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街的故事之七：我的九舅公范新怀（上）
梅姨与我姨爹赵静鹏曾于上世纪末来美国参访，特地绕道去旧金山探亲，我母亲在照片里居中。姨爹不幸于2020年病逝于北京。（作者提供）
【大纪元2021年10月20日讯】2012年，母亲在松街疗养院去世之前的那半年中，讲了许多（范氏）她的（母系）家族的故事给我听，这些故事中有一个常被她提到的“九舅”，那是母亲的九舅范新怀，他是我外婆范新懿的大弟，当然也就是我的九舅公。由称呼上看来，好像他们的母亲（我的老外婆）忒会生孩子，因为我还有一位十四舅公与十五姨婆呢，可事实上并非如此。
我的外婆范新懿出生于民前十五年（1896年），是我老外婆的次女，九舅公范新怀虽然是老外婆的长子，但排行第四，上面有三位姐姐，下面还有二弟一妹，所以老外婆总共“只”生育了三男四女的七个孩子。
九舅公范新怀分明是“老四”，怎么名称上会排行“老九”呢？原来住在长沙范家的大杂院里的三兄弟没有分家（我的老外公范岱云排行老二，他们的孩子们在成长时皆以兄弟姐妹相称，长房的五位与三房的三位，加起来有总共有十五位“新”字辈孩子，他们全是清末（民前）出生的。
长沙范氏家族是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后裔，北宋距今（2021年）已逾一千年，千年以来，神州大地历经各朝之动乱，源自江苏的范氏家族，有一部分就逐渐迁徙到湖南长沙一带繁衍，这在族谱上是有明确记载的。
母亲余丽莉的原籍是湖南平江，但她老人家这辈子很少讲过父系（余家）的往事。其实余家在那儿“枝繁叶茂”，故事一定也不少，但是母亲对余家没有太多印象，因为她尚在襁褓时（1917年，不到六个月大），外公余肖云就偕同外婆范新懿东渡日本留学（两人都是医学院学生），我母亲自幼就被寄养在长沙范家，与平江余家几乎没有联系。
1920年，我有位舅舅（余日生）在日本出生，外婆乃暂时辍学在家，照顾婴儿。
1923年外公余肖云在医院实习时，不幸染急性肺炎（也有可能是上世纪的1918年全球瘟疫之延伸），才几天后就不治身亡。当外婆携外公骨灰，拖着日生舅回长沙时，肚子里还怀有身孕（遗生舅），我完全可以想像出外婆那时徬徨无助之心情。
遗生舅日后自己改名为同音的“怡生”，姐弟三人从此相依为命，完全没有亲生父母的呵护，因为他们的亲生母亲在遗生舅还不满三个月时，就又回日本继续学业。两年后外婆在日本再婚（继外公刘侃元是东京帝大文学院博士生），又添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后来虽然举家自日本返国，但已无暇兼顾前夫的子女，每年自外地返乡一、两次而已，姐弟三人等于是被亲生母亲“弃养”在娘家（范家）的。
母亲与众多“新”字辈的姨舅们住在同一个大“堂屋”里，他们理所当然地都会保护到这年幼失怙的姐弟三人，不至于受外人欺负，但是这与父母对自己子女的呵护亲情，与一般在生活上的照顾，还是有相当距离的，所以母亲的外公与外婆，在某种程度上也兼负了隔代父母之责。
伶俐可爱的日生舅乏人妥善照应，于四岁时有一天独自溜出家门嬉戏，不幸溺毙于附近的池塘中。日后与我聊起这件惨事，提及她亲见平日活泼可爱的弟弟，直挺挺的躺在堂屋客厅地上，外公与外婆在旁自责地嚎啕大哭时，还忍不住当场落泪。
在母亲的众多“新”字辈的姨舅们中，她的九舅范新怀是日后照应她最多的，或许与九舅婚后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有关，（这也可能是日后九舅夫妇最后走上离婚一途之主因），但他最为我母亲赞誉的，还是他在兵荒马乱的环境中，历经千辛万苦，将对自己父母之“孝道”推到了极致。我对这九舅公的形象毫无记忆，因为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几个月，那时我才刚“问世”不久。
九舅公范新怀自幼品学兼优，是北洋交大（现今两岸各地所有交通大学的共同“始祖”）电机工程系第一届毕业生，毕业数年后（大约是1933年），在调到山东青岛市担任电信局工程师时，就将父母接到青岛奉养。
这也间接告诉我，在长沙范家那个大“堂屋”里，生活其实不是那么安逸，身为长子的范新怀非常孝顺，一旦在他乡有了一些经济基础，就立刻把父母亲接了出来。
此时我母亲刚好自长沙女中初中部毕业，她的弟弟（我的怡生舅）也才读完小学四年级，平日照应他们的外公与外婆搬去了青岛，留下这对年幼失怙的姐弟俩该如何安排呢？经过家族之商讨，决定将怡生舅带去青岛，我母亲则被送到北平，因为那儿有她的亲生母亲。
