初,武汉爆发肺炎疫情,在中共的维稳掩盖之下,武汉人一如既往地年前欢聚、走亲访友,瘟疫迅速传遍武汉、撒向全国、播向世界。至2020年4月19日,已造成全球229万人感染,16万多死亡。而中共报道的大陆感染人数8.4万,死亡4642人,而在武汉市区,清明节前集中发放骨灰盒就在2万个左右,超过正常死亡约5倍——自相矛盾的宣传,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定为欺骗。

吹哨人——率先向大家预警疫情者的代表,李文亮医生的感染和去世,牵动了所有中国人的心,被中共强行淡化处理,掩盖结案。

吹哨人的源头——“发哨子的人”艾芬[1],上了大陆《人物》3月刊的封面报道,迅速引爆了网络,网民的怒火再次爆发,结果杂志迅速被中共勒令删文、换封面。

发哨人的源头——“做哨人”,那些最先发现疫情的人呢?他们的故事,在大陆已经无人敢问津了。因为被中共严格管控,没有办法直接采访当事人,只能深挖新闻和网文,借海外自由媒体来展现一二。

(一)微远基因公司,做好哨子交给两方

2019年12月26日,广州微远基因一位研发人员上班后,在开展工作前,照例浏览一下mNGS(宏基因组二代基因测序)自动分析结果,发现了意外。[2]

“SARS冠状病毒”的结论,自动显现在一份样本的检测报告上。他心头一紧:难道2003年爆发的非典SARS瘟疫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了?当即放下手头要做的工作,全力深入分析。

12月26日,广州微远基因公司内部交流“发现新冠病毒”的微信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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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之中,他与“专业上司”不断沟通,部分谈话截图如上图,两人做了充分考量权衡。

12月27日,他们组装成接近完整的“新型病毒”基因组序列,共享给中国医科院病原所。并电话告知(注意没敢提交正式报告)送样的武汉中心医院: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传染严重(人传人),提示要隔离患者。医院当即采取了隔离措施。

同时,微远基因无害化销毁病毒样本,消毒实验室,确保自身安全。

因为新病毒有高传染性,会人传人,才要隔离。微远基因在第一时间做了第一套“警告疫情的口哨”,交给上级,同时交给武汉中心医院。

28日,微远基因公司的领导,再次跟医院和疾控中心(CDC)的人通电话,提示情况严重。29日亲自去武汉,跟医院领导汇报,30日去疾控中心,向领导当面汇报、交流,一切都在紧张、保密中进行。

30日,微远基因得到了友商(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的新型病毒的基因组测序结果,样本来自武汉中心医院另一患者。两个病毒一致,这样在基因水平上,证实了人传人。

可以这样说,微远基因在第一时间做了两个“警告疫情的哨子”,分别交给了武汉中心医院的领导、武汉疾控中心的领导。他们焦急地观望,等待着“接哨子”的两方吹响疫情的警报——但是这些领导,都是受上级党的领导,让党自己吹疫情口哨、“破坏稳定”,无异于痴人说梦。

微远基因的专家们,就这样在焦急和愤懑中期盼,眼睁睁地看着疫情在人间悄然扩散。

(二)省中西医医院张继先,两次做哨交上级

12月26~27日,武汉的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科主任张继先,接诊了两位感染特殊肺炎的老两口,又叫来他们的儿子,三人肺部都有特殊影像,典型的家庭互传。这是在实际病例层面,确定了人传人!

同日,发现另一家华南海鲜市场商户有同样病症。当日,张主任上报医院,再上报市疾病防控中心。同时,让科室医护人员戴口罩,订购隔离服(不是防护服)——整个科室基本得以保全。

28~29日,华南海鲜市场又有3名患者入院,在张继先的努力下,中西医结合医院再次上报。事后,张继先被官媒表彰为上报疫情第一人;2020年2月4日,被湖北省记大功奖励;同月,被定为2020年全国劳模推荐人选;3月5日,被国家授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张继先太天真了,她连续两次做哨,交给了上级、交给了党,她相信党会拿着她的“预警哨”,四处吹响。所以,她严格遵守纪律,只向上级汇报疫情,没有在网上泄漏“机密”,对亲朋好友守口如瓶,连医生内部都没有扩散消息,仅仅是让同事简单防护而已,没想到,党拿起她做的“紧急疫情哨”,吹出来的,却是“和谐稳定”的旋律——后面大家会看到!

