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6月3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杨杰凯（Jan Jekielek）采访报导/秋生编译）
罗丝玛丽·吉布森：“一旦我们失去了对像药品一样重要的产品的控制，那么结果就是这样。我们失去了对质量的控制。我们看到，在冠状病毒爆发期间，我们失去了对价格的控制。供应短缺，价格上涨，我们继而丢失了国家主权。我们可以想一想，一旦我们失去了对药品的控制，而由其他人控制着，谁控制着产品供应，那么谁就控制着世界。
“中国（中共）利用药品短缺来威胁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们从前就曾用药品短缺威胁过美国。但是这回的威胁是非常明显的，而另一次的威胁则是悄无声息的。我是在撰写《中国处方》的过程中听说的。那就是通过切断药品供应来威胁杀死美国人。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做法更厚颜无耻了。假如这都不能让人觉醒，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让人觉醒。”
全球制药所需成分的供应链竟然几乎被中国一手控制？（中方）会如何利用这一点来作为筹码牵制他国，特别是美国？如果中国决定停止药品成分的出口，会发生什么？
特别是眼下全球在对抗“中共病毒”，即新冠病毒疫情的当口。为什么像大型制药公司这样的特殊利益团体游说反对“购买美国货”行政令？在美国本土生产药品难道会比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的全球供应链的成本还要低廉吗？
在本期节目里，我们请来了罗丝玛丽·吉布森（Rosemary Gibson）女士，她是希斯廷斯中心（Hastings Center）的资深顾问，同时也是《中国处方》（China Rx: Exposing the Risks of America’s Dependence on China for Medicine.）一书的作者，该书揭露了美国因对于中国药物制造的过度依赖而造成的风险。
这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American Thought Leaders）。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罗丝玛丽·吉布森：感谢您的邀请，我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
杨杰凯：近期发生的新闻让我立刻想起了您，当然也因为您撰写了《中国处方》（“China Rx”）。我们看到中共病毒，或者说冠状病毒，揭露出了产业链和制造业存在的重大问题。许多国家都有类似问题。其中的一个难题是：中共威胁要切断药品出口，甚至于包括前体药物出口。请您谈一谈这对美国的影响。
罗丝玛丽·吉布森：正如我在《中国处方》中写道，美国和全世界严重地依赖中国以获得数以千计的日用药品。这些大部分是学名药。假如中国关闭了这些核心药物及其原材料的出口大门，我们将会看到世界各国排队等待购买医治国民的救命药品。由于冠状病毒爆发导致全球药品需求增加，我们已经开始看到某些稀有药品出现了价格竞争。这种严峻的局面正在一天天到来。
这是个雪上加霜的局面。由于冠状病毒爆发，中国的工厂关门。工人不去上班，以便待在家里照顾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交通运输也受到了限制，中国国内的药品需求同样巨大。同时，随着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全球性的需求正在增加，而全世界的药品供应链都集中在一个单一国家。我们开始看到英国、印度，甚至于匈牙利等等国家正在限制药品出口，因为他们必须要保证对本国国民的药品供应。我们现在遭遇到的情况史无前例。我们正处于未知的领域。我有过预言。不幸被我言中了。我在《中国处方》中写道，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全球瘟疫，如果中国关闭大门，世界各国一定会排着队购买医治国民的救命药。
杨杰凯：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一直在推动“购买美国货”的行政命令，但是大型制药公司游说反对。我们想听听您的观点。
