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街的故事之三:从一张青岛女中1935年的老照片谈起

作者:谢行昌
说起七、八十年前的,让人不禁感叹“光阴似箭,日月如梭”。(fotolia)
font print 人气: 83
【字号】    
   标签: tags: ,

【大纪元2021年09月03日讯】前几个月,母亲生前挚友陆素影的孙辈,自大陆寄来一张当年青岛女中游泳队的老照片,这是我手中现存,年代最久远的母亲之照片(应该是摄于1935年左右)。

照片的品质不佳,初见之下,我无从确认那一位是我母亲。好在我那已年逾九旬,母亲之同母异父的幼妹刘平梅尚在北京(梅姨与姨爹俩,都是清华大学的退休教授),经她老人家指认,我母亲终得“现形”,是右边数来的第二位。

图:照片中左四是陆素影,右二是我母亲余丽莉,拍摄之时间点大约是1935年。(作者提供)

母亲在青岛女中的同班同学中,日后到了台湾的只有少数几位,其中我最熟悉的是徐莲与卜庆葵两位,而且她俩还是姻亲,卜庆葵的夫婿是徐莲的弟弟,海军军官徐升平。

卜庆葵曾担任过屏东女中校长,当然家住屏东。我老哥谢平昌于高二时由凤山中学转到屏东中学就读,在学期间就借住在徐家。卜庆葵是我母亲的结拜姐妹,她能够如此长期地亲自照应我老哥,是让我父母亲念念不忘,终身感激的。

就是因为我老哥长期借住徐家,所以徐家子女的“大姑”徐莲,也成了我们兄弟俩口中的“大姑”。我在成功大学就读时,“大姑”与夫婿正好也住在台南,她们对我的四年照应,可说是无微不至,当然也是我十分感念的两位长辈。

至于徐莲与卜庆葵两位女士是否也在这张照片中,我已无从核对,但我知道徐阿姨卜庆葵是会游泳的。

关于陆素影女士与她的夫婿陈廷缜将军,我在2014年写的那篇“记国府早期的军事留学生”一文中已提过,八年前的那篇文章,显然在中国大陆已被转贴多次,也让好几位大陆的读者(都是当年军事留学生之后人)千方百计地与我联络上,提供了不少新的资料,以后我当会以“续文”之方式发表。

陈廷缜将军是与我父亲同期留学英国皇家军校的三年同学,直到第四年分科,下英国野战部队实习时才分开。他与陆素影女士均得享嵩寿,陈将军是2009年以104岁高龄辞世的。陆素影女士则于今年﹝2021年﹞二月逝世,享寿102岁。

陆素影与我母亲两人,于1935年夏青岛女中高中部毕业之后就各奔前程。我母亲经她在长沙女中初中部同学禹竹筠之媒介,结识禹之夫婿龙灵(黄埔六期毕业)的黄埔同期同学,当然就是我父亲谢肇齐,俩人于1936年7月在南京结婚。

陆素影与我母亲此刻已没有联系,他俩毕业九年后居然重逢于贵州札佐的往事,也算是一段传奇罢,至少我们两家的后人都觉得是如此,因为那是一个大时代,连自己亲人都随时可能因战乱而天人永隔的。

由于我父亲是英国皇家军校(正是现今哈利王子的母校)的毕业生,返国后颇受长官们重视,所以当时之军政部长兼参谋总长何应钦将军,在改革军队素质的大方针下,成立贵州札佐演习场时,两位返国的军事留学生,龚愚将军(也是留英)与我父亲就被赋以训练重责,其他许多已归国的军事留学生日后也被召来共襄盛举。

曾在札佐演习场任职过的军事留学生,前后可能多达二十几位,其中一位正是陈廷缜将军。

陈将军是先报到后,才把家眷(就是母亲的青岛女中的同学陆素影)从广西桂林接来的。待家眷到达后,我母亲为表欢迎之忱,特地烧了几个菜请他们夫妇来晚餐。两位主妇见面互望一眼,当场愣住,几秒钟后两人互拥对方,高兴得又叫又跳,那是人生四大乐之一的“他乡遇故知”,她俩的夫婿不但是黄埔六期同学,还连袂同船去英国皇家军校留学,天下居然有如此巧合之事,显然是前世修得之缘分。

我在七年前的那篇“记国府早期的军事留学生”一文中,已详述过陈廷缜将军之生平,这位后来被因理工科成绩特优,而继续在剑桥大学深造四年的军事科学家,学成归国后,曾与另一位皇家军校与剑桥大学毕业生唐君铂将军,同在蒋委员长身旁担任非常重要(且秘密)的科技幕僚。解密后的“大溪档案”,已清楚载明这两位将军在1947至1948年间,中国有史以来最早之核弹研发计划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大陆变色之1949年,陈廷缜将军正担任第十二编练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司令官是抗日名将,曾获青天白日勋章的黄埔二期钟松将军,司令部在西北)。在兵败如山倒的年代,陈廷缜未能及时跟随部队撤退去台湾,与所有老朋友都断了音讯。由于两家四口有着双重同学交情,陈廷缜夫妇一直是我父母亲在世时挂念的对象之一。

