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2月06日讯】一
若干年前，读美国学者库兰（Timur Kuran）《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颇受启迪。此后偶而想起，现实世界里“偏好包装”的现象亦很普遍，似乎不在“偏好伪装”之下。普通《市场营销学》教科书对包装的意义有详尽阐释，但包装的对象仅限于商品。对“偏好包装的政治经济学”而言，包装的对象不是商品而是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伪装”与“包装”相距不远：“伪装”是对自己的“包装”；“包装”则是对他人的“伪装”，两者都包含对真相的掩蔽。生活中常见的一个词“相互吹捧”，其实指的即是“相互包装”。
二
20世纪顶级包装的高手，是刘少奇与林彪，他们共同的包装对象是毛泽东。刘少奇对毛的包装不仅开先河且极富创意，刘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一词，并将“毛泽东思想”包装成“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林彪沿刘少奇的路径，把对毛的包装推向极致：“毛泽东同志天才的、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革”中毛泽东进而被包装成“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是一种对极权主义者作神化包装的社会偏好。
当独裁者经包装走向神坛的时候，法律在权力面前失去庄严，并成为权力玩家手中摆弄的空头支票。所谓“偏好”包装，既是包装者的“偏好”，也是被包装者（伪装者）的“偏好”，两情相悦，各取所需。对被包装者而言，常常表现为“犹抱琵琶”，其实是“正中下怀”。从这点看，偏好包装的行为往往必须与偏好伪装的行为相互配合。东北人谚云：“说你胖你就喘”，其中就暗喻包装与伪装的配合。
与上层神化包装对应的，是下层美化的包装。“文革”结束后不久，欧洲一支交响乐团到上海访问演出，由于历次政治运动加上十年动乱对文化艺术的全面摧毁，上海能欣赏西洋古典音乐者已十分稀缺，反正当官就意味着有学问。于是文化部门组织了许多在阶级斗争中经受考验的官员，并包装成音乐爱好者很儒雅地步入上海音乐厅。因为谁都明白，这些官员具有伪装的天赋与积极性，以便与文化部门的包装相配合。当台上艺术家们在聚精会神的演奏中出现短暂间息（这种间息相当于乐谱上一个休止符，而绝不是一曲终了），台下实为官员却被包装而成的“音乐爱好者们”，一下子就抓住这个瞬间，突然不约而同地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弄得台上的艺术家们先是不知所措，继而又哭笑不得、十分无奈。因为对他们而言，一个完整而又流动的乐思已被破坏了。
还有一种偏好包装的手段称作“移花接木”。我在少年时代课文上读过课文“朱德的扁担”，讲的是位居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当年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据说那段时期的朱德和士兵一同劳动，并有一根自己专用的扁担。这样的包装，曾经欺骗了无数的青少年。不料到了“文革”爆发，林彪上升为副统帅，朱毛会师又被重新作了“移花接木”的包装——成了毛与林彪的会师，以至朱德的扁担也变成了林彪的扁担，不久还出现毛林会师的绘画作品。上文的神化包装和这种“移花接木”，妙就妙在除张志新等少数烈女志士外，无人敢站出来质疑。自然，对包装竟敢大胆质疑者，从精神到肉体遭都受到极野蛮的残害。
三
偏好包装的社会行为，还有一种是对已故名人的包装。某年读《炎黄春秋》的文章“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就是披露对文化名人的包装偏好。文章追溯到1966年10月19日，值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日，当天《人民时报》头版社论的标题是《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其中一段文字是：“我们学习鲁迅，就是要像他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迎着斗争的暴风雨奋斗前进！”当月《红旗》杂志的社论题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文中也称：“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勇敢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是对鲁迅改头换面的一种包装。
