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雨堂主:偏好包裝的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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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1年02月06日訊】

若干年前,讀美國學者庫蘭(Timur Kuran)《偏好偽裝的社會後果》,頗受啟迪。此後偶而想起,現實世界裡「偏好包裝」的現象亦很普遍,似乎不在「偏好偽裝」之下。普通《市場營銷學》教科書對包裝的意義有詳盡闡釋,但包裝的對象僅限於商品。對「偏好包裝的政治經濟學」而言,包裝的對象不是商品而是人。從這個意義上講,「偽裝」與「包裝」相距不遠:「偽裝」是對自己的「包裝」;「包裝」則是對他人的「偽裝」,兩者都包含對真相的掩蔽。生活中常見的一個詞「相互吹捧」,其實指的即是「相互包裝」。


20世紀頂級包裝的高手,是劉少奇與林彪,他們共同的包裝對象是毛澤東。劉少奇對毛的包裝不僅開先河且極富創意,劉率先提出「毛澤東思想」一詞,並將「毛澤東思想」包裝成「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林彪沿劉少奇的路徑,把對毛的包裝推向極致:「毛澤東同志天才的、全面地、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文革」中毛澤東進而被包裝成「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這是一種對極權主義者作神化包裝的社會偏好。

當獨裁者經包裝走向神壇的時候,法律在權力面前失去莊嚴,並成為權力玩家手中擺弄的空頭支票。所謂「偏好」包裝,既是包裝者的「偏好」,也是被包裝者(偽裝者)的「偏好」,兩情相悅,各取所需。對被包裝者而言,常常表現為「猶抱琵琶」,其實是「正中下懷」。從這點看,偏好包裝的行為往往必須與偏好偽裝的行為相互配合。東北人諺云:「說你胖你就喘」,其中就暗喻包裝與偽裝的配合。

與上層神化包裝對應的,是下層美化的包裝。「文革」結束後不久,歐洲一支交響樂團到上海訪問演出,由於歷次政治運動加上十年動亂對文化藝術的全面摧毀,上海能欣賞西洋古典音樂者已十分稀缺,反正當官就意味著有學問。於是文化部門組織了許多在階級鬥爭中經受考驗的官員,並包裝成音樂愛好者很儒雅地步入上海音樂廳。因為誰都明白,這些官員具有偽裝的天賦與積極性,以便與文化部門的包裝相配合。當台上藝術家們在聚精會神的演奏中出現短暫間息(這種間息相當於樂譜上一個休止符,而絕不是一曲終了),台下實為官員卻被包裝而成的「音樂愛好者們」,一下子就抓住這個瞬間,突然不約而同地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弄得台上的藝術家們先是不知所措,繼而又哭笑不得、十分無奈。因為對他們而言,一個完整而又流動的樂思已被破壞了。

還有一種偏好包裝的手段稱作「移花接木」。我在少年時代課文上讀過課文「朱德的扁擔」,講的是位居十大元帥之首的朱德,當年在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據說那段時期的朱德和士兵一同勞動,並有一根自己專用的扁擔。這樣的包裝,曾經欺騙了無數的青少年。不料到了「文革」爆發,林彪上升為副統帥,朱毛會師又被重新作了「移花接木」的包裝——成了毛與林彪的會師,以至朱德的扁擔也變成了林彪的扁擔,不久還出現毛林會師的繪畫作品。上文的神化包裝和這種「移花接木」,妙就妙在除張志新等少數烈女志士外,無人敢站出來質疑。自然,對包裝竟敢大膽質疑者,從精神到肉體遭都受到極野蠻的殘害。


偏好包裝的社會行為,還有一種是對已故名人的包裝。某年讀《炎黃春秋》的文章「毛澤東棋局中的魯迅」,就是披露對文化名人的包裝偏好。文章追溯到1966年10月19日,值魯迅逝世30周年紀念日,當天《人民時報》頭版社論的標題是《學習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其中一段文字是:「我們學習魯迅,就是要像他那樣,在鬥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靈魂,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迎著鬥爭的暴風雨奮鬥前進!」當月《紅旗》雜誌的社論題為《紀念我們的文化革命先驅魯迅》,文中也稱:「魯迅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在於他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無比崇敬和熱愛。他始終堅定地跟著毛主席走,勇敢地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這是對魯迅改頭換面的一種包裝。