党表彰她,是为医生树立一个听话、守纪、向人民隐瞒真相的样板。

(三)北京博奥,做哨惊爆

12月30日,北京博奥检测报告单传给武汉中心医院,艾芬主任在SARS上画红圈,传给各微信群组。

2019年12月30日,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的基因检测报告,传给了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看到后,用红笔圈出“SARS冠状病毒”。当医生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了过去,并转发给医院的各科室组群——仅仅是发了图片,对医生来说,无需解释。艾芬说自己不是疫情的“吹哨人”,而是“发哨子的人”。

接到艾芬发来的哨子,李文亮、刘文、谢琳卡等医生,在自己的朋友圈吹响了,他们不但转发图片,还做了不同的解释,其中李文亮解释的较多、较详细,自然,他受到警方的打击相对较大。

李文亮微信截图,转发的艾芬传来的报告,并尽可能做了详细解释。

网络由此被引爆。疫情的哨声,虽然只是在医院同学、医生同事之间吹响,广大普通百姓没有听到,人民还在瘟疫的轻风里飘摇,但毕竟有很多医生和家庭开始了自我防护。

(四)博奥的SARS报告错了吗?没有!中共在玩弄法律。

现在中共管控下的大陆媒体这样说:“就是这份(注:指北京博奥)犯了一个小错误的检测报告,却直接引起了武汉医生们的注意,通过社交媒体吹响了对公众的警哨。” “他们的基因库不够全,也可能是没做复核,所以犯了一个小错误,实际上跟SARS不是一回事,就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警方处理“8名造谣者”和“李文亮为代表的医生”,官方的辩护词也是这个逻辑:确实不是“SARS(萨斯)”,所以警方说他们造谣(发现了7例SARS)、处理造谣者“是正确的”!

真是这样么?

警方处理那些医生的时候,警方知道“SARS冠状病毒”(SARS-Cov)和“SARS样冠状病毒”(SARS-CoV-2)的区别么?那时候连学术界还没搞清楚,后来才把两者分开,警方代表公检法这个庞大的系统,怎么能“未卜先知”地拿后来的标准,提前去判以前的案子呢?如此违背了“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则,怎么中共的整个“公检法”界,对如此执法犯法、歪曲法律,群体缄默、万马齐喑呢?

就算后来学术界把SARS-Cov和SARS-CoV-2分开了,北京博奥的检测报告,也没有错!因为病毒的分类信息一直都不统一,国际上的分类规则、方法也不统一,在世界学术界公认NCBI分类系统中,新冠病毒属于的“SARS样冠状病毒”(SARS-CoV-2),是划分到萨斯(“SARS冠状病毒”,SARS-Cov)下面的。

正因为当时国际上公认的分类原则,2020年2月11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才把新冠病毒,正式命名为【SARS-CoV-2】(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2型),直白地说,就是“SARS二代”!

所以,按照当时公认的NCBI分类原则,北京博奥的检测报告:“SARS冠状病毒”——并不错!艾芬、李文亮等医生转发的发现“SARS”也没有错,二代的SARS也属于SARS!

