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台访梁珍:坚守良知便能克服恐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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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4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慧真香港报导)轰轰烈烈的反送中运动,改变了众多生命。曾不辞艰辛走在运动最前线的香港大纪元记者、YouTube《珍言真语》主持人梁珍,近日接受香港台(Hongkonger Station)郑敬基采访,讲述了她从一个被中共洗脑的大陆女生,到在香港看清了中共邪恶本质及造假掩盖真相,她感到打破新闻封锁尤为重要,以致决心做一名香港记者。后来经历了一幕幕常人难以接受的排挤羞辱,还有危急的恐怖时刻。

“我就把自己奉献给记者这一份工作,我愿意为打开这个天窗,给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看到真实的一面而付出努力。”

梁珍19年风风雨雨的记者生涯,报导真相揭露中共,道阻且长,反而令她克服了自己的恐惧,做到了不为别人恶意的话动心,并且越来越清楚共产党的思维和手法。这更加坚定了她留在香港,继续为香港人发声的意志。

“我觉得(我的)生命就好像和这一片土壤分不开。很多人叫我离开,我觉得,我是和香港的命运在一起,我见证了香港的历史。如果这个地方有什么事情发生,起码记者会在这里。我们可以见证这个历史的话,我就不会离开的,因为这个地方还需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雨伞运动反送中,在催泪弹现场,很多陌生人都会保护她,令她真正被香港人的无私与善良所感动,她也要对香港人说一声“谢谢大家”。“其实我也是从大家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香港人那种狮子山精神,这么多年,他们都是经历了高低起伏,一样不会放弃。”

与现在很多人看法不同的是,梁珍始终觉得香港是一块福地,香港人对全球看清中共做出了大贡献,必有后福。

虽然中共不计其余的在破坏香港,但是香港人立场是反共的,“他们的思想很清晰,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这是保护我们香港这种核心价值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的疫情又是很少,那我们大家都是同路人,大家一见面就好像很亲切。”这些都是香港令她感到珍贵之处。

以下为采访内容整理。

在广州读大学一切顺利 喜欢跳舞、看TVB

郑敬基:这位朋友给我的印象就是,整天都在一些最困难的环境当中见到她;跟不同的人采访当中,也见到她。我觉得她的身影和她的脚踪,涵盖了很多香港的故事,但是她偏偏又不是一个香港人,而她又真真正正有一个香港精神。很难得找到了Sarah,这次我真的跟你一起讲“珍言真语”了,你好Sarah。

梁珍:Joe你好,这次调换了,被你来采访,很大的挑战。

郑敬基: 别这么说,其实我觉得在认识你之后,你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慷慨很直率的人。我认识你,是在这场运动里面,接着开始接受你的采访,知道原来有人这么努力地为香港发声。你在没有做采访人、做主持人之前,你读书的时候最想做什么工作呢?

梁珍: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其实每一年都有一个梦想,因为那个时候读大学,第一年其实我在学跳舞的,因为家教很严的,在中国,我爸爸就不让我学跳舞,他觉得跳舞,男女生搭档,好像有伤风化。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很反叛,去了一个自由的天空,去广州读大学。

第二年我就开始学话剧,那个时候挑战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参加了学校的话剧队。本身是想参加跳舞队的,不过没有收我,话剧队收了我之后,就做话剧。当时都拿了一些奖的。所以那时候我觉得, 这些都很好玩的,也看了很多TVB的剧,所以可能跟你的梦想差不多, 都想玩一些。

郑敬基:原来都想做演员的。

梁珍:是。第三年就开始收心学习英文,想出国啊。第四年就觉得一切都搞定了,因为学校已经留我,就是我毕业之后就在学校那里工作。那时一切都很顺利。所以第四年就开始玩,看电影。所以每一年,我觉得我的大学就好像自己做主,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反正那时都是一些喜欢做什么,就尝试去做什么。

独生女从小学习优秀 喜欢尝试不同事物

郑敬基:你是否是家里的掌上明珠,就你一个女生,就是我们香港人说,家里只有一个独生女呢?

