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2月06日訊】一
若干年前，讀美國學者庫蘭（Timur Kuran）《偏好偽裝的社會後果》，頗受啟迪。此後偶而想起，現實世界裡「偏好包裝」的現象亦很普遍，似乎不在「偏好偽裝」之下。普通《市場營銷學》教科書對包裝的意義有詳盡闡釋，但包裝的對象僅限於商品。對「偏好包裝的政治經濟學」而言，包裝的對象不是商品而是人。從這個意義上講，「偽裝」與「包裝」相距不遠：「偽裝」是對自己的「包裝」；「包裝」則是對他人的「偽裝」，兩者都包含對真相的掩蔽。生活中常見的一個詞「相互吹捧」，其實指的即是「相互包裝」。
二
20世紀頂級包裝的高手，是劉少奇與林彪，他們共同的包裝對象是毛澤東。劉少奇對毛的包裝不僅開先河且極富創意，劉率先提出「毛澤東思想」一詞，並將「毛澤東思想」包裝成「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林彪沿劉少奇的路徑，把對毛的包裝推向極致：「毛澤東同志天才的、全面地、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文革」中毛澤東進而被包裝成「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這是一種對極權主義者作神化包裝的社會偏好。
當獨裁者經包裝走向神壇的時候，法律在權力面前失去莊嚴，並成為權力玩家手中擺弄的空頭支票。所謂「偏好」包裝，既是包裝者的「偏好」，也是被包裝者（偽裝者）的「偏好」，兩情相悅，各取所需。對被包裝者而言，常常表現為「猶抱琵琶」，其實是「正中下懷」。從這點看，偏好包裝的行為往往必須與偏好偽裝的行為相互配合。東北人諺云：「說你胖你就喘」，其中就暗喻包裝與偽裝的配合。
與上層神化包裝對應的，是下層美化的包裝。「文革」結束後不久，歐洲一支交響樂團到上海訪問演出，由於歷次政治運動加上十年動亂對文化藝術的全面摧毀，上海能欣賞西洋古典音樂者已十分稀缺，反正當官就意味著有學問。於是文化部門組織了許多在階級鬥爭中經受考驗的官員，並包裝成音樂愛好者很儒雅地步入上海音樂廳。因為誰都明白，這些官員具有偽裝的天賦與積極性，以便與文化部門的包裝相配合。當台上藝術家們在聚精會神的演奏中出現短暫間息（這種間息相當於樂譜上一個休止符，而絕不是一曲終了），台下實為官員卻被包裝而成的「音樂愛好者們」，一下子就抓住這個瞬間，突然不約而同地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弄得台上的藝術家們先是不知所措，繼而又哭笑不得、十分無奈。因為對他們而言，一個完整而又流動的樂思已被破壞了。
還有一種偏好包裝的手段稱作「移花接木」。我在少年時代課文上讀過課文「朱德的扁擔」，講的是位居十大元帥之首的朱德，當年在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據說那段時期的朱德和士兵一同勞動，並有一根自己專用的扁擔。這樣的包裝，曾經欺騙了無數的青少年。不料到了「文革」爆發，林彪上升為副統帥，朱毛會師又被重新作了「移花接木」的包裝——成了毛與林彪的會師，以至朱德的扁擔也變成了林彪的扁擔，不久還出現毛林會師的繪畫作品。上文的神化包裝和這種「移花接木」，妙就妙在除張志新等少數烈女志士外，無人敢站出來質疑。自然，對包裝竟敢大膽質疑者，從精神到肉體遭都受到極野蠻的殘害。
三
偏好包裝的社會行為，還有一種是對已故名人的包裝。某年讀《炎黃春秋》的文章「毛澤東棋局中的魯迅」，就是披露對文化名人的包裝偏好。文章追溯到1966年10月19日，值魯迅逝世30周年紀念日，當天《人民時報》頭版社論的標題是《學習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其中一段文字是：「我們學習魯迅，就是要像他那樣，在鬥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靈魂，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迎著鬥爭的暴風雨奮鬥前進！」當月《紅旗》雜誌的社論題為《紀念我們的文化革命先驅魯迅》，文中也稱：「魯迅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在於他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無比崇敬和熱愛。他始終堅定地跟著毛主席走，勇敢地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這是對魯迅改頭換面的一種包裝。