可叹的是,当今只有海外独立于中共的媒体,才能发出这样正义的声音:北京博奥的检测报告、艾芬、李文亮等医生转发和吹响的警哨,在科学上并没有错,并不是谣言——真正的造谣者,是中共的整个系统,肆意违法、违背法律原则,公检法对此不但不纠正,还不追究,继续混淆视听。

中国学术界对【SARS-CoV-2】的命名,开始并没有异议,都接受,都使用这个正规名称。那么,COVID-19是咋回事呢?COVID-19是世卫组织命名的疾病名称,被新冠病毒感染了,得的病叫COVID-19。所以,SARS-CoV-2和COVID-19是并行的两个国际名称,对于病毒来说,应该遵循国际病毒委员会的命名:SARS-CoV-2。

但是,SARS-CoV-2在给中共打脸!因为2003年萨斯瘟疫“莫名其妙”地消失之后,中共宣布战胜了SARS(钟南山却坚持说:SARS还会卷土重来),现在SARS-CoV-2,二代“升级版”来了,中共没脸面对,所以指使中国的学术界,向世界发出改名的倡议,要把SARS-CoV-2改成2019-nCov,抹掉中国人对萨斯的惨痛记忆,和对中共的质疑。

这种文字游戏,和中共在新地图上、在推行的“新文化”上,把“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一样的,都是要抹掉人民的记忆,那些可以声讨中共的历史记忆。

(五)哨声随着训斥惩戒终止

12月31日凌晨1点半,吹哨人李文亮被连夜叫到武汉市卫健委查问。天亮后,又多次被叫到医院监察科检讨。

同日,吹哨人刘文也被医院约谈查问,吹哨人谢琳卡被警方电话查问。

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通报,散布武汉肺炎不实消息 8人已被警方依法传唤、处理。

1月2日,艾芬这个“造谣源头”遭到医院党委书记蔡莉等人的严厉斥责:“你视武汉市自军运会以来的城建结果于不顾;你是影响武汉安定团结的罪人;你是破坏武汉市向前发展的元凶。[3]” 艾芬几乎崩溃,从此闭嘴。

刘文被警方传唤,到派出所做笔录。从此闭嘴。

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传唤,在《训诫书》上签字,从此闭嘴。

艾芬对自己当初的闭嘴,痛悔不已:“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1]

为什么他们都选择了闭嘴做顺民?因为中共当局威胁的背后,是强大的迫害。远的不说,1989年6月4日,向反腐败、反专制的请愿学生群体开枪,血洗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学生被诬蔑为暴徒;替人民说话的赵紫阳,被终身监禁,一直到死;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谎言和暴力做到了极致,经济剥夺(下岗)、名誉搞臭(诬蔑)、肉体消灭(迫害致死),大兴冤狱,大搞“思想犯罪”……

此时,只剩下海外那些“吹哨媒体”,在向世界大声疾呼:中共在掩盖疫情,已经人传人了,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可是,因为中共封网,大部分中国大陆的人,看不到也听不到。

(六)复旦张永振,做好哨子上交,中共内紧外松不吹哨

1月3日,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张永振教授,收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快递来的样本。整个团队加紧检测,1月5日凌晨,检测出一种“新型SARS样冠状病毒”,测出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当日,张永振立即向上海市卫健委、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报告,提醒他们新病毒与SARS同源,应是经呼吸道传播,建议在公共场合采取相应疾控防疫措施。

这是高级专家的首次、正式预警,张永振团队做出了“紧急疫情哨”,交给上级、交给中共,等待吹响。

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内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但是内紧外松,不能让外部知情。武汉开政协、人大两会,党员也要为和谐稳定牺牲(会后至少有200多人出了状况);民间依然是一片歌舞升平,逛市场大采买,筹备年货频繁出行,在瘟疫的旋风里飞舞,浑然不觉。

(七)人传人四方出铁证,专家组两度唱稳定

2019年12月31日,国家派出第一批专家组赴武汉。1月4日,专家组公布结论:“未发现明显人传人。”

随着染疫的人越来越多,2020年1月8日,第二批专家组到武汉。专家组长王广发1月10日宣布:“未发现明确人传人,疫情可防可控可治。”

被全国人信赖的专家组,两度错报,百姓放心大胆地年终聚会、走亲串友、四处旅行。国家级的专家精英,因为做了瘟疫扩散最强力的推手,招来骂声一片。

王广发为首的专家,全面甩锅给武汉当地,说武汉卫健委、医院合伙欺骗他们,自己毫无责任——真是这样么?中共大跃进的时候,高官们视察下基层被骗,一手推起了浮夸风,这些高官没有责任么?