罗丝玛丽·吉布森：我的理解是：白宫正在准备的行政命令草案会纳入与国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卫生部有关的条款，要求他们购买美国制造的药品，包括全部的有关成分。这样才能使这个国家的产业恢复元气，并能使制造业基础多样化，也有益于世界其它各国。但是我们看到一些人反对这个行政命令草案。这的确令人费解，竟然有人反对在美国生产药品。而眼下正值全球大瘟疫当口，一些国家开始切断供应链以便把药物留在本国。在这种时候有人反对这个草案，这真是太奇怪了，怎么会有公司反对在美国生产药品。
我们过于依赖他国，以至于美国现在甚至连抗生素都不能生产了。这种情况从21世纪初期就开始了，当时美国向中国敞开了自由贸易的大门，最后一个青霉素工厂关门了，最后一个维生素C工厂关门了。发生了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的价格比其它公司低，并且长期保持低价位。这种贸易行为是违法的。我们就是这样失去了青霉素市场，失去了学名药类抗生素市场。这相当的不可思议，整个世界所需的很多种抗生素竟然都依赖于一个国家。现在我们得想想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制造业拉回来，即使不是全部，也得是其中一部分，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国民健康安全。
杨杰凯：我认为中共病毒的肆虐愈发揭露出的一点是，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可不是善类。我想这并不只是医疗健康问题（虽然那是核心），而是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因为它可能会导致健康问题。您怎么看？
罗丝玛丽·吉布森：你说得对。其它国家也处于同样的情形，也有同感。荷兰人去年拍了一个电视纪录片，着重描述荷兰在关键药品方面对中国的依赖，因为中国拥有这些核心药品的绝大多数国际市场份额。我们的药品是什么？药品是用来治病的。荷兰政府和退休的业界人士曾经说，他们很担心中国会限制药品出口。那是在冠状病毒爆发之前。而我们目前就处在全球瘟疫流行的时刻，不仅美国忧心忡忡，其它各国也忧心忡忡。
杨杰凯：我最近读到，中国承诺至少提升三种前体药物的产能。
罗丝玛丽·吉布森：是的。我认为问题是：继续把全球药品生产集中在一个单一的国家是不是好事？全世界都不想看到80%或者90%的石油都产自一个单一国家，无论是哪个国家。同样的，我们也不应该让80%至90%制造救命药物的核心成分都由一个国家生产。我们必须使生产基础多样化。美国的一些小公司很想参与，填补真空，满足需求。我希望美国和世界各国都能有机会这样做。
我们看一下目前治疗已经住院的冠状病毒患者所需要的药品情况。如果病人上了呼吸机，那么他们就需要镇静剂。如果发生细菌性的二次感染，就需要抗生素。如果血压急速下降，就需要药物来急救。制造这些药物的核心化学制品90%来自中国。就全球供应而言，所有的渠道都通向中国。实际上，这对全球公共卫生来说非常危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撰写《中国处方》一书的时候，我花了三年时间做研究，这是别人没有做过的研究，没有人看到药品供应已经集中到了什么程度。
这些产品对生命至关重要，可是没有人谈论它，在美国没人谈论它，在全世界也没人谈论它。《中国处方》的确是第一次努力，是第一本揭示真相的书。但我仍然感到很惊讶。我们必须要赶快纠正目前的状况。这是全球瘟疫中的一线希望。它会激励我们吗？它会激励我们把产能多样化，把一些制造业搬回美国，搬到其它国家吗？
杨杰凯：您谈到降血压药品非常重要。这使我想起您在您的书开头讲的那个故事，那确实是个活生生的惨痛的故事。我在想您能否简单地用您自己的语言与我们分享一下。
罗丝玛丽·吉布森：《中国处方》开篇讲了一个12年前发生的一次药物污染导致数百美国人及其它国家的人死亡的故事。那是一种医院常用的药，名叫肝素。它也用于肾透析患者。在当时这种药供应不足，因为制造该药的核心材料来自猪，而一种名叫蓝耳病的猪瘟疫正在中国蔓延。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生猪生产国，因为中国人喜欢吃猪肉。由于没有足够的猪用来提取原材料，胆子大的人就开始制造假的替代品。由于假货与真货很相似，在接受检测的时候假的污染物就通过了检测。后来被证实，这个假污染物在高剂量下会致命。
