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5月20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David Solway撰文／信宇编译）曾几何时，政治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公民可以投票、关注公共事务、争论税收或外交政策，然后回归到日常生活中：工作、宗教活动、家庭、文学、音乐、运动、社交聚会等。
然而，这种旧有的平衡如今已经被彻底颠覆。政治不再局限于政府或选举；它越来越渗透到娱乐、教育、商业、体育、语言，甚至个人的良知之中。正如我在最近一篇关于“不问政治的人”（apolitical man）的专栏文章“超越政治的文化”（Culture Beyond Politics，5/16/2026）中所指出的，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机构都要求意识形态参与的文化中，甚至连沉默或冷漠都可能被解读为一种政治行为。
这个问题远比普通的政治分歧更为深刻。我们正经历着非政治生活本身的逐渐消亡。如今，几乎所有事物都承载着意识形态的意义。任何事物都必须先在政治上证明自身的合理性，才能得以存在。
正如伟大的美国当代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政府学系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在新著《理性控制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Rational Control，2026年）中所观察到的，现代社会充斥着各种国家控制工具，“从最琐碎的到最具强制性的”，表面上是为了让我们免于独立思考的麻烦。然而，这些工具也侵犯了个人隐私，对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施加监督和压力。现代政治国家不再仅仅统治社会；它越来越试图赋予社会全部意义。
波兰当代哲学家里夏德‧雷古特卡（Ryszard Legutko）曾经亲身经历过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他意识到这两种表面上截然相反的制度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在《民主中的魔鬼》（The Demon in Democracy，2016年）一书中，雷古特卡指出，这两种制度都倾向于意识形态上的趋同，并且都自认为摆脱了历史的束缚。历史上的所谓文明，很大程度上只是粉饰太平——一种用来美化肮脏政治机器的装饰性涂料。
其结果正如19世纪初法国政治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1835/1840）中所预见的那样：一个“由细小而复杂的规则构成的网络，这些规则既细致又统一”，个性通过这个网络逐渐被削弱、扭曲和引导，最终趋于一致。德‧托克维尔明白，民主社会或许不会滑向公开的暴政，而是会走向一种永久的监护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公民越来越依赖于规范日常生活的行政系统。
这种趋势如今已渗透到西方文明的几乎方方面面。情感本身也变得政治化了。喜剧在人们质疑其是否好笑之前，就已经被意识形态标准所评判。艺术变成了行动主义（activism）。体育变成了道德剧场（moral theatre）。教育关注的是政治塑造（political formation）而非知识学习（knowledge learning）。就连觉醒主义（wokism）那些显而易见的荒谬之处，也往往无法引人发笑，因为它们早已被贴上了政治标签。
现代国家已经变得不把文化作为值得保护的独立文明遗产，而是越来越倾向于将文化视为原材料，需要对其进行监管、修正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过去那种理想化的、自立自强的公民形象逐渐被“治疗性臣民”（therapeutic subject）所取代：虽然被管理、监管、控制，却始终在“我们的民主”（our democracy）中享受被保障的自由。
人们不禁想起如今已被弃用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简称WEF）口号：“你将一无所有，却依然幸福。”（You will own nothing and you will be happy.）这不过是旧式不问政治之人与国家虚假结合的产物。依赖（dependency）被重新包装成解放（liberation）。行政管理（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变成了心理治疗（therapeutic care）。古典不问政治之人的幸福，已然变成了政治人物强加的满足。
俄罗斯20世纪神学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1874—1948年）在《人的命运》（The Destiny of Man，1937年）一书中就曾警告过这种倾向。他描述了现代国家为了追求完美幻象，甘愿牺牲自由——自由本身就蕴含着对风险和失败可能性的接受。一旦政治承担起构建道德意义的责任，国家控制就再也没有真正的界限。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能成为政治领域，因为每个领域都可能促成意识形态的趋同或异议。
与此同时，维系西方文明的遗产正在逐渐衰弱。我们的统治阶级居住在古代建筑的空壳之中，却与孕育它的文明几乎毫无联系。他们从未读过柏拉图或西塞罗（Cicero，前106—前43年，古罗马哲学家），甚至几乎不知道维吉尔（Virgil，前70年—前19年，古罗马诗人）的存在，并将历史视为一种尴尬或政治上的麻烦。古典世界所蕴含的无限潜能已被磨灭；人类成就的宏伟蓝图也日益被删减。
所幸的是，并非这一切都已经消逝。在教会、地方社团、独立期刊、小型企业以及严肃的文化作品中，依然保存着仅靠政治无法维系的文明碎片。这些“非政治力量”（apolitical forces）提醒我们，人类若完全生活在意识形态体系之中，其精神层面必然会受到削弱。
只有当生活中仍有政治无法完全掌控的领域存在时，文明才能延续。一旦政治凌驾于一切之上，文明本身便开始消亡。
大卫‧索尔韦的最新散文集是《深刻的肤浅》（Profoundly Superficial，新英文评论出版社，2025年）。他翻译的以色列当代诗人多夫‧本‧扎米尔（Dov Ben Zamir）的诗集《新瓶旧酒》（New Bottles, Old Wine，小夜莺出版社）于2026年春季出版。索尔韦已发行两张原创歌曲专辑：《血吉它及其它故事》（Blood Guitar and Other Tales，2014年）和《偏爱该隐》（Partial to Cain，2019年），后者由他的钢琴家妻子珍妮丝‧菲亚门戈（Janice Fiamengo）伴奏。第三张音乐专辑《黑暗》（The Dark）正在筹备中。
本文的原始完整版本最近发表在在线期刊《C2C杂志》（C2C Journal）上。
作者简介：
大卫‧索尔韦（David Solway）是一位加拿大散文家、政治评论员、诗人兼词曲作家，他的最新散文集是《深刻的肤浅》（Profoundly Superficial，2025）。
原文：The Politicization of Everything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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