梁珍:我有哥哥的,你讲的对的。其实我一出生,因为是小女儿,我爸爸很爱我。还有我读书的时候,就好像真的很聪明。别人七岁才读小学,五岁多时我就考上(先读小学)。当时很多人排队,看到我在那里考试,(觉得)好厉害的,说你怎么懂这么多东西呀,可以写很多字啊。当时就已经在我住的地方爆红了,别人说这个女孩子很聪明。

接着,小学中学大学,其实我读书都厉害的。我基本上都是考班上第1名,很少第2名,差不多年年都是第1名。所以就是自己有一些自信心,什么事情都够胆去尝试。你见到我采访什么人啊,或者什么故事啊,什么体育啊、运动啊、明星啊,我全部都有兴趣去学一学。因为对我来说,反正就没有什么限制,我就喜欢去尝试人生不同的东西。

2019年6月反送中开始 “珍言真语”应运而生

郑敬基:你这样无拘无束,也都有好奇心。你是否记得,什么时候开始做《珍言真语》?

梁珍:是2019年的6月份。为什么有一个《珍言真语》呢?其实我一直都在做一些报纸和传统的电视采访,就是采访一件事情,无论多长把它写成文字报导,报纸可以长一些,电视就只有一两分钟新闻就播出了。当时六月份,太多变化,那时候刚刚开始“反送中 ”运动,6·12啊,然后很多人就很关心香港问题,那我就去找一些嘉宾,当时第一个采访的对象就是吴明德,因为当时他也是刚刚爆红的KOL。

我去找他采访,怎么知道,他真的就像香港人有的那种幽默。就像我和你采访一样,你说这件事情那我就说同一件事情,但他就不是,他说一件事情,一开口就停不了了。所以做他的采访新闻,我剪辑是做得很辛苦的,因为他是有点幽默式的,一件事情,他会把它的前因后果全部都说出来,但其实只是说了一件事情。那我就想,这么辛苦,采访了半个多小时才剪辑出一条新闻,就有些浪费。我就把它放上YouTube频道,那个时候就是想,有些影片不要浪费了。当时也看到很多人都在做YouTube节目,我就试着把一些影片放上去YouTube,怎么知道那条影片就有很多人观看。

然后我就想,那我就一个星期做一次吧。接着就是采访刘细良,到了7月1号,我记得当时是做了七一冲击立法会事件的报导,我剪辑了三集节目,我自己一个人剪辑的,剪辑了之后,自己再加一些背景,在半夜的时候放上YouTube。第二天早上,已经在香港爆红了,到现在那条影片已经有八十多万的观看,因为大家很想知道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刘细良是在现场讲述了整个故事,所以我们大家听到了之后,对香港形势不了解的人呢,就会很清楚了。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YouTube是有市场的,所以慢慢就开始做。做的多了呢,我们就想在YouTube同时发展。有同事问我,你这些影片放在哪里呢?我就说,帮我设立一个栏目,不是叫做频道,就是找一个地方存放,就是一个栏目吧,我们都是在“香港大纪元新唐人联合新闻频道”下面的栏目。大家问,你要把它叫做什么名字?我连一秒都不用想就说,那就叫《珍言真语》吧。因为我的名字有一个“珍”字,而且我从小就很相信一个“真”字。

人的一生,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东西在你的生命里,你是很信奉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绝对是不会讲假话的,我不懂得说谎的。我是有一点教条式的,因为我的爸爸是很严格的。如果我觉得粗话不好,我就会绝对把粗话的那些字眼,全部从我的头脑里面屏蔽掉;如果我觉得说假话,这个人的品格不好呢,我就会把这个人作为一个(负面)标准。所以在我的生命中,我就不会说假话的,你也看到我是不懂说假话的,就是对着什么人我都是这样很真诚的。因为就是从小的时候就觉得这样很不好。“珍、真”,《珍言真语》就是这样来的,就有了这四个字的名字。

曾跑娱乐新闻常遭排挤 继续用善待人

郑敬基:你如此的有原则性,在香港从反送中开始,你这个人这么真实,你会遇到很多人,这中间有很多人会改变的,可能有一些人从很不真变成一个很真的人。也都见到一些人,你以为他很真,但原来他很假。其实这个冲击对你大不大呢?