所以这件事要怎么去讲呢？我找到了一个家庭，丈夫是一位有名的医生，曾经在美国一所非常有名的医学院接受培训。他的事业很红火。一天夜里他突然胃溃疡流血进了急诊室，被告知要在医院住一夜。不知怎么的，他用了肝素。这不太寻常，胃溃疡流血怎么用肝素？总之，他用了两剂大剂量的肝素。用药后不到11分钟，他的心脏开始衰竭，其它器官也开始衰竭。一个星期后，他的心脏损害严重，不得不切除。三个月后他就痛苦地死了。有数百个美国人都遭遇过这种经历，在其它国家也有。
这就是我们由于供应线过长而付出的实际代价。我们没有办法保证产品质量达到美国、欧洲等其它国家的标准。对中国的民众和其它国家民众也是一样，对任何人都应该有很高的质量标准。但是我越来越担心这些标准正在降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于冠状病毒爆发，美国食品药品局（FDA）已经暂停在中国的检测工作。他们不想让他们的职员去中国，因为那里不安全。他们通常的做法是进入为我们生产药品的工厂，对产品进行检测，按照一个非常具体的程序检测，以确保我们的药品达到我们期待的指标。如今食品药品局不检测了，那么谁为我们的药品质量把关呢？最近对我们的学名药做的独立检测表明问题正在变得严重。这些检测学名药的独立检测机构发现10%以上的药品不合格。它们达不到活性材料在人体中溶解的标准。美国人平时吃的药中的90%都是这些药。我们对药品的信任度正在滑坡。无论是慢性病还是治疗其它疾病，我们越来越不信任我们在吃的这些药，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就在近期，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一系列非常普通的降血压药被召回，包括缬沙坦和洛沙坦，因为里面含有致癌物，有时候达到致命的程度。在中国曾经有一家工厂，那里生产的每片药所包含的某种致癌物，是用来制造火箭燃料的，它超过了可接受限度的200多倍，有数百万人使用这种药，每天都在使用。更让人不安的是，这家公司明知道存在问题，但是仍然持续不断地把药品发往美国。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确保供应链本身要高质量，药物本身也要高质量。
一旦我们失去了对像药品一样重要的产品的控制，那么结果就是这样。我们失去了对质量的控制。我们看到，在冠状病毒爆发期间，我们失去了对价格的控制。供应短缺，价格上涨，我们继而丢失了国家主权。我们可以想一想，一旦我们失去了对药品的控制，而由其他人控制着，谁控制着产品供应，那么谁就控制着世界。想一想这样的国家对其它国家有多大的控制力：“我们有药，如果你们想要的话……”我们等于把巨大的权力拱手让给旁人。出于这些现实的原因，我们真的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的全球供应链，确保供应通畅，确保国民的卫生安全。
杨杰凯：我想起中共的超限战理论就是动用一切非军事形式进攻另一个国家，开展战争。您在讲解时，我想到的是如果你控制90%的前体药物或一定百分比的实际药物，你就可以把药品武器化，比如可以通过某些复方来影响他人，这是一回事，然而您所讲的是，只需通过控制药品本身，这可能是最强大的武器。这是个令人震惊的概念。
罗丝玛丽·吉布森：他们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相对显眼一点的，那就是在药品中掺假，或者不放入应该放入的成分。这是比较不显眼的。这很难查出来，因此非常阴险。肝素血液稀释剂就是个例证。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现并追查出来是假药导致患者死亡，或者药品包含的药量短斤少两。比如，一个人在进行癌症治疗，我们会进口癌症化疗需要的活性成分，那么你如何确定一名接受癌症治疗的病人的病情在好转呢？他用的癌症药真的货真价实吗？药的制作方法合规吗？更不要说药是否有足够的药性了。这是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就是干脆切断供应。这一招比较明显，就像射出的弓箭。这种杀气腾腾的做法很不明智，因为它会毁掉一个国家在全世界的声誉。如果他们切断药品供应，他们将不再被信任。所以说，药品可以被用来以多种方式制约或迫使一些政府做一些他们不肯做的事情。
杨杰凯：我想到我们之前谈到的大型制药公司对这个事情的回应。美国应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制造业，这看上去是个无需动脑人人都懂的道理。坦率地讲，每个国家的一些关键药品都应该自己生产，至少在境内，或者来自一些法治国家。或者来自友邦。有鉴于这些前体药物或其它药品很容易就被当作筹码或用于勒索之类的事情，为什么大型制药公司还对维护当下的供应链感兴趣呢？这让我不明白。
