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中国近代史时,读到孙中山离世前一年的叙述,往往有这样一段:
1924年10月下旬,直系军阀冯玉祥发动政变软禁总统曹锟之后,致电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而孙中山在北上不久后却不幸病世,使得中国统一的事业功败垂成。
这段广为人知的历史中,还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反直三角同盟
许世英是清末民初的重要政治人物,是初代国民党创党的元老,曾于1916年起在知己好友段祺瑞的内阁任官,担任内务、交通总长。许世英相信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能救中国,因此任内不断地力劝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与南方的国民政府合作,共商国家统一大计,并以三民主义治国。但当时中国处于南北分裂对立状态,双方缺乏合作的契机。
在民国初年,以至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直系、皖系、奉系等各路军阀割据的状态,共产国际也看准时机趁虚而入。孙中山先生为了打破各地军阀争强的僵局,加上直系军阀对孙中山在广东的政府始终处于敌对状态。孙只得将直系军阀作为讨伐对象,并与其他军阀同盟。
自1920年开始,孙中山便派出代表与奉系的张作霖,皖系的段祺瑞谈合作,最后组成了反直三角同盟,同时也秘密与直系军阀冯玉祥联系,策动其反叛与国民政府为敌的直系军阀曹锟及吴佩孚。
在历经数年的军阀混战后,1922年,由直系军阀的曹锟暂时取胜,之后他更以贿选手段当上了总统。虽一时取得优势,但遭受几乎全国各地一致的声讨,反直三角同盟此时也渐渐地开始发挥作用。
1924年9月,由于江浙地区的军阀冲突,进而引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在南方的孙中山准备响应,他规划第二次北伐,让南北一致合作。这时下野中的段祺瑞准备日后复出,然而军阀出身的段祺瑞对国民政府却有着许多疑虑,这时许世英便起到了协调作用,一小段插曲也就由此而生。
“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对立的对话
孙中山的盟友军阀们都一致反共,奉系领袖张作霖任内力阻苏共在东北的渗透。他的总司令部更悬挂着“推翻苏联共产主义”、“彻底摧毁共产主义”的标语。而皖系段祺瑞除了担心权位遭夺的问题外,也对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采取的容共政策有相当顾忌,因他坚决反对中国的赤化,这时许世英多方解释说:
孙中山是一心救国的革命家,不会想要争取权位,建国初让位给袁世凯就是例证;而容共政策是在消化共党分子,使其参加国民革命,而共产主义是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是剥夺人权的专制集团,尤其鼓励阶级斗争,与三民主义可以说是水火不容,所以统一后绝不会采取共产主义。
最后在多方协调后,北方的反直盟友们统一由许世英担任特使南下拜访孙中山,讨论如何对付直系军阀,南北一致进行战略计划。1924年10月4日,孙中山在广东韶关接见许世英,双方一见如故,彼此交流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畅谈数日,最后许世英提出了段祺瑞的两个提问,孙中山都分别给了答复。
在执政问题上,孙中山答复说:
我一生奔走革命的目的在为国家争取独立自主,从不是为自己的权力打算…若段祺瑞愿意实行三民主义,吾愿意以政党领袖身份支持他执政。
在共产党的问题上,孙中山答复道:
国民党奉行的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两者本质截然不同,今日的联俄与容共只是一时的政策,我和苏俄的代表曾经发表联合宣言:我坚持中华民国只能实行三民主义,而苏俄代表也承认共产主义不能使用于中国, 这个立场非常明显坚定,不容质疑。
得到孙中山明确的答复后,许世英满意地离去。临行前孙中山打趣的对许世英说道:三民主义为我首创,未料许君对三民主义研究之深,不下于我也。许世英北上回到天津后,将孙的回答如实回复了段祺瑞,段也不再抱着顾忌心理。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总统曹锟软禁,拥护段祺瑞复出执政,并与张作霖分别致电孙中山,请他北上共商国事,谋求中国统一。孙随即应允北上。
然而孙中山此时已身染重病,不幸于隔年三月在北京离世,其壮志未酬的遗憾,深为后世的人们所惋惜。也使得中国统一的时程向后延迟了三年,才由继任者蒋介石完成。
然而,更令人惋惜的是,当时许多的国民党人因对共产主义认识不清,不了解“容共政策”仅仅是一个权宜之计,反而受到中共混淆认知的宣传影响,结局是共党一步步的附体,侵蚀了整个国民政府,最终还夺取了中国政权,让中国超过八千万人因共党的统治而死于非命。这个后果,恐怕是孙中山先生当初所始料未及的。
参考书目:
《中国通史一百讲》 作者:陈致平 嘉年出版社1977年 印行
《我们的 国父》杜英穆着 名望出版 1987年 出版
《国父年谱》罗家伦主编 黄季陆增订 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1965年 出版@*
责任编辑:王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