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台訪梁珍:堅守良知便能克服恐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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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1年04月19日訊】(大紀元記者林慧真香港報導)轟轟烈烈的反送中運動,改變了眾多生命。曾不辭艱辛走在運動最前線的香港大紀元記者、YouTube《珍言真語》主持人梁珍,近日接受香港台(Hongkonger Station)鄭敬基採訪,講述了她從一個被中共洗腦的大陸女生,到在香港看清了中共邪惡本質及造假掩蓋真相,她感到打破新聞封鎖尤為重要,以致決心做一名香港記者。後來經歷了一幕幕常人難以接受的排擠羞辱,還有危急的恐怖時刻。

「我就把自己奉獻給記者這一份工作,我願意為打開這個天窗,給像我這樣的年輕人看到真實的一面而付出努力。」

梁珍19年風風雨雨的記者生涯,報導真相揭露中共,道阻且長,反而令她克服了自己的恐懼,做到了不為別人惡意的話動心,並且越來越清楚共產黨的思維和手法。這更加堅定了她留在香港,繼續為香港人發聲的意志。

「我覺得(我的)生命就好像和這一片土壤分不開。很多人叫我離開,我覺得,我是和香港的命運在一起,我見證了香港的歷史。如果這個地方有什麼事情發生,起碼記者會在這裡。我們可以見證這個歷史的話,我就不會離開的,因為這個地方還需要我們去做這件事情。」

雨傘運動反送中,在催淚彈現場,很多陌生人都會保護她,令她真正被香港人的無私與善良所感動,她也要對香港人說一聲「謝謝大家」。「其實我也是從大家身上學到很多東西。香港人那種獅子山精神,這麼多年,他們都是經歷了高低起伏,一樣不會放棄。」

與現在很多人看法不同的是,梁珍始終覺得香港是一塊福地,香港人對全球看清中共做出了大貢獻,必有後福。

雖然中共不計其餘的在破壞香港,但是香港人立場是反共的,「他們的思想很清晰,知道共產黨是怎麼回事,這是保護我們香港這種核心價值最重要的地方。」「我們的疫情又是很少,那我們大家都是同路人,大家一見面就好像很親切。」這些都是香港令她感到珍貴之處。

以下為採訪內容整理。

在廣州讀大學一切順利 喜歡跳舞、看TVB

鄭敬基:這位朋友給我的印象就是,整天都在一些最困難的環境當中見到她;跟不同的人採訪當中,也見到她。我覺得她的身影和她的腳蹤,涵蓋了很多香港的故事,但是她偏偏又不是一個香港人,而她又真真正正有一個香港精神。很難得找到了Sarah,這次我真的跟你一起講「珍言真語」了,你好Sarah。

梁珍:Joe你好,這次調換了,被你來採訪,很大的挑戰。

鄭敬基: 別這麼說,其實我覺得在認識你之後,你給我的感覺是一個很慷慨很直率的人。我認識你,是在這場運動裡面,接著開始接受你的採訪,知道原來有人這麼努力地為香港發聲。你在沒有做採訪人、做主持人之前,你讀書的時候最想做什麼工作呢?

梁珍: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其實每一年都有一個夢想,因為那個時候讀大學,第一年其實我在學跳舞的,因為家教很嚴的,在中國,我爸爸就不讓我學跳舞,他覺得跳舞,男女生搭檔,好像有傷風化。所以在大學的時候我就很反叛,去了一個自由的天空,去廣州讀大學。

第二年我就開始學話劇,那個時候挑戰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參加了學校的話劇隊。本身是想參加跳舞隊的,不過沒有收我,話劇隊收了我之後,就做話劇。當時都拿了一些獎的。所以那時候我覺得, 這些都很好玩的,也看了很多TVB的劇,所以可能跟你的夢想差不多, 都想玩一些。

鄭敬基:原來都想做演員的。

梁珍:是。第三年就開始收心學習英文,想出國啊。第四年就覺得一切都搞定了,因為學校已經留我,就是我畢業之後就在學校那裡工作。那時一切都很順利。所以第四年就開始玩,看電影。所以每一年,我覺得我的大學就好像自己做主,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其實沒有一個具體的目標,反正那時都是一些喜歡做什麼,就嘗試去做什麼。

獨生女從小學習優秀 喜歡嘗試不同事物

鄭敬基:你是否是家裡的掌上明珠,就你一個女生,就是我們香港人說,家裡只有一個獨生女呢?