梁珍:可能这个和我的信仰有关,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功,很多人都知道我修炼了二十多年了。其实我就是相信“真、善、忍”,所以我自己就会用善的一面去待人。其实有很多人是对我不好的,这是真的。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或者信仰的不同,或者是他看不起我们,或者是我们被别人边缘化,或者被抹黑。我是很多时候遇到很多人是排斥我,或者对我不好的。所以我已经习惯了,善于去发现别人的优点。

郑敬基:为什么会对你不好?我就看不到别人会对你不好的,你整个人都很斯文,别人舍不得对你不好的。

梁珍:很明显的,你在娱乐圈也知道了。我其实以前跑过娱乐圈做采访,好像是含着眼泪,真的是很难受的。我经常都说,你觉得我们不好,你看到我们站在你的面前,你觉得我是不是邪的呢?这很简单。但问题是在利益面前,他们就不会理会这一点的。因为在他们来看,中国有这么大的市场,他们把我排斥在外是很容易的;但是他们要是失去了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他们是很难的。

我试过在排队等候明星做访问,那个明星,当然也是什么“天王”之类的,在其它国家也接受过我们专访的,我觉得有机会。而且他接受专访,安排专访的也是他的经纪人,所以首先要和经纪人打好招呼。一般肯定是要等候的,采访这些大明星一定需要等候的,这个无所谓。我等了两个小时,然后所有的记者,都让他们先做了采访。

其实很多时候都遇到的,你还没开始做,就觉得那个氛围,那个空气中就有一些不妥的了。后面的人就在叽里呱啦地说,都在看着你,你整个人就被万箭穿心那样。然后轮到我采访的时候,对方就说,不好意思,我不接受采访了。我就问为什么不接受采访了呢?然后有些人会和你说真话,或者有的就是很粗暴的把你赶出去。那时候那些保安就和警察差不多,就把我赶出去了。然后就问,你是怎么被邀请来的?以后我们只是接受一些被邀请的媒体。这些事情我是见的多了。

有一些好一点的还会和你说一些真话,说不好意思,我们在香港不可以做这个采访,你知道香港的情况不同。这样我也会觉得舒服一点。很多时候他们是不说的,就直接把我赶了出去。这些事我都遇到过。

郑敬基:跟红顶白这些事情都很令人难受,那你怎么克服?你这样走出去,你肯定不会开心的,你怎么样处理这些心情呢?这种坏心情要多长时间才可以复原呢?

梁珍:其实真的是难的,我都觉得我是经过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所以现在我遇到什么人,我都很少动心的。我觉得越是困难的事情我就要挑战自己,因为我从小也是喜欢挑战一些我做不到的事情。(答:那你现在己经做到了。)那我就再去尝试了,没什么的,其实我是会再去面对。你以前对我的态度我当作看不到,我相信你见到我,是会被我的诚意打动。

有机会的话我就和你多说一点:我们并不是你们想像中的那样,其实我们的节目在美国都有很多人收看的。你不会只是看中国市场的,在其它国家,你也一定想要这个市场的。所以也会有一些人接受我的采访,他是明明白白地接受我的采访,那我就会很开心的。能采访到一个,我已经觉得很成功的,你明白吧?当你想采访10个人有9个都拒绝了,让你受苦,但有一个做成了,那你就觉得很开心。

郑敬基:很多时候都吃了很多苦,你还记不记得,有没有什么人是我们认识的,被你打动了?然后你觉得,嗯,那一次是很值得的,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梁珍:有的人未必你们会觉得他是一个好人,我就不会这么看,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选择。比如曾志伟,他真的是明明白白地接受我的采访。而我在采访他的时候,明明就有人在后面跟他说,这是法轮功的电视台,但他就面不改色地继续和我做采访 。我觉得他是知道情况的,他是真的知道,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在这一方面是做得很好的,所以我就会赞他。

郑敬基:这件事是一个(例子),的确是他明明知道也继续接受(访问)。

雨伞运动9·28半夜前线拍摄 被小孩帮助感动

郑敬基:在反送中运动里面,我看到你去到不同的场合,你访问过不同的人,这是很困难的。像你这样一个女子,斯斯文文的,我看到你,在最危险的地方也出现在那里。那你是什么样的心情?虽然你说很喜欢挑战,最初我想你不是会带着很多的装备,带一些装备去保护自己。你有没有想过这样走出去,可能会有一些催泪弹扔过来,你要怎么应付?你有没有遇过很危险的情况?