对鲁迅如此肆意包装，若是出现在1950年代，可能被视为一种荒诞；若是出现在1940年代，可能被视作精神病人的梦呓；如果出现在鲁迅逝世的那些日子里，包装者们就可能被送葬人群打个半死。但在1966年的制度背景下，对鲁迅的包装却正当其时，绝没人敢挺身质疑。其实即使在那个时代，目睹对鲁迅遭面目全非的包装，为此深感忧虑的人估计也不在少数，但谁敢公开站出来撕去包装，等于自取灭亡。鲁迅年轻时在日本曾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接受过尼采的思想，也曾师从章太炎，但终生无党派，胡适视鲁迅为自由主义者。将鲁迅包装成“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出于有人对某种政治资源的挖掘利用，而作为鲁迅夫人的许广平，差不多同时也在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文章里，继续对鲁迅作包装：“……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指引和鼓励着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由许广平亲手包装鲁迅，鲁迅倘地下有灵，不知又将如何破“笔”大骂？当然，就许广平而言，仅仅是通过“包装”发送一个“我愿紧跟”的信号，以实现自保的目的。
类似的包装不会中断，约10余年前《文汇读书周报》上，刊有蔡元培后人的文章，标题为“蔡元培和蔡尚思的师生情”。文中谈到作者在历史学家蔡尚思的寓所见到的两幅条幅，以为可作为蔡尚思对蔡元培一生的概括（原文中不伦不类地称“有点像对联的对联”）：
翰林造反，中国唯一，世界无双。
作为民主主义革命者，支持社会主义运动家。
所谓“翰林造反”是否贴切，我不打算作评判。至于“支持社会主义运动家”，对蔡公的包装就已十分荒谬了。其中既包括蔡尚思对蔡公的包装，也包括蔡公后人借蔡尚思之口对蔡公的包装。只要稍熟悉现代史知道1927年清党一案，就明白蔡公的政治主张。如此无视历史事实的包装，几乎近于无耻。求真是学问家的道德底线，此话大家都会说，做起来却是另一回事。蔡公的伟大在于他不仅给中国的大学播下自由与精神独立的种子，蔡公又是民国文化界对乌托邦主义有着清新认识的民族脊梁。对蔡公背离史实的包装，正顺应了极权主义骗取执政正当性的需求。事实上自上世记30年代来以来，对蔡公的包装就从未中止过，50年代后甚至有人干脆将蔡公包装成“信仰社会主义，并走向接受共产主义”。这种包装，其实是对蔡工的丑化。唐振常先生在《蔡元培传》的重印前言中，对此类无视史实的包装作了愤怒谴责，蔡公后人读了不知是否脸红。
四
还有一种包装是妖魔化包装。1976年之前的30年时间内，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大批人遭到妖魔化包装。“文革”时期，凡遭妖魔化包装的这一群体又被统一包装为“牛鬼蛇神”，1966年《人民日报》社论，标题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高层政要、文化名流到底层知识分子都有可能被包装成“牛鬼蛇神”，然后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20世纪大规模妖魔化包装的运动，始于1930年代苏俄极权主义者斯大林，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其巨著《古拉格群岛》中对此有详尽揭示。被妖魔化包装的极端事例，是当年曾竭力神化包装毛泽东的刘少奇与林彪，先后一夜之间被妖魔化包装成“叛徒、内奸、工贼”，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首领”。被妖魔化包装的刘少奇、林彪，最终的下场都非常凄惨，还遭受全国上下一致声讨与批判。妖魔化包装是极权主义者在打击异己力量的重要法宝，任何人不论你有多大本领，一旦遭妖魔化包装，便如同一头羔羊，头颅被绞索死死套住，接下来便是从精神到肉体遭到任意残酷的打击。妖魔化包装的奥妙，在于根本不容被包装者有任何申辩与自我保护的权利。这就是许多人一旦发现自己被妖魔化包装既成事实，便立即选择自杀的原因。这样的先例，在70余年来的中国不胜枚举。
五
一个简单的道理在于：当上下一致共同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却没人提出个人权利应当保护的时候，包装的悲剧伏笔已经悄悄埋下了。偏好包装的政治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缺少自然资源并不可怕，但不能缺乏权利保护意识及与此紧紧相连的宪政制度。凡缺乏权利保护意识与宪政制度约束的地方，必然会滋生偏好包装的普遍倾向，尤其是偏好神化包装与妖魔化包装的社会倾向。宪政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制衡。权力的滥用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自然趋势，因此权力制衡也就成了保护个人权利不可缺少的基础，权利保障则是宪政制度的核心元素。
“文革”起始于对极权主义者的神化包装，及对“三家村”秀才们的妖魔化包装，终了于“四人帮”被镇压。除“四人帮”罪有应得外，整个“文革”十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偏好神化包装与偏好妖魔化包装并行的历史。在偏好包装的政治经济学看来，只有在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前提下，依靠宪政力量走向权力制衡，才能永久摆脱妖魔化包装与神化包装的社会偏好。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