梁珍:我有哥哥的,你講的對的。其實我一出生,因為是小女兒,我爸爸很愛我。還有我讀書的時候,就好像真的很聰明。別人七歲才讀小學,五歲多時我就考上(先讀小學)。當時很多人排隊,看到我在那裡考試,(覺得)好厲害的,說你怎麼懂這麼多東西呀,可以寫很多字啊。當時就已經在我住的地方爆紅了,別人說這個女孩子很聰明。

接著,小學中學大學,其實我讀書都厲害的。我基本上都是考班上第1名,很少第2名,差不多年年都是第1名。所以就是自己有一些自信心,什麼事情都夠膽去嘗試。你見到我採訪什麼人啊,或者什麼故事啊,什麼體育啊、運動啊、明星啊,我全部都有興趣去學一學。因為對我來說,反正就沒有什麼限制,我就喜歡去嘗試人生不同的東西。

2019年6月反送中開始 「珍言真語」應運而生

鄭敬基:你這樣無拘無束,也都有好奇心。你是否記得,什麼時候開始做《珍言真語》?

梁珍:是2019年的6月份。為什麼有一個《珍言真語》呢?其實我一直都在做一些報紙和傳統的電視採訪,就是採訪一件事情,無論多長把它寫成文字報導,報紙可以長一些,電視就只有一兩分鐘新聞就播出了。當時六月份,太多變化,那時候剛剛開始「反送中 」運動,6·12啊,然後很多人就很關心香港問題,那我就去找一些嘉賓,當時第一個採訪的對象就是吳明德,因為當時他也是剛剛爆紅的KOL。

我去找他採訪,怎麼知道,他真的就像香港人有的那種幽默。就像我和你採訪一樣,你說這件事情那我就說同一件事情,但他就不是,他說一件事情,一開口就停不了了。所以做他的採訪新聞,我剪輯是做得很辛苦的,因為他是有點幽默式的,一件事情,他會把它的前因後果全部都說出來,但其實只是說了一件事情。那我就想,這麼辛苦,採訪了半個多小時才剪輯出一條新聞,就有些浪費。我就把它放上YouTube頻道,那個時候就是想,有些影片不要浪費了。當時也看到很多人都在做YouTube節目,我就試著把一些影片放上去YouTube,怎麼知道那條影片就有很多人觀看。

然後我就想,那我就一個星期做一次吧。接著就是採訪劉細良,到了7月1號,我記得當時是做了七一衝擊立法會事件的報導,我剪輯了三集節目,我自己一個人剪輯的,剪輯了之後,自己再加一些背景,在半夜的時候放上YouTube。第二天早上,已經在香港爆紅了,到現在那條影片已經有八十多萬的觀看,因為大家很想知道香港發生了什麼事情。當時劉細良是在現場講述了整個故事,所以我們大家聽到了之後,對香港形勢不了解的人呢,就會很清楚了。

我那個時候就覺得,這個YouTube是有市場的,所以慢慢就開始做。做的多了呢,我們就想在YouTube同時發展。有同事問我,你這些影片放在哪裡呢?我就說,幫我設立一個欄目,不是叫做頻道,就是找一個地方存放,就是一個欄目吧,我們都是在「香港大紀元新唐人聯合新聞頻道」下面的欄目。大家問,你要把它叫做什麼名字?我連一秒都不用想就說,那就叫《珍言真語》吧。因為我的名字有一個「珍」字,而且我從小就很相信一個「真」字。

人的一生,每一個人都有一些東西在你的生命裡,你是很信奉的。我記得我小的時候,我就記得,我絕對是不會講假話的,我不懂得說謊的。我是有一點教條式的,因為我的爸爸是很嚴格的。如果我覺得粗話不好,我就會絕對把粗話的那些字眼,全部從我的頭腦裡面屏蔽掉;如果我覺得說假話,這個人的品格不好呢,我就會把這個人作為一個(負面)標準。所以在我的生命中,我就不會說假話的,你也看到我是不懂說假話的,就是對著什麼人我都是這樣很真誠的。因為就是從小的時候就覺得這樣很不好。「珍、真」,《珍言真語》就是這樣來的,就有了這四個字的名字。

曾跑娛樂新聞常遭排擠 繼續用善待人

鄭敬基:你如此的有原則性,在香港從反送中開始,你這個人這麼真實,你會遇到很多人,這中間有很多人會改變的,可能有一些人從很不真變成一個很真的人。也都見到一些人,你以為他很真,但原來他很假。其實這個衝擊對你大不大呢?