就算是被武汉市医院所骗,可是这些专家组,是知情而来的,他们看到了三方、四方上交的“紧急疫情哨”——

微远基因、北京博奥、复旦大学生物医学院张永振团队,这三家单位在基因层面上,分别认定了人传人的危险病毒;武汉的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张继先,在临床病例层面上,确定了人传人。这四个单位的独立工作,都上报给了上级、直达中央。

这些中央的专家组,看不懂基因层面的报告?基因层面的结论,是最有说服力的“人传人”的铁证,病毒学家都能看懂——难道中央派的国家级专家,没有一个懂病毒学的?只是一批看病开药的大夫专家?

即使如此,还有张继先上报的临床病例报告,同样是“人传人”的明证,怎么这两批“大夫专家”,没人看懂呢?

讽刺的是,中央级第二批专家组长王广发16日回京,17日患轻微结膜炎,18日发热,20日自我判断被新冠病毒感染,21日检测阳性,自身证实了人传人!

作为众矢之的、被百姓痛骂不止的王广发康复后,3月5日被国家授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民间大感诧异,其实大可不必。

因为王专家1月10日在央视发布“未发现明显人传人、可防可控”,打脸4方上交“紧急疫情哨”的专家,和中共维稳的宣传完全合拍;又因为王专家事后全面甩锅给武汉市,又与中共高层的甩锅策略如出一辙,在替中央甩锅,如此与党高度保持一致的专家,怎能不被中共评为全国先进、立为标杆?

(八)复旦张永振,再做哨子交世界,被勒令停业!

复旦大学的张永振教授,对疫情不敢有丝毫怠慢。他1月5日上报,把“紧急疫情哨”交给上级之后,焦急地等到了1月10日,还没反应,索性将新病毒基因组序列共享上网,这是全球首次公开。

这次公开意义重大!因为全球的病毒学家,会从基因序列上,判断出这是SARS级别的病毒,识别出高传染性和致病性,认定这是一场劫难性的瘟疫,从而催动中共高层早日公布疫情。海外的科学家随时可能抢先响应这个学术热点,构成向中共领导的逼宫。

张永振此举,仅仅是违背了中共“不准向外界泄漏病毒信息”的临时新规而已(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团队早在1月2日就完成了新病毒的全基因组测序,只是听话地交给了上级,没敢公布)。违规的代价很小,意义却极大——他做了“紧急疫情哨”交给了全世界的病毒学家,等待他们向全世界吹响,自然能让中国“共振”。

没想到,身兼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教授的张永振,1月12日得到结果,竟然是被市卫健委勒令:公卫中心关门整改!却不讲任何原因。

张永振提交4份报告,申请重新开放公卫中心P3实验室,进行病毒相关研究,苦等无果,直到疫情失控,又等了4天,到1月24日方得获准。

更没想到的是,国际上对张永振公开的病毒基因组序列,并不热衷于做功能性解读——因为国际上都相信了中共官方的宣传:可防可控,疫情不重,没啥大不了,谁还急着解读?麻痹大意,把张永振等着救命的“紧急疫情哨”搁置了。

(九)再搏捂盖人传人,三查专家下定论

武汉的疫情越来越严重,已经没法掩盖了。1月17日开始,中央派出第三批专家组去武汉。组长钟南山18日晚上到达,19日力追隐情,终于追出了1个病人传染14名医护人员的事,但是武汉方面只是私下向钟南山承认,并及时补充一句:那些被感染的医生护士,还没有最终确诊(核酸标准)。因为钟南山去武汉之前,已经在广东了解了一个人传人的武汉肺炎病例,所以此时,钟老已经明白了真相。

