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宝单位倒闭了，失业在家。
他说他得尽快出去找工作养家。我说：“不如趁这个时间学点技术，考几个证书，这样以后还能找到好一点的工作。”
他皱着眉说：“读书要花钱，家里的日子怎么过？”
我想了想，说：“我还有眼睛的赔偿金，给你交学费，也够家里维持一段时间。”他沉默了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一个星期后，他背着包，出门上课去了。
二零零二年五月初，弄堂口守电话亭的老阿姨跑过来喊我：“夏海珍，有你电话。”
我赶紧去接电话，是哥哥打来的，他说妈妈被确诊为食道癌。
听到这个消息，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脑海里浮现出母亲的样子。我的母亲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哪怕家里拮据，她也总是愿意伸出援手帮助有困难的邻里，村里人都很敬重她。她生病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都忍不住落泪。
电话这头，我哭着说：“让妈妈来上海治病吧。”
哥哥叹了口气：“妈妈没有医疗保险，全得自费，去上海看病要花大笔钱，我和两个姐姐都没有钱。”
我毫不犹豫地说：“我还有那笔眼睛赔偿的钱，可以给妈妈治病。”
两天后，哥哥和姐姐陪母亲来了上海。我事先把楼上邻居空着的房子租下来，打扫干净，给妈妈住。我和阿宝住在楼下。哥哥把母亲交给我，回去上班了。大姐留下来陪护。
每天，阿宝和大姐陪母亲去医院化疗，中途再赶回来去上课。我一边照顾年幼的儿子，一边料理一家人的饭菜，忙得脚不沾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母亲一定要好起来。
然而，生活却在此时给了我迎头一击。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午夜时分，我们一家人正在熟睡，突然，一阵剧烈的砸门声在静夜中炸响，伴随着嘈杂的喊声：“开门！开门！”
我猛地惊醒，心狂跳，迅速坐起身，警觉地问：“谁？”
门外大声回答：“市公安局的，开门！”
我大声反问：“公安局的为什么不白天来，非得半夜三更来敲门？是劫匪冒充的吧？只有坏人才会在夜里上门！”
门外沉默了一下，随即传来生硬的声音：“你开门，我们给你看证件。”
我脑子飞快地转着，知道情况危急，趁着交谈的间隙，迅速把几张讲述法轮功真相的光盘塞进冰箱底下的缝里。
这时突然听见门外有人喊：“她在往冰箱下面塞东西！”
我一抬头，发现纱窗已经被撕开，一只手伸进来，正在摸门锁。我抄起门口的一只拖鞋，使劲朝那只手拍了两下，手立刻缩了回去。外面传来一个男人故作夸张的声音：“哟哟哟，法轮功还打人呢？”
藏好光盘，我把门打开一条缝，说：“证件给我看看。”
黑夜里，有个人拿个证件在我眼前一晃，然后几个人猛地挤了进来，七八个警察闯入房间，开始翻箱倒柜，疯狂搜查。
我转身回到床上，盘腿坐下，立掌，闭目发正念。一个警察喊了一声：“她在炼功！”
我睁开眼说：“我在发正念。”
他们冷笑着问：“你在诅咒我们？”
我说：“我在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只有邪恶才会害怕。”
说完，我转头看了阿宝一眼，他穿着睡衣站在床边，脸色苍白，腿一直在抖。一岁半的儿子也在警察的皮靴声和翻箱倒柜中醒了，揉着眼睛坐起来，迷迷糊糊地看看我们，又看看屋里的人和动静，什么都不懂。过了一会儿，儿子突然指着桌上的酸奶，奶声奶气地说：“爸爸，我要喝酸奶……”
这时，有个警察从冰箱底下翻出一叠光盘，高声说：“找到了！”我看了一眼，是我刚塞进去的那六张光盘。
他们开始收队，有人走过来对我说：“走吧。”我知道，我要被带走了。
我摸了摸儿子的头，看向阿宝，说：“把孩子养大。”
我还有很多话想说，可是什么都说不出来，最后，只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看着我，没说话。我知道，他懂。
冰冷的手铐锁住了我的手腕，警察没有说什么，便把我带走，送往上海黄浦看守所。出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孩子坐在床上，手里捧着酸奶，阿宝站在旁边，沉默着，屋里一片凌乱，东西翻得到处都是。这一切，一点一点从我身后远去。
后来我才知道，我被带走之后，他们并没有就此罢手。阿宝说，警察搜完我们家，又闯上楼，去抄母亲的住处。母亲缩在墙角，浑身发抖，眼泪不停地流。她本就身患重病，心力交瘁，而这一来，又让她平添恐惧和悲痛。
阿宝不得不把孩子送到他父母家暂住。哥哥和二姐听到我被带走，连夜赶到上海。看到我住的地方——上海石库门弄堂房子简陋破旧，屋里甚至没件像样的家具，二姐哽咽着说：“我们可怜的小妹啊……自己赔偿眼睛的钱，拿出来给妈妈治病，还帮我们家里修了房子，自己却住在这么破旧的地方……”
后来，他们把母亲接回老家治疗。临走时，阿宝把一大笔钱塞进母亲的行李，让她带回去治病。
母亲被搀扶着上了车。阿宝站在站台上，看着，默默流着眼泪。阿宝后来说，那一刻，他心里明白——这个家，被拆散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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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明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