魯迅如此肆意包裝,若是出現在1950年代,可能被視為一種荒誕;若是出現在1940年代,可能被視作精神病人的夢囈;如果出現在魯迅逝世的那些日子裡,包裝者們就可能被送葬人群打個半死。但在1966年的制度背景下,對魯迅的包裝卻正當其時,絕沒人敢挺身質疑。其實即使在那個時代,目睹對魯迅遭面目全非的包裝,為此深感憂慮的人估計也不在少數,但誰敢公開站出來撕去包裝,等於自取滅亡。魯迅年輕時在日本曾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論的影響,接受過尼采的思想,也曾師從章太炎,但終生無黨派,胡適視魯迅為自由主義者。將魯迅包裝成「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靈魂」,出於有人對某種政治資源的挖掘利用,而作為魯迅夫人的許廣平,差不多同時也在一篇題為「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魯迅」的文章裡,繼續對魯迅作包裝:「……毛澤東思想的陽光,指引和鼓勵著魯迅成為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魯迅的心,嚮往著毛主席,跟隨著毛主席,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是魯迅心中最紅最紅的太陽。」由許廣平親手包裝魯迅,魯迅倘地下有靈,不知又將如何破「筆」大罵?當然,就許廣平而言,僅僅是通過「包裝」發送一個「我願緊跟」的信號,以實現自保的目的。

類似的包裝不會中斷,約10餘年前《文匯讀書週報》上,刊有蔡元培後人的文章,標題為「蔡元培和蔡尚思的師生情」。文中談到作者在歷史學家蔡尚思的寓所見到的兩幅條幅,以為可作為蔡尚思對蔡元培一生的概括(原文中不倫不類地稱「有點像對聯的對聯」):
翰林造反,中國唯一,世界無雙。

作為民主主義革命者,支持社會主義運動家。
所謂「翰林造反」是否貼切,我不打算作評判。至於「支持社會主義運動家」,對蔡公的包裝就已十分荒謬了。其中既包括蔡尚思對蔡公的包裝,也包括蔡公後人借蔡尚思之口對蔡公的包裝。只要稍熟悉現代史知道1927年清黨一案,就明白蔡公的政治主張。如此無視歷史事實的包裝,幾乎近於無恥。求真是學問家的道德底線,此話大家都會說,做起來卻是另一回事。蔡公的偉大在於他不僅給中國的大學播下自由與精神獨立的種子,蔡公又是民國文化界對烏托邦主義有著清新認識的民族脊梁。對蔡公背離史實的包裝,正順應了極權主義騙取執政正當性的需求。事實上自上世記30年代來以來,對蔡公的包裝就從未中止過,50年代後甚至有人乾脆將蔡公包裝成「信仰社會主義,並走向接受共產主義」。這種包裝,其實是對蔡工的醜化。唐振常先生在《蔡元培傳》的重印前言中,對此類無視史實的包裝作了憤怒譴責,蔡公後人讀了不知是否臉紅。


還有一種包裝是妖魔化包裝。1976年之前的30年時間內,每次政治運動都有一大批人遭到妖魔化包裝。「文革」時期,凡遭妖魔化包裝的這一群體又被統一包裝為「牛鬼蛇神」,1966年《人民日報》社論,標題即「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從高層政要、文化名流到底層知識分子都有可能被包裝成「牛鬼蛇神」,然後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 20世紀大規模妖魔化包裝的運動,始於1930年代蘇俄極權主義者斯大林,作家索爾仁尼琴在其巨著《古拉格群島》中對此有詳盡揭示。被妖魔化包裝的極端事例,是當年曾竭力神化包裝毛澤東的劉少奇與林彪,先後一夜之間被妖魔化包裝成「叛徒、內奸、工賊」,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首領」。被妖魔化包裝的劉少奇、林彪,最終的下場都非常悽慘,還遭受全國上下一致聲討與批判。妖魔化包裝是極權主義者在打擊異己力量的重要法寶,任何人不論你有多大本領,一旦遭妖魔化包裝,便如同一頭羔羊,頭顱被絞索死死套住,接下來便是從精神到肉體遭到任意殘酷的打擊。妖魔化包裝的奧妙,在於根本不容被包裝者有任何申辯與自我保護的權利。這就是許多人一旦發現自己被妖魔化包裝既成事實,便立即選擇自殺的原因。這樣的先例,在70餘年來的中國不勝枚舉。


一個簡單的道理在於:當上下一致共同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卻沒人提出個人權利應當保護的時候,包裝的悲劇伏筆已經悄悄埋下了。偏好包裝的政治經濟學認為,一個國家缺少自然資源並不可怕,但不能缺乏權利保護意識及與此緊緊相連的憲政制度。凡缺乏權利保護意識與憲政制度約束的地方,必然會滋生偏好包裝的普遍傾向,尤其是偏好神化包裝與妖魔化包裝的社會傾向。憲政在本質上是一種權力制衡。權力的濫用在任何時候都是一種自然趨勢,因此權力制衡也就成了保護個人權利不可缺少的基礎,權利保障則是憲政制度的核心元素。

「文革」起始於對極權主義者的神化包裝,及對「三家村」秀才們的妖魔化包裝,終了於「四人幫」被鎮壓。除「四人幫」罪有應得外,整個「文革」十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偏好神化包裝與偏好妖魔化包裝並行的歷史。在偏好包裝的政治經濟學看來,只有在公民權利意識覺醒的前提下,依靠憲政力量走向權力制衡,才能永久擺脫妖魔化包裝與神化包裝的社會偏好。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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