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6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戴德蔓台湾台北报导）台湾肝脏移植权威陈尧俐因中介9名病患赴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成为台湾首位因涉及境外器官中介遭卫福部撤照、永久失去行医资格的医师。这起案件不只是一名医师违法中介的个案，也让台湾社会重新看见中国器官移植体系长年不透明的黑洞。
2026国际扶轮年会6月13日至17日在台北举行期间，国际终止强制摘取器官卫星扶轮社举办三场《国有器官》（State Organs）纪录片放映会及专家论坛，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扶轮社员、人权工作者及专业人士参与。17日最后一场座谈中，《国有器官》制片人兼编剧宋美馨、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副理事长黄士维等人，从台湾病患赴中移植、医疗伦理与中国器官来源疑云，谈到这起案件背后更深层的问题。
陈尧俐曾是台湾肝脏移植权威，却因中介国内9名病患赴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遭法院依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判刑2年、缓刑5年，认定不法获利新台币1‚466万元。卫福部也撤销其医师执照，使他成为台湾首位因涉及境外器官中介而遭撤照的医师。
根据2025年7月一审判决内容，陈尧俐透过医学交流结识中国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臧运金，以及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明英姿等人，并与中介黄孟钧、杨岱霖及林芳兰合作，经营跨境器官移植业务。
这也让陈尧俐案不只停留在台湾医师违法中介的层次，而是进一步指向一个更大的问题：台湾病患被送往中国接受移植时，器官从哪里来？这些中国“名医”背后，又是什么样的医疗体系？
宋美馨揭臧运金背景：别只看到“中国名医”
宋美馨在座谈中指出，陈尧俐案中被提到的中国医师臧运金，也出现在《国有器官》所追查的中国器官移植脉络中。臧运金曾任青岛大学医学部器官捐赠与移植研究院院长、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官方资料称其完成肝脏移植手术超过2‚600例，连续多年名列中国名医百强榜肝移植手术前十位，并被特聘为山东“泰山学者”。
但宋美馨提醒，台湾医界与民众不能只看到“名医”头衔，更要理解这些医师如何在中国器官移植体系中崛起。她指出，臧运金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不久，被派往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器官移植外科技术，返国后投入肝脏移植体系。根据中国医学期刊资料，臧运金在2004年1月至2008年7月间，完成约1‚600例肝脏切取，平均几乎每天一例。之后他曾任北京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副所长，2014年再赴青岛大学建立器官移植中心。
宋美馨说，许多台湾医师或病患可能以为，介绍病人到中国是找“名医”救命，但这些名医的来历、训练背景与器官来源，才是必须被追问的核心。
2021年2月26日，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公告臧运金去世。当地人士则向媒体披露，臧运金疑似跳楼身亡，且当天原本还有4台手术等着他。至于其死因是否涉及非正常死亡，外界至今仍有疑问。
从失踪者到家属等待：《国有器官》拍的是被消失的人
宋美馨表示，她最早是在2001年读到张云鹤纪念丈夫的一篇文章，文中情感真挚，深深打动她。由于两人年龄相仿、背景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她开始特别关注张云鹤的遭遇。2002年，她听闻张云鹤从监狱中离奇失踪，从此一直想知道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直到2016年，宋美馨有机会与张云鹤家属交谈，才意识到更深层的问题。她指出，在多数国家，警方逮捕一个人时，至少会告知罪名与后续司法程序；但在中共针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许多人被带走后没有文件、没有纪录，家属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寻找亲人。
宋美馨说，许多父母不愿相信自己的孩子可能遭到活摘器官，只能抱着微弱希望等待，相信孩子也许还活着、也许有一天会回来。这样的等待，往往一等就是二十多年。
她提到，张云鹤的父亲2019年过世时仍睁着眼睛，始终没有等到女儿回家。她说，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许多家庭失去善良的孩子，但因为强迫失踪与恐惧，很多人无法开口说话。因此，她希望透过电影，把这些被迫沉默的故事说出来。
台湾约4千人赴中换肝肾 黄士维：问题不能只看供需
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副理事长、泌尿科医师黄士维表示，自己从2001年开始注意到台湾病患赴中国接受肾脏移植，并自2006年起研究相关议题至今。
