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8日讯】(新唐人侃侃而谈第86期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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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菲：金然﹐我们用“侃侃而谈”这种形式和观众聊天﹐从中我自己也了解了很多以前不太在意的事。像我们上次谈“红朝谎言录”﹐就让我对中国很多历史事件有了新的感受。
金然：大纪元敢于主办这类征文，这种勇气确实让人敬佩﹐这不他们又发起了另一个全球有奖征文活动。
方菲：是吗？我还没注意到﹐是什么题目﹖
金然：这回题目叫﹕“中国公民维权有奖征文”﹐以此鼓励说真话，鼓励民族正气﹐希望华人都能拿起笔来，把发生在身边的维权案例或者见解记载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
方菲：金然，你说到“公民维权征文”﹐就让我想起上回我采访的吉他演奏家何震东﹐他的“十二信访案例纪实”应该算是“中国公民维权”的典型了。
金然：我听他讲的故事觉得很有戏剧性﹐本来他是回上海为他的一本书“青少年学吉它”的侵权案打官司﹐结果因为判案不公上访﹐却碰到了其他的信访案例。
方菲：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有30万名法院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了20万名法官﹐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奇怪的是，在全国各地因为得不到公正判决而上访的人却越来越多。
金然：我看何先生自己的案例正好从一个方面为我们说明了这个问题。
何先生：去年两月份开了全国的两会，就是政协、人代会，我趁这个机会到上海去，希望我这个智慧产权案子打二审时，透过“依法治国”这个总的纲领落实能够处理掉。我也是民主党派，我是上海市民主促进会的市委会会员，但是后来去了之后，二审开庭，法院非常的蛮横，我是原告，他却不让我把话说完，下面的采访记者也很气愤，怎么原告话也没说就敲了法槌，一共敲了廿三下，就是不让我说话，我说的是什么话呢？我从美国带来了一本新书，这本书就是智产权2001年法律重新调整后新的规定，里头规定：“不同的名称一定要和原作者签定出版合同”，这是新的法律。在一审的时候我输掉了，我还没拿到这个法律，我是在美国看到的。后来我到上海买了三十几本书，每一本书都送下去，这是法律的书，可是他不给我宣传法律，我说我配合你们法院的工作你反而不给我宣传法律，这完全是背道而驰了嘛！后来我的律师也没出庭。我问我的律师为什么不出庭，他说：“怕得罪法院，因为你肯定要输。”现在的高级法院院长邓英荣(音译)是他的大学同学，他知道这个人非常蛮横的，市里面有名的。包括市长或是市府领导，托他办案子他也要有好处，是这么样的一个法院院长。中国现在搞的这样子乱套我还不知道。因为我在美国的报纸上、世界的报纸上经常看到说“中国依法治国好像进步了”，但是我不知道其实是进一步退两步，去看了之后才觉得很吃惊。我的律师也跟我说，郑恩宠你知不知道？我说我知道，他说郑恩宠抓起来了，正好这时候我下上海了，因为我四月十日开庭，我真是非常气愤。我在上海以前也是有一点影响，我是私立学校的校长，上海第一个私立学校红棉吉它艺术学院就是我创办的，所以他们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点。他说：你不要和那些上访的人混在一起，这些人都是有问题的。我说：我不知道他们有问题，有问题你把他们全部抓起来，他说：没到时间，到时间是会抓的。那么那一天抓呢？就是我有一天在人民广场，我也去上访，我为了把法院没有依法判决的事情向市政府反应，结果我也一起被请进去了。
方菲：听何先生故事，他当时因为去上访之后﹐接触到其他的上访者﹐一下子就收到了30多人的申诉书﹐“十二信访案例纪实”是其中的一部分﹐被他称为是“冰山一角”。
金然：我发现这12项案例当事人涵盖的阶层很广﹕有个体户﹐农民﹐下岗工人﹐复员军人﹐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甚至还有警察。
方菲：据何先生分析﹐上访案例一般有四个原因：（1）有法不依；（2）执法者伪造档案材料；（3）提供假证言甚至假法官；（4）纠错不赔偿。
金然：像何先生提到的那些案例﹐基本上都属于“冤假错案”之类﹐却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上访者本身都受到威胁﹐我看这就属于制度性的大问题了。