梁珍:这个故事呢,我觉得是很神奇的。其实我是怕的,我也怕被催泪弹打中的,所以我就没有像我的摄影师同事那样,他们是站得很前的,他们真的是拍到了催泪弹在打来打去。而我呢,多数是做采访,我是会站到后面一点的。但是我试过,从雨伞运动到反送中运动,都是有很多催泪弹。

在雨伞运动的时候,我也是到半夜都在那里,大约有10天,从9月28号,每天晚上我都是直到凌晨2点都在现场的。9月28日那天,其他人都离开了,我就偏偏冲进去,当时只剩下10,000人了,那时“长毛”都叫大家要离开,NOW TV等等,当时都在传,叫大家要撤走,就说可能六四事件要重演。但是我就冲了进去,我们有一些摄影的同事也在现场,我就做了一些采访就出来,之后再剪辑影片提供给我们新唐人电视台,因为是在半夜要播出的。他们的早上7点,就是我们的晚上7点,我就在半夜做好了之后,6点钟交货。所以我是凌晨两三点钟冲出去做采访,当时全部都是在晚上做的,基本上是已经习惯了一些场合。当时也是有很多催泪弹的,但我觉得我每一次都会被周围的香港市民所感动。

第一次9·28警方发射催泪弹,我什么装备都没有。那时候现场只剩下10,000人,其实那一幕我这一辈子都忘记不了的。那时候身边的人都非常友好,他们都想到自己可能会死,但他们连死都不怕,他们为了香港,就是要留在那里。那一刻有很多人,我一进去,他们知道我是外国媒体,知道我们会把这个新闻传播出去。那些十多岁的年轻孩子就把毛巾递给我,把眼罩也给我,担心我会受伤。我就说不用了,我做完采访,很快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我就会离开,而你们是留在这里的,你们千万要留着这些装备。我是在警方发射催泪弹之前就走出去了。

雨伞运动时警察尚保护记者而今不同 令人唏嘘

梁珍:有很多次,其实我在最危险的时候,我未必会有事,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会保护我,甚至当时的警察也会保护我们的。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惊讶,五年之后,警察的改变会这么大,从2014年到2019年。

在2019年6月12日,警方是从6月12号下午开始镇压的。6月12号的凌晨,就是6月11号晚上,那时候还有很多人在绝食,那时都没有人去报导,就只有我。那时报社的同事都不去的,因为太晚了,很多时候在很辛苦的时候没有人去,只是我自己一个人拿着摄影机,然后和一个同事一起去,他也不会使用摄影机。我就跟他说,你就是帮我按开关,帮我录下来就行了。

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记者背心,我真的有点怕,因为我是被5个便衣警察围着,前面2个,后面3个,后面就有人说,我想知道她的背景。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在拍摄?那个时候我在拍摄,我真的觉得有点害怕,我没有感受过那种做记者(的危险)。

我在2014年做记者的时候,那些警察是很保护我们的,特别是有一些女生,其实在前线有很多人保护你的,做记者的人,摄影大哥也保护你,那些警察也是,看到记者就对我们特别好。

郑敬基:真的吗,警察会对记者友好吗?

梁珍:是啊!一直以来其实警察和记者都有很好的关系的。但是在反送中运动之后,因为大家之间有些事情,这个具体就不多说了,反正都知道情绪来了,所以现在的香港警察,大家都觉得和以前的香港警察不同了,这个也是很令人失望的。在2019年,我是觉得有点恐惧。那种被别人当作敌人一样去监视的感觉,和我以前做记者,我在拍摄的时候,别人觉得我作为记者,是会尊重我,甚至是会给我提供一些空间,这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场运动的形势比2014年更加严峻。所以我就从2019年6月11号晚开始,基本上是一直全程投入整个运动的。最紧张的时候,我每天只是睡了一个小时,因为我们的人手很少。(待续)

责任编辑:李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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