他指出，过去约25年间，台湾约有四千多人前往中国进行肝脏或肾脏移植。除了台湾，韩国、日本、东南亚、中东与欧美国家，也曾有大量病患前往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当时许多人没有深究器官来源，只知道中国可以快速安排移植。
黄士维表示，在2006年活摘器官指控受到国际关注以前，台湾医界其实早已知道中国使用死囚器官。从1970年代开始，中国便使用死囚器官进行移植；到了1990年代，医界也知道中国摘取器官的过程相当残忍，只是没有人真正看见过程。
“我们知道很残忍，可是怎么残忍，没有人真正看得到。”黄士维说，即便如此，在器官短缺之下，仍有病患选择赴中国移植。
他指出，中国器官移植体系规模庞大，却长期不透明。中国本身肝癌、肝硬化患者众多，加上海外病患需求，使器官移植市场形成巨大需求。他并提到，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2015年曾形容，中国器官移植体系是一条“肮脏利益链”。当时面对媒体追问器官来源与移植数量，黄洁夫曾说“很多事情不要讲得太清楚”、“有些事情自己想想就知道”、“你懂的”。
黄士维说，这些话对西方人可能难以理解，但对华人社会而言，其实已透露很多讯息。“中国器官移植怎么回事，很多人都知道，只是不愿意弄得太清楚，也不愿意真正去面对。”
医师变成刽子手：移植医学被拿来伤害无辜者
黄士维直言，活摘器官不是单纯的医疗犯罪，而是对整个医学伦理的羞辱。他形容，若以中国古代概念来比喻，活摘器官如同现代版的“凌迟”。不同的是，过去执行凌迟的是刽子手，如今动刀的却是受过专业训练、原本应该救人的外科医师。
他说，器官移植原本是医学界最引以为傲的成就之一，在台湾也被视为大爱医疗，国家投入资源鼓励。但若移植技术被用来迫害无辜者，就是对人类、对医学界极其严重的羞辱。
黄士维也指出，这项争议从最初涉及法轮功学员，后来逐渐扩及少数民族，近年甚至有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开始担忧自身安全。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向外扩张，相关疑虑也逐渐受到东南亚国家关注。他认为，这样的现象之所以能持续多年，最大的原因是“无知与冷漠”。
黄士维回忆，2006年开始研究此议题时，他曾访谈上百名病患、医师与器官中介，逐步拼凑中国器官移植体系的样貌。但当他向许多人说明问题时，得到的回应常是冷淡与回避。
“很多人跟我说，我不想在法轮功和共产党之间做选择，我要保持中立。”他说，许多人担心未来仍需要到中国发展，因此选择沉默，也选择不去面对真相。
黄士维强调，面对这类侵犯人权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要冷漠，也不要无知。“把你所知道的讲出去，把讯息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同时也要自己去挖掘真相，了解得更透澈。”他说，当越来越多人愿意正视问题、关心受害者，这样的悲剧才有可能被阻止。
台湾是最适合带头独立调查、立法反活摘的国家
曾参与德国器官移植体系、现任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DAFOH）欧洲副主任的德国医师韦伯（Andreas Weber）表示，该组织自2006年开始追踪中国活摘器官问题至今已近20年。他指出，除了中国本地病患外，来自欧洲及其他已开发国家的患者至今仍持续前往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形成所谓的“器官旅游”（Organ Tourism）。
韦伯认为，许多人将强摘器官视为政治议题，但本质上其实是医学伦理问题。“问题就在于医疗界被武器化了。”他表示，当医疗专业被纳入国家暴力体系，医师不再是救人，而成为迫害工具，这才是国际社会必须正视的核心问题。
韦伯呼吁国际社会推动独立调查，并加强立法打击活摘器官行为。他认为，台湾因地理位置及民主制度的特殊性，具有重要角色，或许是最适合扮演先站出来带头行动的国家之一。此外，17日当天美国参议院正审议“法轮功保护法案”及“法轮功与强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显示国际社会已开始正面回应相关问题。他强调，唯有更多民众愿意发声、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才有机会阻止这类暴行持续发生。
清华博士遭关押5年 抽血后才知可能涉及器官配对
现场也邀请曾经遭中共关押5年的法轮功学员黄威廉（William）分享他的亲身经历。原为清华大学博士生的他，因为拒绝放弃信仰遭学校开除学籍并监禁5年。黄威廉表示，当时在狱中每天被迫劳动16小时至18小时，制作塑胶花、灯饰等外销商品，双手经常磨破流血。后来赴美后，他甚至在商店看到自己曾经制作的产品，让他感叹全球消费者未必知道，部分商品可能来自良心犯的强迫劳动
黄威廉说，除了长期劳动外，他还曾遭高压电击棒电击、长期剥夺睡眠及单独监控。他并透露，关押期间曾多次被抽血，当时身体健康却无任何医疗需求，直到后来得知活摘器官相关指控后，才怀疑这些检验可能是在建立器官配对资料库。“表面上看起来繁荣，但背后其实有很多残酷的事情在发生。”他希望透过分享自身经历，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境内人权迫害的真相。◇
责任编辑：陈玟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