梁珍:可能這個和我的信仰有關,因為我是修煉法輪功,很多人都知道我修煉了二十多年了。其實我就是相信「真、善、忍」,所以我自己就會用善的一面去待人。其實有很多人是對我不好的,這是真的。因為他們自己的利益,或者信仰的不同,或者是他看不起我們,或者是我們被別人邊緣化,或者被抹黑。我是很多時候遇到很多人是排斥我,或者對我不好的。所以我已經習慣了,善於去發現別人的優點。

鄭敬基:為什麼會對你不好?我就看不到別人會對你不好的,你整個人都很斯文,別人捨不得對你不好的。

梁珍:很明顯的,你在娛樂圈也知道了。我其實以前跑過娛樂圈做採訪,好像是含著眼淚,真的是很難受的。我經常都說,你覺得我們不好,你看到我們站在你的面前,你覺得我是不是邪的呢?這很簡單。但問題是在利益面前,他們就不會理會這一點的。因為在他們來看,中國有這麼大的市場,他們把我排斥在外是很容易的;但是他們要是失去了中國這麼大的市場,他們是很難的。

我試過在排隊等候明星做訪問,那個明星,當然也是什麼「天王」之類的,在其它國家也接受過我們專訪的,我覺得有機會。而且他接受專訪,安排專訪的也是他的經紀人,所以首先要和經紀人打好招呼。一般肯定是要等候的,採訪這些大明星一定需要等候的,這個無所謂。我等了兩個小時,然後所有的記者,都讓他們先做了採訪。

其實很多時候都遇到的,你還沒開始做,就覺得那個氛圍,那個空氣中就有一些不妥的了。後面的人就在嘰裡呱啦地說,都在看著你,你整個人就被萬箭穿心那樣。然後輪到我採訪的時候,對方就說,不好意思,我不接受採訪了。我就問為什麼不接受採訪了呢?然後有些人會和你說真話,或者有的就是很粗暴的把你趕出去。那時候那些保安就和警察差不多,就把我趕出去了。然後就問,你是怎麼被邀請來的?以後我們只是接受一些被邀請的媒體。這些事情我是見的多了。

有一些好一點的還會和你說一些真話,說不好意思,我們在香港不可以做這個採訪,你知道香港的情況不同。這樣我也會覺得舒服一點。很多時候他們是不說的,就直接把我趕了出去。這些事我都遇到過。

鄭敬基:跟紅頂白這些事情都很令人難受,那你怎麼克服?你這樣走出去,你肯定不會開心的,你怎麼樣處理這些心情呢?這種壞心情要多長時間才可以復原呢?

梁珍:其實真的是難的,我都覺得我是經過了這麼多的風風雨雨,所以現在我遇到什麼人,我都很少動心的。我覺得越是困難的事情我就要挑戰自己,因為我從小也是喜歡挑戰一些我做不到的事情。(答:那你現在己經做到了。)那我就再去嘗試了,沒什麼的,其實我是會再去面對。你以前對我的態度我當作看不到,我相信你見到我,是會被我的誠意打動。

有機會的話我就和你多說一點:我們並不是你們想像中的那樣,其實我們的節目在美國都有很多人收看的。你不會只是看中國市場的,在其它國家,你也一定想要這個市場的。所以也會有一些人接受我的採訪,他是明明白白地接受我的採訪,那我就會很開心的。能採訪到一個,我已經覺得很成功的,你明白吧?當你想採訪10個人有9個都拒絕了,讓你受苦,但有一個做成了,那你就覺得很開心。

鄭敬基:很多時候都吃了很多苦,你還記不記得,有沒有什麼人是我們認識的,被你打動了?然後你覺得,嗯,那一次是很值得的,有沒有這樣的例子?

梁珍:有的人未必你們會覺得他是一個好人,我就不會這麼看,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他自己的選擇。比如曾志偉,他真的是明明白白地接受我的採訪。而我在採訪他的時候,明明就有人在後面跟他說,這是法輪功的電視台,但他就面不改色地繼續和我做採訪 。我覺得他是知道情況的,他是真的知道,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他在這一方面是做得很好的,所以我就會讚他。

鄭敬基:這件事是一個(例子),的確是他明明知道也繼續接受(訪問)。

雨傘運動9·28半夜前線拍攝 被小孩幫助感動

鄭敬基:在反送中運動裡面,我看到你去到不同的場合,你訪問過不同的人,這是很困難的。像你這樣一個女子,斯斯文文的,我看到你,在最危險的地方也出現在那裡。那你是什麼樣的心情?雖然你說很喜歡挑戰,最初我想你不是會帶著很多的裝備,帶一些裝備去保護自己。你有沒有想過這樣走出去,可能會有一些催淚彈扔過來,你要怎麼應付?你有沒有遇過很危險的情況?