罗丝玛丽·吉布森：我认为首先需要弄明白谁是这些利益集团，然后让他们公开站出来说明，是什么驱使他们反对国防部或退伍军人事务部等部门“购买美国货”？我们每年花60亿美元购买在中国制造的学名药。我们为什么不省下这笔钱来发展我们自己的产业，并且实时在美国国内监控质量？这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很难理解这些利益集团为什么要反对在本国生产自己的药品，这对国家健康安全十分重要。这让人费解。尤其考虑到对方切断药物供应这种威胁。您知道，华盛顿的这些利益集团很有效地说服了美国人：我们想让你越来越依靠那些威胁杀害你生命的人。这不是信口雌黄吗？
杨杰凯：我也想弄明白这个事情。您的书中非常突出的一点是：制药公司似乎很不情愿解释他们的产品是在哪里制造的，您在这方面记录得很全面。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罗丝玛丽·吉布森：是的。12年前美国国会曾经提出立法要求标注生产国，但是马上就被枪毙了。我问过一位有30年工作经历的业内人士为什么这个法案被推翻。他的回答是，商家或许认为用户知道产品的产地并不是一件好事。你想一想，当时是在2007和2008年间，肝素事件刚刚发生。中国是个新兴国家，还在解决产品质量的问题。当时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局局长因为受贿被处决，也恰好美国国内的几千只狗和猫由于吃了含有名为三聚氰胺的工业化学品的食物而死去。然后又出现了婴儿奶粉事件。不仅仅是美国人，中国人也深受其害。写《中国处方》的时候我很惊讶，这段时间的这些事件竟然没有阻止药品制造厂家把产品外包给一个因为刚刚兴起因此肯定不具备相同质量标准的国家。从那时起那个国家进步很快。而我们的产业竟然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这真是惊人。在当时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局并不去工厂监查。于是，我们从第一世界的标准下降到实际上没有标准的标准，这包括药品中的化学成分、活性成分、以及也越来越包括那些学名药。
现在大约10%的美国学名药在中国生产，其中很多都是由（中国）国内公司生产，生产用来治疗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症、癫痫病、糖尿病、艾滋病病毒的药物，还有避孕药。真的很惊人。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产业衰落了。你知道，西方的公司正在倒闭关门。这些都是西方学名药制造商，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型制药公司那样的创新公司。如果我们拿到一份学名药公司名单，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从未听到过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成批成批地倒闭，因为他们无法和中国的公司竞争。他们是在跟中国政府竞争，中国政府为他们的公司提供补贴，以便他们作为一个国家达到成为全世界药房的全球目的。所以，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其它地方，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战略。难道我们愿意继续走在老路上，依赖某一个国家，并且承担着所有的风险吗？还是说，建立我们自己的产业，使产业链多样化，把一些制造业带回美国？
杨杰凯：虽然准确的数字很难确认，但是我们知道大约90%的前体药物来自中国，但是您知道大约有多少药本身是在那里制造的吗？
罗丝玛丽·吉布森：这个我不知道。我们没有药量的数据，也没有关于前体药物的信息，前体药物实际就是化学分子，只有制造它的人才有这些信息。在药厂工作的化学家和药物工程师们知道，如果你问他们，他们会告诉你这些药品的来源。这些信息都在他们的书里。他们得去购买这些用来制药的产品。所以他们知道，但是我们没有这些用量数据，也不知道实际制造了多少药。
杨杰凯：您提到过去曾有人推动要查明药物制造地点是哪里。现在是否有人在努力查明药品的生产地点？