大陆改革开放后,我父母亲终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透过许多特殊关系,颇费周章地找到他俩夫妇,虽历经折磨但还侥幸存活,在陈廷缜家乡的贵阳养老,四代之众多儿孙绕膝,且其中有不少是科技菁英份子。

陈将军若是像唐君铂将军一样,得以在台湾军事工程界(如中科院)一展其长才,国军之军工研发,将不至于像现在一样,必须要靠美国撑腰才行。唐君铂将军是我父亲时相往来的好友。“两蒋”时期,他因为主导了所有的高科技军备研发,(我在这儿要强调“所有”这两个字,秘密或是公开的),所以为人十分低调,与其他留学英国皇家军校的好友们偶有餐叙,在餐后聊天时,绝口不提任何“公事”,可见唐将军日常工作之机密性。

我有位高雄中学同学,毕业于中正理工学院,在中科院服务时被唐君铂将军送到美国读博士学位,返国后颇受唐将军倚重,参与了各型飞弹研发,成绩斐然。

好像扯远了点,再回头来细数母亲在青岛女中的同学罢。

且说我是1945年独山战役后,在贵阳省立医院出生的,母亲被送到医院时已近午夜,值大夜班的医师是位年轻的实习医师,护士也没啥经验,偏偏我又是个“难产儿”,把他俩搞得手忙脚乱,最后不得不去“搬救兵”,把一位当晚的总值夜请来。她是位护理长,而且还是“妇产科”出身的,经验丰富,当场指挥实习医师施以“剖腹生产”,这才得以“母子均安”。见危机已过,护理长乃径自回办公室,没有细查产妇姓名。

次日清晨,大夜班与早班即将交接,这位护理长(母亲曾经告诉过我她的姓名,可惜我已忘得一干二净)在病患交接名单上看到我母亲的名字(余丽莉其实是闽南话中的所谓“菜市仔名”,这也就是为什么她日后在台湾报户口时,嫌丽莉两字太通俗而改用余立两字),这才在下班前半信半疑地赶到病房一探究竟,细看之下,果然是失散的老同学,这又是典型的“他乡遇故知”,双方之惊喜自是不在话下。

至于为什么两人第一眼未能相认,母亲的解释是,她怀孕后期面貌浮肿,加上生产不顺,疼痛得大汗淋漓,披头散发,难以辨识。

母亲也告诉过我,这位护理长日后在医学院毕业,成为济世之材。

母亲班上还有位名叫茅爱立的,是有相当知名度的歌唱家,也是桃李满天下的音乐教育家。母亲过世后,我偶尔想起“茅爱立”这名字,上网一查,赫然发现她早已由中国大陆移民到旧金山湾区,继续她的“教唱”音乐生涯,只是她俩之这世缘分,已冻结在1935年高中毕业时。

这都是七、八十年前的往事啦,所以当我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不算是在“倚老卖老”哪。

谢行昌,2021年7月完稿于美国德州】

(点阅【松街的故事】系列文章。)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资料给大纪元,请进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related article
  • 手表是随身之物,几乎与它的持有者“如影随形”,所以这篇“父亲的表”是围绕着父亲亲身经历过的一些故事而写的,它有一个很长的时空背景,几乎横跨了整个的上世纪﹝二十世纪﹞的时间。
  • 虽然“死亡”是人生必经之路,但是巴哈特先生之遽逝,仍是个人电脑史上触目惊心之一页,令人扼腕叹息。不过至少他所遭到的痛苦是剧烈但短暂的,我的好友姜大卫可是被柏金森症折磨了十几年之后才离世的。唉,“死亡”只是一种归宿,还是“长痛不如短痛”比较适合我的人生观罢。
  • 凡尘不过数十寒暑,草鞋、布鞋、与它踩踏在人世间艰辛路途上时,所经历之风风雨雨,都将化作“滚滚长江东逝水”,终究都要被“浪花”给“淘尽”的,“是非成败”且置一旁,只要有幸留得“青山在”,黄昏之际(晚年),心平气和地细赏那灿烂多彩的“夕阳红”,就都该心满意足啦!
  • 美国人惯将世界各国公认,真正用脚去踢的“正牌”Football,名之为Soccer,然后把他国在橄榄球赛(Rugby)中使用的橄榄球,以别树一帜的规则,拿到球场去比划,还硬生生地冠以Football之名。似乎是有点儿“霸道”。为避免中译之混淆,我选择使用“美式足球”之名,就在文中简称为“美足”罢。
  • 母亲与松街的缘分很深,在松街与奥克塔维亚街(Octavia Street)交叉口的一栋老人公寓里,一住就是三十年,她的疗养院与公寓都在松街上,相距仅五个街口(Block)而已。自幼就有非常独立性格的母亲,一直坚持独居,还好,安家于旧金山的哥嫂与家人们会常去看望她。我则远在德州,只是每年去探望她老人家一、两次而已。
  • 母亲离世前,在松街疗养院的那半年期间,坚决不肯见访客,她老人家的理由是,“形容憔悴,见不得人”,所以被我们兄弟俩挡住的亲朋好友不在少数。母亲在大约25岁时,曾被电影界闻人袁丛美(日后的中影公司总经理)相中,力邀她去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试镜,可以想见她老人家当年之丰采。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