對魯迅如此肆意包裝，若是出現在1950年代，可能被視為一種荒誕；若是出現在1940年代，可能被視作精神病人的夢囈；如果出現在魯迅逝世的那些日子裡，包裝者們就可能被送葬人群打個半死。但在1966年的制度背景下，對魯迅的包裝卻正當其時，絕沒人敢挺身質疑。其實即使在那個時代，目睹對魯迅遭面目全非的包裝，為此深感憂慮的人估計也不在少數，但誰敢公開站出來撕去包裝，等於自取滅亡。魯迅年輕時在日本曾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論的影響，接受過尼采的思想，也曾師從章太炎，但終生無黨派，胡適視魯迅為自由主義者。將魯迅包裝成「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靈魂」，出於有人對某種政治資源的挖掘利用，而作為魯迅夫人的許廣平，差不多同時也在一篇題為「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魯迅」的文章裡，繼續對魯迅作包裝：「……毛澤東思想的陽光，指引和鼓勵著魯迅成為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魯迅的心，嚮往著毛主席，跟隨著毛主席，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是魯迅心中最紅最紅的太陽。」由許廣平親手包裝魯迅，魯迅倘地下有靈，不知又將如何破「筆」大罵？當然，就許廣平而言，僅僅是通過「包裝」發送一個「我願緊跟」的信號，以實現自保的目的。
類似的包裝不會中斷，約10餘年前《文匯讀書週報》上，刊有蔡元培後人的文章，標題為「蔡元培和蔡尚思的師生情」。文中談到作者在歷史學家蔡尚思的寓所見到的兩幅條幅，以為可作為蔡尚思對蔡元培一生的概括（原文中不倫不類地稱「有點像對聯的對聯」）：
翰林造反，中國唯一，世界無雙。
作為民主主義革命者，支持社會主義運動家。
所謂「翰林造反」是否貼切，我不打算作評判。至於「支持社會主義運動家」，對蔡公的包裝就已十分荒謬了。其中既包括蔡尚思對蔡公的包裝，也包括蔡公後人借蔡尚思之口對蔡公的包裝。只要稍熟悉現代史知道1927年清黨一案，就明白蔡公的政治主張。如此無視歷史事實的包裝，幾乎近於無恥。求真是學問家的道德底線，此話大家都會說，做起來卻是另一回事。蔡公的偉大在於他不僅給中國的大學播下自由與精神獨立的種子，蔡公又是民國文化界對烏托邦主義有著清新認識的民族脊梁。對蔡公背離史實的包裝，正順應了極權主義騙取執政正當性的需求。事實上自上世記30年代來以來，對蔡公的包裝就從未中止過，50年代後甚至有人乾脆將蔡公包裝成「信仰社會主義，並走向接受共產主義」。這種包裝，其實是對蔡工的醜化。唐振常先生在《蔡元培傳》的重印前言中，對此類無視史實的包裝作了憤怒譴責，蔡公後人讀了不知是否臉紅。
四
還有一種包裝是妖魔化包裝。1976年之前的30年時間內，每次政治運動都有一大批人遭到妖魔化包裝。「文革」時期，凡遭妖魔化包裝的這一群體又被統一包裝為「牛鬼蛇神」，1966年《人民日報》社論，標題即「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從高層政要、文化名流到底層知識分子都有可能被包裝成「牛鬼蛇神」，然後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 20世紀大規模妖魔化包裝的運動，始於1930年代蘇俄極權主義者斯大林，作家索爾仁尼琴在其巨著《古拉格群島》中對此有詳盡揭示。被妖魔化包裝的極端事例，是當年曾竭力神化包裝毛澤東的劉少奇與林彪，先後一夜之間被妖魔化包裝成「叛徒、內奸、工賊」，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首領」。被妖魔化包裝的劉少奇、林彪，最終的下場都非常悽慘，還遭受全國上下一致聲討與批判。妖魔化包裝是極權主義者在打擊異己力量的重要法寶，任何人不論你有多大本領，一旦遭妖魔化包裝，便如同一頭羔羊，頭顱被絞索死死套住，接下來便是從精神到肉體遭到任意殘酷的打擊。妖魔化包裝的奧妙，在於根本不容被包裝者有任何申辯與自我保護的權利。這就是許多人一旦發現自己被妖魔化包裝既成事實，便立即選擇自殺的原因。這樣的先例，在70餘年來的中國不勝枚舉。
五
一個簡單的道理在於：當上下一致共同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卻沒人提出個人權利應當保護的時候，包裝的悲劇伏筆已經悄悄埋下了。偏好包裝的政治經濟學認為，一個國家缺少自然資源並不可怕，但不能缺乏權利保護意識及與此緊緊相連的憲政制度。凡缺乏權利保護意識與憲政制度約束的地方，必然會滋生偏好包裝的普遍傾向，尤其是偏好神化包裝與妖魔化包裝的社會傾向。憲政在本質上是一種權力制衡。權力的濫用在任何時候都是一種自然趨勢，因此權力制衡也就成了保護個人權利不可缺少的基礎，權利保障則是憲政制度的核心元素。
「文革」起始於對極權主義者的神化包裝，及對「三家村」秀才們的妖魔化包裝，終了於「四人幫」被鎮壓。除「四人幫」罪有應得外，整個「文革」十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偏好神化包裝與偏好妖魔化包裝並行的歷史。在偏好包裝的政治經濟學看來，只有在公民權利意識覺醒的前提下，依靠憲政力量走向權力制衡，才能永久擺脫妖魔化包裝與神化包裝的社會偏好。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