罗丝玛丽·吉布森：这方面没有什么进展。有一些提案提到需要注明生产国，但是我认为推动提案正式立法或推动该条款的通过非常艰难。我宁愿看到我们能快速制定一个计划确保能够生产那些最关键的药品。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冠状病毒，一种可以造成感染的病毒。那么细菌感染呢？现在有生物战，假如我们没有抗生素治疗细菌感染，我们的麻烦会很大。2001年华盛顿和纽约遭遇炭疽热袭击以后，联邦政府不得不购买大约两千万剂抗生素用于治疗炭疽热患者。它的名字叫强力霉素，这种药也用于治疗很多其它疾病，如莱姆病。它过去不在这里生产，现在也不在这里生产。因此联邦政府不得不求助于一家欧洲公司。我曾采访过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说他得从中国的一家工厂获得初原料。
如果我们正处于全球瘟疫或更糟糕的情况之中，我们怎么会有时间去生产药品？我们也没有时间到其它国家去找它。那么结果会非常非常的惨。所以我们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现在就得解决这个问题。自由市场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人们会说“交给私人企业吧，交给自由市场吧。”可是，什么是自由市场？没有什么自由市场，因为投资商是要看到回报的。假如你和我建了一个加工厂，要卖我们的产品。可是，中国的公司出价比我们的低，因为他们有政府补贴，我们不可能取胜。美国政府和国会必须要明白这一点，必须决定要不要支持本国的药品生产。仅靠激励还不够。我们生产学名药的基础设施已经被破坏得很严重了。离华盛顿DC不远有一家非常大的工厂，过去曾经雇用2500人，但是现在正在面临破产。他们曾经生产学名药。我们的国家难道就让它消失吗？在瘟疫全球蔓延的时刻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
所以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战略决定要做。我们必须要冲破现在常见的一种说法，利益团体想要维持现状不想改变。你随便问一个路人，无论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他们都懂得拥有药品生产能力的重要性。人们还记得那些掺假的宠物食品如何害死了他们的狗和猫。他们再也不会轻信他人。
我们看到甚至于医生都不相信学名药了。我曾专门去某家医院转了转。我遇到了一位医生。他给我看了他的办公室的橱柜，里面是一些琥珀色的塑料瓶，白色的瓶盖很难打开。我问，“这是从哪儿来的？”他是从患者那里得到的，因为他很担心里面的药是不是具有应有的疗效。他发现有些患者并不见好，有些还病得很重，而这些药却决定着他们的生和死。他说：“我想检测一下这些药。”可见，如今医生都在怀疑他们给患者开的药的质量。信誉一旦被毁，就很难恢复。我曾经呼吁公众举报药品质量，用一种消费者报告的模式做独立检测，发布检测结果，那将自动扭转医药市场目前的状况。
但是我们仍必须对美国和其它西方公司的（药物）制造业投资，因为他们得不到各自政府的补贴。我们对农业提供补贴以确保我们有足够的粮食。我们对公路、高速公路、桥梁提供补贴，我们对军队提供补贴。我们不想把我们的航母或者核潜艇转移到中国制造。我们意识到，有些事情是非常神圣的，关系到社会的运转，我们得在这里制造。这是明智的。我们需要把制药业当作战略资产，不能把它外包给一个几万英里以外、一个用断货来威胁美国的国家。想想看，如果中国威胁切断粮食供应，假如他们控制了销往美国的小麦或者玉米，国会就会马上做出反应予以反击，同时积极鼓励农民种小麦。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医药。没有药物，国家就无法运转。所以我们要改变人们的看法，把这种声音推广出去，这是公众都理解的常识，这么下去是不行的，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杨杰凯：这说到关键了。许多年前，我也因为预防疟疾而服用过强力霉素。如果我都不相信药片里面到底是不是强力霉素，那情况真的很糟糕。您刚才是说现在美国有一些制药厂还在生产，但是面临着倒闭的威胁吗？我的理解对吗？
