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1月28日讯】又是一年的腊月，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在台湾时，母亲准备的除夕年夜饭。
六十多年前，我们全家都还住在眷村（高雄凤山的黄埔新村）里，我们的眷舍的总面积大概还不到二十坪，以当年之生活水准，我们两大两小的一家四口是绝对够住的。但是每当年终时，我们在台湾所有的单身亲戚们都回“家”过年，那时就会嫌小了一点。好在老哥与我那约三坪大小的“卧房”铺着“塌褟米”，大伙儿就横七竖八地挤在房里将就几天。
这些单身亲戚们全来自福建省武平县（我父系的家乡），是1949年随军（陆军第七十军）来台的，他们之所以会从军，是因为我父亲谢肇齐于1948年率七十军32师驻防江西瑞金时，遣部属去武平家乡（约七、八十公里外）召募来的。他们之中至少有四位居然还属于谢氏“肇”字辈的（与我父亲同一辈份）。为免他们可能日后在军中因姓名而受“特殊待遇”，我父亲将他们全都改为“国”字辈，例如其中一位是我的高曾祖父“春和公”兄弟之后代，原名谢肇群的，就成了我们兄弟俩口中的“国群叔”。国群叔（已故世）比我父亲年轻约二十岁，是时相往来的亲戚，在我们兄弟分别于2002与2003年返乡“认祖归宗”时，都是麻烦国群叔事先安排行程，且亲自带领我们回乡的。
这么多亲戚（也是我父亲的子弟兵）来过年，自然是怠慢不得，我母亲又是非常讲究“传统规矩”的妇女，所以得依乡俗，年夜的饭桌上要“十全十美”──不多不少地摆满十样菜肴，鸡鸭鱼肉自是样样不缺。
在我们兄弟俩的记忆中，年夜饭的“湖南腊肉炒冬笋”是母亲的拿手菜之一，食材中之湖南腊肉还是她老人家亲手腌制的，而且湖南腊肉制作过程中十分关键之“烟熏”，我们两个“小不点”也都曾兴奋地实际参与过。
我母亲腌制湖南腊肉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将带皮的五花肉腌好之后，上街买几枝竹秆，加上几斤稻壳子，每三枝竹秆搭个A型架，外面披以米袋或麻布袋（最上方留下一个小出口），将已腌制的腊肉吊挂在架顶，架下点燃稻壳，熏它几个小时，最后一道手续是挂在院子里风干，母亲那美味的烟熏湖南腊肉，大致是这样子制作出来的。
老哥与我都是在喜欢“玩火”的年纪，这湖南腊肉特有之“烟熏”过程，是我俩抢着干的，我们的职责是，维持稻壳之“红芯”不会熄灭，得适时添加稻壳，但是在烟熏的过程中，腊肉一定会滴油，滴在稻壳的“红芯”上时就变成“火上加油”，常会引出火苗，火苗旺时烟会减少，我兄弟俩的责任是必须时时翻动或加添稻壳，不让火焰冒出，以维持其出烟量，达“烟熏”之效果。
还记得母亲在“验收成果”时，会举起腊肉仔细地对着光观察，肥肉部分若是能“透光”，就表示已大功告成。现在回想起来，能“透光”的肥肉不就表明那条腊肉已“熏熟”了吗？难道湖南腊肉的成品都是“熟肉”？呃，把我这退休工程师也搞糊涂啦！
年夜饭桌上，还有一项是以湖南“腊八豆”为佐料的菜肴，通常是非常简单的一道“腊八豆煎蛋”，就是几粒鸡蛋拌以腊八豆后下锅煎成。这“腊八豆”在当时凤山的市场上买不到，是我母亲依湖南传统方式自制的。大致是“冬至”那天开始腌渍黄豆，八天后（通常是黄历十二月八日，也就是说腊月八日﹞发酵完成后加以调料即可食用，所以才被称之为“腊八豆”，虽然号称是湖南特产，我相信其他中国省份必有类似的制法，台湾处亚热带，其发酵程序必然也会稍短一些。
那“十全十美”的十道菜中，以猪肉为主的那道通常会是只红烧蹄膀，这是父亲最喜爱的菜肴之一，他老人家成长于赤贫之农家，基本上每日三餐不继，年尚未满十岁，每日必做的“功课”之一，就是出门采集野菜当三餐之食材。成长之环境如此恶劣与艰辛，所以日后餐桌上的几乎任何“肉”类，都成了让他“食指大动”的美食。
年夜饭桌的正中间，一定还会摆着第十一盘菜，是与桌上那道红烧鱼一模一样的复制菜，但是这条鱼是不准当场动筷子的，得保留到年初三以后才可以吃，那是条象征“有吃有余”的鱼，取“余”之谐音。
过年其间若是出了小差错，也有些“吉祥话”要讲，例如不小心打破个瓷碗，碎片满地，母亲会赶紧在嘴里念念，说那是“岁岁（碎碎）平安”。
我们的饭桌是可以从平日的四人座方桌转变成一张八人座圆桌的，早年这圆桌还不太够坐，后来那些单身亲戚们全都逐渐在台湾成家，虽然仍旧时相往来，但年夜饭就自顾自的了。
每逢年节，我父亲那浓郁的乡愁就会明显地写在脸上，那儿不但有他日思夜念的母亲（我的祖母），还有位自幼就被卖为童养媳的妹妹（我的淑庄姑）。淑庄姑被卖掉的事，是我们谢氏家族史中极其悲痛的一页，我在“鞋子的故事”中曾详述其前因后果，其细节且在此略过。
1970年代初，父亲曾在过年时给我的越洋家书中，附了一首题为“除夕思亲”的客语诗。
“除夕思亲”押客语韵
忆昔从戎远别时，依依欲语竟无词，阿娘含泪频相嘱，除夕团圝归末迟。
迢递闽山归梦赊，年年腊尽在天涯，何当合宅同趋省，莱舞庭前笑语哗。