但是我的继外公刘侃元是位“穷教授”，养家活口﹝六口﹞已不易，现在居然得多养一口，想必心中有难处但却说不出口，所以他给我母亲设的门槛很高，得考上“北师大女附中”才可以来北平念书，因为那是当时北平女孩子们最难考上的女中之一。
我母亲的天分高，还硬是被她给考上了北师大女附中。这样一来，继外公只得兑现诺言，让我母亲留下来啦！
一个学期下来，母亲名列前茅，心想这至少没有虚掷学费。寒假后，高一下学期时的第一次月考，母亲又拿回来一张亮丽的成绩单，外婆看在眼里，乐在心里，觉得这个女儿是值得“造就”的。但是外婆那时是全职家庭主妇，赚钱养家的是收入不丰的继外公，是否能造就前夫的女儿去读大学，绝不是她一个人说了算数的。
某日晚饭后，全家人在客厅里闲聊，气氛融洽，外婆故意当着继外公之面问女儿；
“莉丽，你的成绩这么好，将来有何打算？”
“我想去读大学。”她母系（范家）出国念书的比比皆是，我母亲不敢有此奢想，只想先在国内读大学再说。
“进大学？女孩子念那么多书干嘛？”继外公毫不犹豫，不耐烦地当场一口拒绝。
“‧‧‧‧‧”一屋子的鸦雀无声。
我母亲难过得当场涌泪，冲回自己的房间去痛哭，为此事搞得情绪非常低落，也知道北平继父那儿已不是久留之地。读完高一后，就立刻去青岛与那儿的亲人会合。
继外公不赞成我母亲去念大学，主要还不是因为我母亲不是他亲生女儿，日后他自己的两个女儿，我母亲的两位同母妹妹刘桦华与刘平梅，不但进了大学，还都是顶尖学府，桦姨考进北京大学，梅姨也进了门槛极高的北京外语学院。现在看来，这也不能过分责怪继外公，作为继父，他确实没有负担我母亲教育费用之义务。但话说回来，我这两位姨妈倒也是十分聪慧，尤其是梅姨与我姨爹赵静鹏，日后皆担任颇有学术地位的清华大学教授，沐浴春风数十年，直到退休。
空有天分但却没机会读大学，是我母亲一辈子的痛，她老人家躺在松街疗养院的最后时日，当谈及此事，都还是泪光闪闪。
虽然没读大学，她总不忘随时充实自己的知识，跟着我父亲读史书与古籍，台北家中长期订阅的英文中国邮报（China Post），也经常有她老人家圈圈点点之痕迹。
1969年我离台赴美求学之前，母亲就已开始积极学习中医与针灸，日后还考取了台湾的针灸师执照。母亲以身作则的“活到老，学到老”，也是我一辈子的精神标竿。
1974年，针灸在美国已合法化，但是必须在执业西医的监督下才可施针。有一位在美国南卡罗来那州的执业西医，亲睹针灸之神奇疗效，乃托他认得的一位卢姓友人，替他在台湾物色一位通英语的针灸师。经面试之后，我母亲被认定是唯一合格的应征者，双方立即签约，她也拿到了美国移民局的合法工作签证，当时已五十七岁的母亲，就这样成为美国的针灸师了。
多少人在五十七岁时已开始做退休的准备，而我母亲却在此时远赴新大陆，展开她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数年之间，她辗转于南卡罗来那州、纽约州、佛罗里达州与加州等各地，在西医监督下行医。
约六年后的1981年，美国加州第一次举办针灸师验证考试，通过验证的针灸师就可以独立开业，不必再有西医之监督。应考者有五百余位中、西针灸师与医师，其中还包括五十余位由港、台两地特别赶来的考生。放榜时仅录取六十余位针灸师，而且由于试题是用英文书写的，亚裔的针灸师只有两位得以通过这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针灸师验证考试，我母亲就是其中之一位，此时她已经六十三岁啦。
在美工作期间，母亲就已想方设法，打听九舅范新怀与其他亲人之下落，但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大陆之大环境还十分封闭，诸般努力皆徒劳无功。
当然，我父亲在福建武平家乡的亲友，也是我们极为挂心之对象，父亲擅诗，他的心情在这首押了客语韵的“除夕思亲”诗中，表露无遗：
“除夕思亲”
忆昔从戎远别时，依依欲语竟无词，阿娘含泪频相嘱，除夕团圝归末迟。
迢递闽山归梦赊，年年腊尽在天涯，何当合宅同趋省，莱舞庭前笑语哗。
赤祸神州几劫余，亲朋生死费猜疑，心香默祷萱犹茂，白发倚闾待我归。
直到八十年代末，大陆亲友们才逐渐传来一堆恶耗，件件都是我父母毕生之最痛。
【谢行昌，2021年十月完稿于美国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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