罗丝玛丽·吉布森：对！有些工厂已经倒闭了，留下了凌乱的设备。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这些基础设施呢？我们不必一切都重新建造。它们或许只需要重新装备更新一下，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工厂的产能。我们需要的是买家，比如说国防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他们有两千万人需要照顾。我们为什么不在美国，在那些闲置的或者即将被关闭的厂房里生产这些药品？这对社区有好处，对增加就业有好处，也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有好处。让人气愤的是，某些公司竟然不肯告诉国防部他们把产品制造外包给谁了。
这是行不通的。我在对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作证时提出的建议之一是制药公司应该被要求告知国防部他们卖给国防部的药品及制作材料的来源地。这是常识。最近，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在南中国海巡逻，24名船员被确诊患冠状病毒。于是他们入港对每个人进行了检查。想一想这些青年男女，他们都要依靠他们的敌人提供治疗冠状病毒的解药。
杨杰凯：我也想到了这个情况，因为通常航空母舰绝不会告知公众它所采取的下一步行动。我觉得一般这种消息是保密的。然而这次公众却获知了它要入港的消息。这会有各种影响，当然还有您提到的药物问题。我还想到一点就是，应该派人去了解一下这些废弃的工厂还有多少生产能力，70%或80%。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国内肯定有一些工厂有立刻可以利用的产能。之前我甚至没有想到这点。您怎么看？
罗丝玛丽·吉布森：是的，这项工作已经开始了。我很高兴《中国处方》首次为政府的行政和立法分支的政策制定者和私企揭示了真相。本书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联邦政府必须知道是谁在控制着我们的药品供应。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最惊人的发现之一是联邦政府无人负责了解是谁在控制着我们的药品供应。现在改变了。如今联邦机构以及其它机构正在调查他们存在的漏洞，即是否药品来源或脆弱的供应链仅来自中国一个国家，或任何其它单一的国家。
接下来的一步就是，我们现在的产能情况如何？看谁能制造口罩和呼吸机。这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开始看到处方药制造也在进行中。但是还得重申，关键问题是：核心化学品从哪里来？对我们的很多药品而言，核心化学品主要来自中国。我们看到印度禁止关键药品出口，那是因为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学名药产地，而大约70%的支撑该产业的核心化学品要依靠中国。所以，假如你没有这些化学品，那你就无法照顾你的国民。那么你怎么能出口你需要的药品呢？好消息是，在印度确诊病例非常少。他们实施了21天封城，但是冠状病毒的病例非常少，所以没有出现关键药品需求的巨量增加。但是这一切再次表明中国是主要产地。
好消息是，我们开始检视自己现有的产能情况。问题是，当这次的疫情缓解之后，我们会采取接下来的步骤吗？我希望我们到时候不要忘记，而是继续下去。我们该如何振兴国内制造业？还不仅是恢复生产，不仅是我付钱给你去生产某个产品。我们需要对这些制造工厂再次投资。如果要投资的话，我们这个国家有优秀的精英人才。有的人能够以更快、更价廉的方式制造学名药，而且做到实时质量监控，环境污染也比较小。完全在自己国家制造所有的成分。有人说，在美国制造成本太高。这话不对。
一旦对新的基础设施和设备的投资到位，我们实际上可以把学名药的成本减低20%。但是，这些生产商需要有保障的合同，因为一旦你把产品拿到开放市场，中国就会削低价格，投资商也会失去投资的动力。所以我们需要与国防部、卫生部签长期的合同，既是为了国家战略储备，也是为了退伍军人。我们只能用这种方法开始重建我们垮掉的产业基础，这将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巨大好处，此外，还可以把纳税人的钱留在国内。但是，我们需要推动政策制定者迈出这个下一步。我很高兴地看到，很多人都意识到了单一依赖中国的后果。但是，我们会行动起来吗？我们会把这些话和这些初衷，良好的意愿，变成起实际作用的投资吗？
杨杰凯：我们在美国生产这些产品，可以把成本降低20%，这种说法相当不得了。这个数字您是怎么得出来的？
