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3月24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Mark Skousen撰文／信宇编译）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年）曾经说过：“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位激进的革命者——正如我们这些鼓吹自由放任主义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一样。”
两百五十年前，也就是1776年3月9日，一位性格内向，常常沉浸在思考中、看起来对俗事有点心不在焉的苏格兰教授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这本书一经出版便迅速成为畅销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全称为“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年）以两卷本巨著面世，堪称经济学的独立宣言。
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他就重塑了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的理论基础。如今，他被誉为现代经济学（modern economics）之父。
但是对于他的同时代人来说，他却是一个更令人不安的人：一个激进分子（radical）。
他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呢？他提出了自由放任经济学（laissez-faire economics）的激进思想，认为政府应该允许个人自由决定在哪里生活、从事什么职业、设定什么价格，以及与谁进行交易，政府干预应尽可能少。
他的观点正确吗？还是说他的批评者——马克思主义者（ Marxist）、凯恩斯主义者（Keynesian）和社会主义者（socialist），也就是那些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不平等的和不公正的观点更有道理？
斯密的核心论点看似简单，实则极具颠覆性。他认为，繁荣并非主要源于君王的法令、官僚机构的规划或金银的积累，而是源于数百万个体在公平公正和良性竞争的框架下，为追求自身发展而做出的分散决策。
在一个由君主制、行会特权、贸易限制和国家支持的垄断所主导的世界里，这是一种革命性的理论。
斯密大胆地提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往往会“促进社会利益”，仿佛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这句话在《国富论》中仅出现过一次，但它已成为其体系更广泛洞见的象征：秩序可以从自由中自发产生。市场协调人类活动并非通过中央设计，而是通过价格、竞争和自愿交换等。
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许多批评家都认为这种设想既天真又危险。如果没有细致的监管，社会岂不是会陷入混乱？过去种种商业动荡的案例，难道不都是由于政府的强力干预才能恢复秩序吗？在十八世纪，各国政府经常以“千百种方式”（in a thousand and one ways）介入，对贸易、生产、工资和殖民地商业进行监管干预。经济生活完全取决于国家治理。
斯密对此进行了一次思想上的彻底转变。他认为，更大的自由，而非更严格的管控，才是稳定和财富更可靠的引擎——前提是这种自由受到法治的约束。他写道：“每个人，只要不违反正义的法则，就完全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自由并非无政府状态；它受到竞争和法律平等的约束。
斯密的道德语言在现代人听来令人震撼。他写道，阻止一个民族“充分利用他们自己生产的每一部分产品”，显然是“对人类最神圣权利的侵犯”。在他看来，经济自由不仅高效，而且公正。俄裔美国作家艾茵‧兰德（Ayn Rand，1905—1982年）在她的作品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点。
然而，斯密并非盲目乐观之人。他的“自然自由体系”（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并未承诺完美无缺。它无法终结商业欺诈、残酷竞争、唯物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等。毕竟，他警告说：“同业之人纵使聚首欢宴消遣，其谈话终究难免演变成针对公众的阴谋，或是谋划抬高价格的诡计。”但是最终，在健全的竞争和法治的双重作用下，这种种欲望将会在受约束的商业社会中得到抑制。事实上，他指出，正是对失去客户的恐惧“抑制了欺诈行为，纠正了疏忽大意”。
他的预言十分大胆。按照亚当‧斯密的模式，各国将实现“惠及最底层民众的普遍富裕”。这并非仅仅是精英阶层的财富。斯密预见到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将会上涨，机会将会扩大，物质生活水平将会提高。他指出：“要使一个国家从最原始的野蛮状态发展到最富裕的状态，几乎只需要和平的环境、宽松的税收和尚可接受的司法制度等。”
随后的历史进程令人叹为观止。《国富论》（1776年）出版后的几十年内，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改变了英国，并进而改变了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全球人均收入成倍增长，预期寿命大幅提高，婴儿死亡率骤降。曾经几乎是全人类共同命运的——仅能维持温饱的生活状态——开始逐渐退场。
这仅仅是巧合吗？还是斯密发现了能够释放持续增长潜力的机制？
20世纪后期，学者们试图用实证方法检验这个问题。1980年代中期，以迈克尔‧沃克（Michael Walker）为首的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们开始构建一个实证指数，以衡量各国经济模式与斯密模型的接近程度。在米尔顿和罗斯‧弗里德曼（Milton and Rose Friedman,）伉俪等美国经济学家的参与下，他们确定了经济自由的关键要素：有限的政府监管、安全的财产权、健全的货币、国际贸易自由，以及对信贷、劳动力和商业的宽松监管等。首份《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于1996年发布，此后每年更新。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也发布类似的指数报告。
研究结果令人瞩目。经济自由度指标得分较高的国家，其人均收入（见上图）、预期寿命、极端贫困率和环境绩效等也往往更高。虽然相关性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但这种模式跨越数十年和各大洲，始终稳健存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后，许多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货币稳定化和产权保护强化等。全球贫困人口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下降。
无论资本主义存在何种缺陷，它在创造财富方面都比中央计划经济有效得多。而曾被吹捧为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苏联模式，如今已经基本被摒弃。长期以来计划经济无法创造的商品数量、质量和多样性等方面，市场却成功地做到了。
然而，经济自由度的发展轨迹并非一帆风顺。进入21世纪，一些发达民主国家的经济自由度指标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监管力度的加强、公共债务的攀升、贸易限制的增加，以及对产业政策的重新重视，都反映出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回归。市场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认为，不平等、金融危机和环境恶化等问题需要政府发挥更强的干预作用。
这场争论远未结束。斯密本人并非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他认识到公共产品、基础设施、教育和某些监管措施的必要性。他警告商界人士不要串通，并承认市场可能被权力和特权扭曲。他反对的并非政府本身，而是以中央集权式的指导取代自愿交换的政府。
如今，两百五十年过去了，斯密提出的核心问题仍然紧迫：到底是在个人在法治下享有经济自由的情况下，社会更有可能繁荣发展；还是在当局试图自上而下地操纵结果的情况下，社会更有可能繁荣发展？
斯密的回答一如既往地冷静而充满希望。他写道：“每个人为改善自身境况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努力”，足以推动进步，“即便政府挥霍无度，行政管理出现重大失误”。
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作者简介：
马克‧斯考森（Mark Skousen）现任加州的查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多提-斯波利自由企业讲座教授（Doti-Spogli Chair of Free Enterprise）。他着有《现代经济学的形成》（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s，劳特利奇出版社，第四版，2022年）及其它多部著作。他也是自由思想盛会“自由节”（FreedomFest）的制作人。
原文：It All Started With Adam 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责任编辑：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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