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毛泽东大怒的“窃听”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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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4年06月21日讯】1961年1至4月,毛泽东南下视察时,发现在他的专列上被秘密安装了窃听器。得知这个清况后,毛大发脾气,要求彻查。

此事传到中南海,引发一场大风波。到了文革时期,“窃听”,更成为一些被打倒的中共高官的重要罪证之一。

毛泽东大怒

据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1961年2月,中国新年过后不久,毛乘专列前往广州。随行的,除车上的女列车员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他在中南海舞会上的舞伴——某托儿所的幼儿老师。

专列离开杭州,去武汉,中经长沙,火车停在长沙郊外的一个机场。毛召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张化平和省委几个人到专列上谈话。

李志绥、幼儿老师、两位女机要员到专列下面散步。中南海机要室的录音员刘凑过来,跟他们一起走。大家正说说笑笑地走着。刘对着幼儿老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幼儿老师愕然地问:“你听见我什么话?”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又问:“还听到什么?”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

幼儿老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等毛与张化平等谈完话后,立即向毛报告说,火车上装了录音设备。毛雷霆大怒,立即要求负责毛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追查此事。

专列到达武汉后,汪东兴带着录音员刘和梅园招待所的一个电工,赶到火车上拆除录音设备。

然后,录音机、录音带、电线、各种小收音喇叭等摆放在一个会议桌上。毛命令汪东兴、康一民(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毛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录音员刘站在桌子背面,拍了几张照片,作为“窃听”的证据存档。

杨尚昆大惊

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搞调研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毛主席为在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大脾气,并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赶回北京。

当晚,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杨尚昆回到北京后,先后找到中办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机要秘书康一民,中办机要室主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叶子龙等谈录音问题。

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汇报“录音事件”。这天的日记中,杨尚昆写道:“心情不安、坐卧不宁”。

5月8日晚,杨尚昆给毛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件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

5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一起商谈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处理意见有三:

一是由毛的秘书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

二是中央书记处批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

三是中央书记处根据毛的指示,批评中办机要室,并处分了机要室的三个人——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

一帮人大悲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从1960年底起,就被毛派到河南信阳等地搞调研,他不是专列窃听事件的直接当事人,但他作为中办机要室主任,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机要秘书、中办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当时也不在专列上,不是窃听事件的当事人,也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机要秘书、中办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受到警告处分。

1966年5月文革爆发后,更多的人受到窃听事件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原中办主任杨尚昆。

毛在文革中打倒的第一个反党集团,就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杨即杨尚昆。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和杨尚昆错误问题的说明”,其中,杨尚昆的问题第一条就是: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在这之前,杨尚昆就已被调离中南海。

1965年10月29日,杨尚昆来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十时半,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他还写道:“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30日的日记写道:“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31日的日记写道:“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

杨尚昆为何如此心神不定?因为他被免去已担任20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不得不离开已呆了16年的中南海,改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6年5月22日,在广州的杨尚昆被告知:他已被停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免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改任肇庆地委副书记。因身体不适,5月28日,改任山西临汾地委副书记。

杨尚昆到临汾仅一个多月,1966年7月3日,中共中央宣布:对他实施“监护审查”,从此,他被监禁长达12年。

叶子龙被由北京卫戎区“监护审查”达七年多。康一民、吴振英已调离机要室,也被揪到学习班批斗,被抄家,后被下放到江西省进贤县中办五七干校监督劳动,直到1979年平反后才回到北京。

窃听事件还株连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官员,包括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公安部十二局局长狄飞,公安部十二局副局长丁兆甲,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浙江省公安厅原厅长王芳,武汉市公安局局长谢滋群,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朱汉雄,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苏汉华,总参谋部通信兵部党委常委王诤,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伍等。

毛为何大怒?

据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中办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乘飞机从北京赶到武汉。康对汪很不满意。康说汪应该明白,没有中央几位领导人同意,无论杨尚昆还是叶子龙都没有这么大胆。康认为汪没有在毛面前说点好话遮掩过去。

汪说,这个事,以前没有任何人打过招呼,这次是毛发觉的,怪不上别人。吵的结果,由汪去向毛报告,就说是机要室会议科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后好写党史。

毛听了以后更生气,说:“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

毛的私生活放纵早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

毛要汪将过去录下来的材料全部收缴、焚毁。毛说:“不要留着将来做黑报告的材料。”

刘录音员“坦白交代”,杭州汪庄也装有录音设备。汪报告了毛,又派了一中队丁队长去拆除。

毛认为这是“中央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斯大林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反他的准备行动之一。

很自然,从这时起,他对“中央几个人”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

李志绥的这个回忆,可能是真实的。

毛淫乱的私生活被“窃听”,是毛大怒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原因是,自从1956年2月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批判斯大林以来,毛心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那就是:担心他身边睡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担心这样的人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搞政变,夺他的权,或有朝一日也像赫鲁晓夫一样对他进行批判。

谁下令“窃听”的?

1959年11月,毛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谈到中苏关系时,他关照参加会议的人不要做记录。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要不要录?”毛很生气地说:“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

毛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

1980年10月23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办《关于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密录音”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称:

一,杨尚昆在原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杨尚昆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建议中央予以彻底平反;

二,借录音问题强加给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等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翻,彻底平反;

三,1961年1月至4月的录音,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是没有责任的,因而1961年给他们的处分是不适当的,建议中央予以撤销;

四,鉴于所谓“秘密录音”一案株连人员很多,影响很大,建议中央将这个复查报告批转有关单位,以消除影响。

根据上述复查报告,杨尚昆、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在1961年的窃听问题上没有任何责任。

那么,到底是谁决定1961年1-4月在毛的专列上安装录音设备,并派中办机要室会议科的录音员在车上录音的呢?

只能是比杨尚昆地位更高的“中央几个人”了。当时,杨尚昆的顶头上司有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政治局委员彭真等。

毛所说的“中央几个人”,可能就是刘、周、邓、彭了。

文革中,毛将刘、邓、彭全部打倒,对周严加防范,可能与他们下令搞“窃听”有关。

结语

众所周知,中共是全世界最爱搞监控的,包括窃听。这是中共维护极权统治的“法宝”之一。

但是,作为中共高层领导,他们谁都不愿意别人“窃听”他们。毛泽东是如此,周恩来、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等,都是如此。

但是,要得人不知,除外己莫为。

毛泽东大怒“窃听”、千方百计防“窃听”,严惩“窃听”的人。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毛死后,在毛身边做了19年保健医生的李志绥,会在美国出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将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关于毛的鲜为人知的密闻公诸全世界。

大纪元首发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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