罗丝玛丽·吉布森：我们正在使用的制药方法有一百年的历史了。我们用一百年前的方法在制药。连薯片的生产都要比制药方面的创新多。这是因为拥有品牌的公司没有投资的动力。他们也利用先进加工技术制造了一些药。但是在学名药方面，由于利润很低，生产学名药的公司很难维持下去。如果中国介入，用低价格竞争，他们就会停止投资。
所以这样的技术在化学行业已经使用了一百年了，制药业本质上就是为了人类的健康制造化学品，我们应该尽快做出改变并向前推进。高科技制药业可能出现复兴，但是私人企业不会参与。所以我们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并投降，要么向公私合作企业投资，在美国生产。我们有这方面的先例。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就在流感季节到来之前，美国政府得知大约五千万剂流感疫苗无法提供。本来是英国一间公司负责供应，但是厂房出了点事情。于是国会采取行动，虽然国会的反应慢了一些，但是他们还是建立了一个公私合作企业生产流感疫苗。所以说，在制造医药产品方面，美国有先例。可是制造学名药，人们有些犹豫。我们得过这一关，这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冠状病毒全球蔓延显然如同一声响亮的号角。
杨杰凯：我们看到产业很大程度上被动员起来了，虽然大部分是自愿的，小部分是因为《战争权力法案》被通过。我们似乎没有理由认为美国不会朝着自己制药的方向发展。
罗丝玛丽·吉布森：令我感到很奇怪的是，在这个高达83亿美元的治疗冠状病毒开支计划中包含了生产呼吸机、呼吸器、口罩、手套的开支，但是没有包含生产短缺药品的开支，即使这种短缺在冠状病毒爆发前就出现了。为什么？药品难道不关系到人的生死吗？即使在大到两万亿美元的开支计划中，也没有用于生产药品的款项。这非常令人惊讶。似乎从公共利益而不是从私人利益的角度，我们就不能去做这件事。这个想法我们得打破它。还有，我们看到人们的意愿，公众是理解它的重要性的，我在社交平台上也看到，无论什么政治立场，人们都认为我们现在的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返回正确的轨道。
杨杰凯：您在您的书中谈到，早在冠状病毒爆发之前有200到300种药品供应短缺。这种短缺是如何发生的？其中有些药品极其关键，对不对？
罗丝玛丽·吉布森：在美国，关键药品短缺已经长达20年。其中有些是手术用的抗生素和药品。您想一想，我们这个国家除了关键药品之外什么都不缺。为什么？因为在一个正常的市场，如果因为西红柿供应不足而造成披萨饼短缺，好，企业家就会出面与西红柿种植者签合同：能不能大规模生产西红柿，这样我们就能制作披萨饼？当然，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出于某种原因，有些人就是非常不情愿。那个躲在阴影里的系统很有问题，任凭这种短缺持续下去。
一个名为Civica RX的非盈利组织尝试了一种创新。该组织由1300家医院组成，由于他们担心药品短缺，因此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购买药品。他们一起凑钱，做法跟那个买不到西红柿的披萨饼店老板一样。他们去一些可靠的国家寻找一些声誉好的公司制造药品，同时尽可能多地购买非中国生产的活性成分。他们的秘密就是与制造商签订长期合同，支付合理的价格，而不是不断地压低价格，在产品产地方面完全透明，知道是由谁制造的。他们对产品进行检测，并且提供证明，证明这个药是不是货真价实的。
这等于是重新启动市场的力量来生产紧要产品。在操作的第一年间，为了展现这种做法的可靠性，他们供应了第一批非常重要的抗生素。这里指的是那种救命用的抗生素，用来维系重病患者的生命。我指的是治疗败血症的药物，这种对整个人体系统的感染每年都导致美国及其它国家数以万计的人死亡。在第一年，他们生产了大约20种药物，后来又生产了20种，最后他们想要在美国建厂。所以说我们得另辟蹊径，用我们的美元购买优质产品。那家私人企业起主导作用，但是我们需要引导我们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以同样的方式改变他们购买药品的方式，也就是在自己本国购买高品质药品。
杨杰凯：我们听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关创新企业、小制药商开始更新设备的各种报导。比如最近有家枕头生产商开始改为生产口罩，各种精彩的故事都在发生。看上去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模式，值得研究、仿效。