1月19日,武汉疾控中心主任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新病毒传染力不强、风险低、可防可控。

1月19日,武汉市遵循“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4]的原则,在没有得到中央授权的情况下,为中共的维稳,做最后一搏——疾控中心主任李刚继续掩盖疫情,机械地、背诵稿件一般地宣讲:“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不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疫情可防可控。”

1月20日,钟南山对维稳唯大的“大局”反戈一击,在电视发布会上宣布:“肯定人传人了。”

这不是吹响“疫情预警哨”,因为疫情已经失控,捂不住了,要封城的消息两天前已从内部传出,武汉人心大乱,才不得不承认的。

从武汉封城的决定传出,到1月23日10时封城,《新冠瘟疫:回溯误区 惊见根源 根本治愈》一文根据往年的武汉空城率,计算出封城前离开武汉的500万人中,约有300万是计划外逃离,是被吓跑的,瘟疫洒向了全国、世界。

(十)吹哨媒体传真相,中共捂盖假宣扬

前面先后有四路专家,做好了“紧急疫情哨”,交给上级、直达中央,急切地等待着中共吹响,解万民于倒悬——可是,等到的却是中共维稳第一,吹响了和谐稳定的乐章,直到再也无法掩盖。

与1月20日中共不得不承认人传人对比,早在1月4日,海外阿波罗网,就通过深入、严谨的分析,确定了武汉疫情爆发,已经出现人传人了。

海外独立中文媒体阿波罗,早在1月4日就通过严谨分析,揭露了武汉疫情人传人的真相。

中共大外宣的战略下,海外很多中文媒体,被中共收买,成为中共的传声筒,真正独立、不屈从于中共利诱的中文媒体没多少。这些媒体,如阿波罗、大纪元、新唐人电视台、看中国、明慧网等,一直在揭露中共的谎言,揭示疫情真相,不少人是因为看到这些网站的真实报道,才提前逃离武汉、逃离中国大陆的。

而中共控制的各种媒体,以维护中共统治为第一要务,始终是掩盖式宣传,只讲好消息、只做“正面”宣传、传播“暖新闻”,掩盖各种疫情数字,销毁疫情数据,要求医护人员、工作人员签署保密协议,不得对外泄露,不得接受媒体采访……

中共在疫情数据上大肆掩盖、造假的证据和揭露。
朝阳市卫健委遵照中共上级指示,命令销毁疫情文件数据和签署保密承诺书的红头文件。

因为相信中共的宣传,世界各国被谎言麻痹,已经造成了空前的、无法估量的损失。世界各国在痛揭中共谎言的同时,也须反思一下自己,为什么对这么多独立于中共的、一直为疫情向全世界紧急吹哨的媒体淡漠?对他们吹响的“真相哨声”充耳不闻?早些接受真相,何至于此?

世界各国受害,因为听信中共的谎言,忽视了海外吹哨媒体的正义之声,误区尤在,警哨未听。

既然巨大的损失,是因为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导致,那就该到那些“不被中共控制和利诱的独立媒体”,去听听“警醒当今中西方误区”的哨声,看看解决疫情、救人的正确方法和活生生的有效例证,而不是迷惑于中共的新外宣、新计策,沿袭中共的抗疫方式,那必将沿袭中共让人民付出的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和生命的代价,遵循中共所谓的“有效措施”,将一错再错,一失再失。

参考文献:

[1] 龚菁琦,《发哨子的人》,《人物》杂志, 2020年3月,文章被中共舆控部门勒令删除,封面人物被替换,转载被大量删除,但仍有躲过“中共网路屠杀”的网页。

[2]《记录一下首次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经历》,《新民晚报》,2020年1月30日。

[3] 《蔡莉,快点主动辞职吧,别太难看!》,凯迪网,http://m.kdnet.net/share-13640351.html

[4] 邓琦,《武汉市市长: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时希望大家理解》,《新京报》,2020-01-27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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