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和他的主人

作者:米兰·昆德拉(捷克)译者:尉迟秀
捷克首都布拉格。(MICHAL CIZEK/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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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从主、仆两人的漫游之旅展开,一路上他们谈论宗教、阶级、道德、男女……这趟旅程既幽默又荒诞。故事中表达出作者昆德拉对自由的向往、嘲讽自己的祖国捷克遭到苏联入侵、作品被禁等残酷现实……

昆德拉:“我们始终不如我们所想像的那么独特,一切的不幸都因为我们汲汲营营地追求差异。”

序曲——写给一首变奏

俄国人于一九六八年占领我的祖国,当时我写的书全被查禁了,一时之间,我失去了所有合法的谋生管道。那时候有很多人都想帮我。一天,有位导演跑来看我,问我要不要把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白痴》改编成剧本,再以他的名义发表。

为此我重读了《白痴》,也了解了一件事,那就是即便我饿死了,也无法改编这部小说。因为我厌恶书中的那个世界,一个由过度作态与暗晦深渊,再加上咄咄逼人的温情所堆砌起来的世界。然而正是在彼时,一股对于《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的莫名乡愁却由心底蓦地升起。

“您不觉得狄德罗会比杜思妥也夫斯基好些吗?”

他不觉得。而我,我却挥不去那古怪的念头;为了尽可能与雅克和他的主人长相左右,我开始将他们想像成我自己戏里的人物。

***

为什么会对杜思妥也夫斯基有这般突如其来的强烈反感呢?

是身为捷克人,因为祖国被占领而心灵受创,所反射出来的仇俄情绪吗?

不是,因为我对契可夫的喜爱不曾因此中断。

是对杜思妥也夫斯基作品的美学价值有所怀疑吗?

也不是,因为这股对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强烈反感,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这种感觉根本没有丝毫的客观性。

杜思妥也夫斯基之所以让人反感,是因为他书中的氛围;在那个宇宙里,万事万物都化为情感;也就是说,在那儿,情感被提升至价值与真理的位阶。

捷克被占领之后的第三天,我驱车于布拉格和布德若维斯城(卡缪的剧作《误解》〔Malentendu〕中的背景城市)之间。在路上、在田野里、在森林中,处处可见俄国步兵驻扎的军营。车行片刻,有人将我拦下,三个大兵动手在车里搜索。检查完毕,方才下令的军官用俄语问我:

“卡喀,粗夫斯特夫耶帖斯?”

意思是说:“您有何感想?”

问句本身既不凶恶也无嘲讽之意,问话完全没有恶意。军官接着说:

“这一切都是误会。不过,问题总会解决的。您应该知道我们是爱捷克人民的。我们是爱你们的!”

原野的风光遭到坦克摧残蹂躏,国族未来的数个世纪都受到牵连,捷克的国家领导人被逮捕、被劫持,而占领军的军官却向你发出爱的宣言。

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占领军军官并无意表达他对于俄国人入侵捷克的异议,他绝无此意。俄国人的说法和这位军官如出一辙:他们的心理并非出自强暴者虐待式的快感,而是基于另一种原型——受创的爱——为什么这些捷克人(我们如此深爱的这些捷克人!)不想跟我们一块儿过活,也不愿意跟我们用同样的方式生活呢?非得用坦克车来教导他们什么是爱,真教人感到遗憾。

***

感性对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自从人们认为感性代表某种价值、某种真理的标竿、某种行为判准的那一刻起,感性就变得令人骇怕了。最高尚的民族情感好整以暇,随时准备为最极端的恐怖行径辩护;人们怀抱满腔抒情诗般的情感,却以爱为圣名犯下卑劣的恶行。

感性取代了理性思维,成为非知性和排除异己的共同基础;感性也成为如荣格(Carl Gustav Jung)所说的“暴行的上层结构”(la superstructure de la brutalité。