罗丝玛丽·吉布森：是的，这当然是可以复制的模式。我们有一些公司开始生产呼吸器和口罩，因为联邦政府可以提供资金。人们会开始响应并制造这些产品。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联邦政府还没有提供资金制造重要药品，这是我们需要改变的。我们可以让公众辩论这个议题。有些人反对在美国制造我们的军队需要的药品，我们应该让他们站出来公开说说他们的道理，通过电视对全体美国人说说他们的想法有什么理由，用不着躲在特殊利益集团说客的影子背后，站出来公开辩论。或许《大纪元时报》也能支持这样的辩论。
杨杰凯：这份草拟的信函站在大型制药公司的立场上反对购买美国产品，有趣的是，它的核心论点竟然认为这会破坏供应链和制造药品的能力。
罗丝玛丽·吉布森：是的，有人告诉我一封发给白宫的草拟信函，它是由特殊利益集团草拟，反对购买美国制造的药品提供给我们的军队和退伍军人。他们的说法是，这会破坏我们的药品供应链。我们的药品供应链已经是一团糟了，不仅质量差，而且持续短缺，所以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可是尤其令人震惊的是，那封信公开两天后，中国领导人参加了G20首脑虚拟峰会，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我们要确保我们有稳定的药品供应链。”所以说，华盛顿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观点看上去与中国领导人的观点那么的一致。怎么会这样呢？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华盛顿特殊利益集团并不反对中国要增加提供给世界的核心成分和药品的生产量。你知道，如果美国这样做了（增加药品生产），就会被认为是搞民族主义。但是如果中国这样做了，那就可以。当然了，特殊利益集团并不在乎中国对全球供应链的垄断将持续保持下去。这将给全世界带来危险。这是毫无疑问的。
杨杰凯：从中共操纵冠状病毒疫情的方式上看，未来的药品生产会出现什么情况？两者间有什么关联吗？
罗丝玛丽·吉布森：一切都取决于信任，对不对？信任是全世界正常运行的关键。现在很多人心中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信任（中国）？我希望看这个节目的人也在思考，能不能信任？如果能，那很好。如果不能，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中国利用药品短缺来威胁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们从前就曾用药品短缺威胁过美国。但是这回的威胁是非常明显的，而另一次的威胁则是悄无声息的。我是在撰写《中国处方》的过程中听说的。那就是通过切断药品供应来威胁杀死美国人。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做法更厚颜无耻了。假如这都不能让人觉醒，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让人觉醒。
杨杰凯：罗丝玛丽，您的这句话太震撼了，我们的访谈可以在这儿结束。在结束之前，您是否还有其它想法？
罗丝玛丽·吉布森：我认为我们有机会一起合作为全世界多做有益的事。您知道，冠状病毒引发了很多焦虑和恐惧。我们该如何一起合作来战胜它？等下一次出大事的时候，大事总是要出的，还会出现下一个像“新冠”这样的疫情的，我们到时候就能够准备得更好。我们就不需要再经历这么多焦虑和恐惧，有没有口罩？怎么保护我们的医疗工作者？能不能照顾那些生病的人？这些事件如同飓风，都是可以预测的。我们有迎接飓风的计划，我们有准备，可是我们却对目前的情况没有准备。此刻正是一个汲取教训的时机，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我们需要汲取教训，准备得更充分，把每个人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因为灾难来临是迟早的事，还会有其它的大事发生的，到时候我们就有备无患了。
杨杰凯：罗丝玛丽·吉布森，谢谢您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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