梁珍:這個故事呢,我覺得是很神奇的。其實我是怕的,我也怕被催淚彈打中的,所以我就沒有像我的攝影師同事那樣,他們是站得很前的,他們真的是拍到了催淚彈在打來打去。而我呢,多數是做採訪,我是會站到後面一點的。但是我試過,從雨傘運動到反送中運動,都是有很多催淚彈。

在雨傘運動的時候,我也是到半夜都在那裡,大約有10天,從9月28號,每天晚上我都是直到凌晨2點都在現場的。9月28日那天,其他人都離開了,我就偏偏衝進去,當時只剩下10,000人了,那時「長毛」都叫大家要離開,NOW TV等等,當時都在傳,叫大家要撤走,就說可能六四事件要重演。但是我就衝了進去,我們有一些攝影的同事也在現場,我就做了一些採訪就出來,之後再剪輯影片提供給我們新唐人電視台,因為是在半夜要播出的。他們的早上7點,就是我們的晚上7點,我就在半夜做好了之後,6點鐘交貨。所以我是凌晨兩三點鐘衝出去做採訪,當時全部都是在晚上做的,基本上是已經習慣了一些場合。當時也是有很多催淚彈的,但我覺得我每一次都會被周圍的香港市民所感動。

第一次9·28警方發射催淚彈,我什麼裝備都沒有。那時候現場只剩下10,000人,其實那一幕我這一輩子都忘記不了的。那時候身邊的人都非常友好,他們都想到自己可能會死,但他們連死都不怕,他們為了香港,就是要留在那裡。那一刻有很多人,我一進去,他們知道我是外國媒體,知道我們會把這個新聞傳播出去。那些十多歲的年輕孩子就把毛巾遞給我,把眼罩也給我,擔心我會受傷。我就說不用了,我做完採訪,很快半個小時、一個小時之後我就會離開,而你們是留在這裡的,你們千萬要留著這些裝備。我是在警方發射催淚彈之前就走出去了。

雨傘運動時警察尚保護記者而今不同 令人唏噓

梁珍:有很多次,其實我在最危險的時候,我未必會有事,因為很多時候他們會保護我,甚至當時的警察也會保護我們的。很多時候我都覺得驚訝,五年之後,警察的改變會這麼大,從2014年到2019年。

在2019年6月12日,警方是從6月12號下午開始鎮壓的。6月12號的凌晨,就是6月11號晚上,那時候還有很多人在絕食,那時都沒有人去報導,就只有我。那時報社的同事都不去的,因為太晚了,很多時候在很辛苦的時候沒有人去,只是我自己一個人拿著攝影機,然後和一個同事一起去,他也不會使用攝影機。我就跟他說,你就是幫我按開關,幫我錄下來就行了。

那個時候我也沒有記者背心,我真的有點怕,因為我是被5個便衣警察圍著,前面2個,後面3個,後面就有人說,我想知道她的背景。意思就是說,這個人是誰,為什麼在拍攝?那個時候我在拍攝,我真的覺得有點害怕,我沒有感受過那種做記者(的危險)。

我在2014年做記者的時候,那些警察是很保護我們的,特別是有一些女生,其實在前線有很多人保護你的,做記者的人,攝影大哥也保護你,那些警察也是,看到記者就對我們特別好。

鄭敬基:真的嗎,警察會對記者友好嗎?

梁珍:是啊!一直以來其實警察和記者都有很好的關係的。但是在反送中運動之後,因為大家之間有些事情,這個具體就不多說了,反正都知道情緒來了,所以現在的香港警察,大家都覺得和以前的香港警察不同了,這個也是很令人失望的。在2019年,我是覺得有點恐懼。那種被別人當作敵人一樣去監視的感覺,和我以前做記者,我在拍攝的時候,別人覺得我作為記者,是會尊重我,甚至是會給我提供一些空間,這種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在那個時候我就覺得,這場運動的形勢比2014年更加嚴峻。所以我就從2019年6月11號晚開始,基本上是一直全程投入整個運動的。最緊張的時候,我每天只是睡了一個小時,因為我們的人手很少。(待續)

責任編輯:李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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