情感跻身于价值之列,其崛起的源头上溯极远,或许可以直溯至基督宗教和犹太教分道扬镳的时刻。“敬爱上帝,行汝所欲”,圣奥古斯丁如是说。

这句名言寓意深远:真理的判准从此由外部移转到内部——存在于主观的恣意专断之中。爱的模糊感觉(“敬爱上帝!”——基督宗教的命令)取代了律法的明确性(犹太教的命令),并且化身为朦胧失焦的道德判准。

基督宗教社会的历史自成一感性的千年学派:十字架上的耶稣让我们学会了向苦难献媚;洋溢着骑士精神的诗篇告诉人们什么叫做爱;布尔乔亚的家族关系勾起我们对于家族的怀旧感伤;政治人物的蛊论滔滔成功地将权力欲“情感化”。正是这段漫长的历史造就了情感所拥有的权力、丰富性及其美丽容貌。

不过,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感性因为某种与其互补的精神而获得平衡:这种精神就是理性与怀疑,游戏以及人文事物的相对性。于是,西方文明得以进入全盛时期。

索忍尼辛于其著名的哈佛演说中,将西方危机之滥觞置于文艺复兴时期。这样的论点显现了俄罗斯文明的殊异之处;事实上,俄罗斯的历史之所以有别于西方,乃因文艺复兴不曾出现在这个国家,而文艺复兴的精神也未曾在此地应运而生。这正是为何在理性与感性之间,俄国人的心理所感受到的是另一种不同的关系;而俄罗斯灵魂(其深沉及其粗暴)的神秘之处就存在这种关系里。

当俄罗斯沉重的无理性降临我的祖国,我本能地感受到一股想要恣意呼吸现代西方精神的需要。而对我来说,似乎除了《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之外,再也找不到如此满溢着机智、幽默和想像的盛宴。

写作《雅克和他的主人》是为了我个人的乐趣,或许还隐隐约约怀抱着一个念头:说不定有一天可以借个名字,将这出戏搬上舞台,在捷克的某个剧场里演出。

代替作者署名的是我散置于字里行间(这又是一场游戏,一曲变奏)几许和旧作有关的回忆:雅克和主人这一对,是〈永恒欲望的金苹果〉(《可笑的爱》)那两个朋友的翻版;戏里有关于《生活在他方》的暗喻,也影射到《赋别曲》。

是的,都是些回忆;整出戏正是要向作家的生涯告别,一个“娱乐式的告别”。约莫在同一时期完成的《赋别曲》,本来很可能是我的最后一部小说,然而在此期间,我却丝毫不觉遭遇挫折的苦涩,只因为个人的告别杂缠交错着另一无垠无际撼动人心的赋别仪式:

在俄罗斯黑夜无尽的幽暗里,我在布拉格经历了西方文化的骤然终结,那孕育于现代(Temps modernes)初期,建立在个人及其理性之上,建立在多元思想及包容性之上的西方文化,我在一个小小的西方国度里,经历了西方的终结。是的,正是这场盛大的赋别。

***

一天,唐吉诃德同他目不识丁的土包子仆人一道离开家门,去和敌人作战。一百五十年后,托比·山迪(Toby Shandy)把他的花园当作假想的战场;他在花园中,沉湎于好战的青春回忆里,他的仆役崔林(Trim)则忠心耿耿地随侍在侧。

崔林踸踔于主人身旁,正如同十年之后在旅途上取悦主人的雅克,也和其后一百五十年,奥匈帝国的勤务兵帅克(Joseph Chveik)一样多话又固执,而帅克的角色也同样让他的主人卢卡什(Lukac)中尉既开心又担惊。再过三十年,贝克特(Beckett)《终局》(Fin de partie)里的主人与仆役已然孤独地站在空旷的世界舞台之上。旅行至此告终。

仆役与主人横跨了整部西方的现代史。在布拉格,神圣的上帝之城,我听见他们的笑声渐行渐远。怀抱着爱与焦虑,我始终珍惜这笑声,一如人们对于注定稍纵即逝的脆弱事物之眷恋。

一九八一年七月于巴黎 ◇

——节录自《雅克和他的主人》/皇冠出版公司

(〈文苑〉)

责任编辑: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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