赤祸神州几劫余，亲朋生死费猜疑，心香默祷萱犹茂，白发倚闾待我归。
那是“毛三十年”的血腥时期，父亲还天真地在“心香默祷萱犹茂，白发倚闾待我归”呢，我现在回头重读此诗之感触，岂是用“欲哭无泪”可以形容的。
所以，我们的年夜饭桌上一定会留着一个空位，座前摆了只盛满白饭的碗与一双竹筷，那是象征性地留给我祖母（谢廖氏来团圆）的，这也是如今依然深植我们兄弟俩脑海中，一个吃“年夜饭”时的特殊景象。您没猜错，这是我母亲安排的，只有她才能深切体会到我父亲在过年时的复杂情绪，父亲也从不掩饰自己内心之忧虑与悲伤。
我父母亲这辈子之所以如此相知相惜，鹣鲽情深，与他们幼年时之成长背景十分相似有关。因为他俩都是幼年丧父后，在逆境中成长的。
我的祖父承恭公原为佃农，育有子女四人，我父亲是次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家中食指浩繁，承恭公为改善家庭经济环境而远赴南洋各地打工，祖母廖氏就如一般客族女子，留守家园务农维生。数年后我祖父因感染肺结核而返乡求治，一年后即去世，让原本就已勉强维持的家计一落千丈。长子（肇钧伯）被送到武平县城当裁缝学徒，长女（我父亲之大妹）六岁时发高烧，因无钱延医而夭折。家中原有之六口只剩三人，生活虽然困苦，但是父亲至少还有拥有极其浓郁的母爱，相依为命。
我母亲成长时并不乏衣食，但襁褓之时（还不满半岁），外公（余肖云）与外婆（范新懿）就双双负笈日本习医，她则被“寄养”在娘家（范家）。五年后，外公在医学院实习时不幸感染急性肺炎（应该是那一世纪前的1918瘟疫流行期间），数日后即不治逝世。我那两位在日本出生的舅舅被外婆携返中国后，也被“寄养”在娘家。但与其说是“寄养”，还不如说是“弃养”，因为外婆立即返回日本继续学业，三年后再嫁东京帝大文学博士生刘侃元，又生了两男两女，此后就再也没有亲自照顾过前夫之子女啦！
综观我母亲的一生，虽因种种原因，与我外婆没有一般的浓郁“母女之情”，但是在生死关头时刻（例如在对日抗战的最后一年），我母亲在夫婿之鼓励下，还是将我继外公一家六口，加上我的老外公（我母亲是他抚养大的）全家，都接到我父亲辖下之部队驻防地──贵州札佐来避难，可见母亲对落难的亲人们是不离不弃的。
你或许会问，你父亲为何没有将他福建武平家乡的老母亲（我的祖母）也接到贵州札佐来避难呢？父母亲在世时我从未问过他们，我在这儿只能忆测两个可能之原因，首先，抗战八年，武平家乡因地处福建西南的偏僻山区，贫穷落后，更非战略要地，虽然算是“敌后”，但鬼子们根本无暇顾及，亲人们也没有立即的危险。其次，我的祖母不但从未离开过武平家乡，还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连简单的地图都不会读，如何迢迢千里走去贵州呢？
但是在我父亲奉令率陆军32师移防广东时，曾行经离闽西很近的江西瑞金（中共作乱初期，曾在该地成立过所谓苏维埃人民政府，是毛共的重要发迹地），从瑞金到福建武平大概只有七、八十公里，不过那时缺乏交通工具，而且还需要翻越武夷山南端，那段路步行起来是比较辛苦的。
母亲这辈子，必然听我父亲讲过不少武平家乡的往事，也知道她“婆婆”在夫婿心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对那长年含辛茹苦，但从未谋过面的婆婆十分敬重，在瑞金时主动托人带了四百银元返乡孝敬婆婆。我在其他文章中曾详述过此事，想在此强调的是，那四百银元是我父母亲少量积蓄中之大半，日后在台湾，每当父亲提及此事时，都会盛赞我母亲之“善意”与“孝思”。这发自她内心的孝举，也多多少少弥补了一些我父亲对我老奶奶的歉疚，也着实让他感动了一辈子。父亲临终时，我单独地彻夜随侍在侧，这件往事还被他老人家在弥留时明确提及。
这样看来，在我母亲之心目中，“婆婆”的地位应该是更高于她自己的母亲（我的外婆）吧？若非这文盲“婆婆”之坚毅与牺牲，那儿可能培育出像我父亲这般，能在逆境中力争上游、积极奋斗之性格。再说，没有与我父亲的这段乱世姻缘，以我母亲的“善恶分明”之性格，必定也逃不过那腥风血雨的“毛三十年”，就像她弟弟（我的舅舅余跃飞）一样，惨死（遭活埋）在中共手中。
我的祖母廖氏与我那做裁缝的大伯，皆遭严重迫害，惨死于“毛三十年”的头十年内，但是我父亲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辗转得知恶耗。翌年的母亲节，父亲在写给我的越洋家书中附有一首诗，不妨在此与您“共享”。
“母亲节感言”
啜菽承欢愿已空，倚闾无复见慈容，不堪佳节添惆怅，康乃馨香朵朵红。
怆怀重读蓼莪篇，彩舞娱亲梦尽捐，西望家山犹陷贼，何年归扫墓门烟。
嗯，我的“过年感言”就此打住吧，因为‧‧‧这首诗让我难过得写不下去啦！
【谢行昌，2022年元月完稿于美国德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