何先生：后来许多人看我是美国回来的，把我当成大救星，所有冤假错案的材料都塞给我，我说你们不要给我，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但是他们说你们在美国总是自由，你们可以走可以回去，我们在这里已经完了，所以希望我帮助他们，我也知道帮助他们肯定是要得罪人民政府、得罪共产党，对吧？我也怕，共产党当然可怕了，对吧？因为它根本不讲道理的，以前怕的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更不讲道理了，而且现在的共产党有钱，以前共产党大家没钱是无产阶级，那种专制好像没有受到精神上的非礼，现在你是穷人，是弱势群体，他是有钱的老板，弱势群体更觉得自己好像没脸见人了，社会上笑贫不笑娼，在美国还没有这样，在上海就完全是这样。看到穷人就是马上抓起来。
记者：那您当时就是碰到和您关在一起的这三十几人？
何先生：三十多人都有材料，他说你为什么来？来交流吗？不是交流。后来我照片怎么拿出来呢？那是透过斗争，有二十几个执法的守卫，他们要把我的胶卷我的照相机拿掉，我说你要拿我的东西只有一个办法，他说什么办法，我说采取暴力，他说暴力还没人找你，你看不到，我们不会上你的当。
金然：何先生提到和经历的都属于在上海发生的﹐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叫做“谁的眼泪在飞？”﹐它是描述北京上访者的悲惨生活。
方菲：它是怎么描述的呢﹖
金然：这篇文章是北京理工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会的4个人，他们去北京火车站南站附近的“上访村”调研﹐发现大冬天许多人露天睡在野地里、桥洞下和马路边﹐他们说：所见只能用一个“惨“字来形容。
方菲：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上访村”，它那里边住着多少人呢﹖
金然：你恐怕猜不到，居然住着几万人﹐而中国的高等法院﹑检察院、人大就设在附近。所以最后作者就写到﹕没来上访村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如此让人不堪的悲惨，真的很心寒，很害怕，假如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不知道有没有勇气与毅力去承担?
何先生：还有一个老太太，是另外一个案子，她的儿子是人民警察，给人家造成假车祸死了，怎么死的呢？因为他得罪了公安局局长，公安局局长的亲戚在做违章搭建，就搭在这警察妹妹的旁边，这位人民警察为妹妹出头，得罪了邻居，这邻居是警察的上司的上司，派出所所长的上司，也就是公安局局长，后来就搞了一个假的车祸事故的案，没有签字、没有编号，完全是假的，这完全是开后门。这位老太太现在每天站在公安局门口，多可怜！我给她拍照，大冤案没人管嘛，公安局门口不是有个警察站岗的吗？他不是民警，是部队的解放军，他不参与地方的矛盾，你在那里游行也好，示威也好，部队站岗的人不管你，拍照也不管你，那我就拍了，人家叫我拍我就拍，大冤案嘛！还有一个女孩子，大学才毕业，分配到学校里边，一所上海的美国人开的中文学校，她是医学院毕业的，被分在医务课，外国人和她很好，因为她外语好嘛！她是法轮功的，结果中国的校长彚报到派出所，公安局把她抓去了。她没有其他事情，也没有走向社会，就只是同事之间炼炼功，这怎么叫邪教呢？就抓起来了。她父亲在上访，这父亲和我差不多年龄，女儿二十几岁，倒楣吧？他给我看劳教的资料，说他女儿无业，他说：“我女儿就在学校里边工作，有签字有合同的，怎么说她无职业呢？”就是造谣。所以他问我：“你是法轮功啊？”我问他：“我像法轮功吗？”他说：“我看你不像法轮功，法轮功没有你这种态度，法轮功讲真善忍”，我真善不忍，所以我不是法轮功。他们对法轮功更不公平，以前我在上海没看过对法轮功这样态度，我也不知道对这问题江泽民他要怎么办？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办，走到这一步，这么被动，明明知道人家是真善忍，还要去搞人家，天理不容嘛！
方菲：我在采访何先生的时候﹐他讲到了“制度的腐败和有法不依”造成了上访现象﹐同时他也多次提到现在人的冷漠﹐甚至麻木﹐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金然：嗯﹐我记得他的文章中提到了三种麻木﹕一种是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麻木，一种是对他人痛苦的麻木，最后一种是对邪恶势力的麻木。何先生批判了这种“只要不轮到自已就是幸运”的态度是害人害己的。
何先生：谁轮到谁倒楣，最好不要轮到，你轮到你倒楣，你没轮到就不要多管闲事，换句话说，这件事和你不搭轧，不要管闲事，那我现在就是管闲事，是儍瓜。上海最早的时候江泽民是市长，就把这个观念灌输给人民，他“教育有方”，所以造成上海人自私，这个事不管、那个事不管，反正都不管。
方菲：金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受﹐但是我看到那些案例所描述的悲惨事件, 即使看一看都有点喘不过气的感觉。说实话﹐我很希望我们这节目能多谈点儿欢乐的事﹐可我们又没有办法去漠视发生在眼前的事实。
金然：确实是这样﹐我们都希望社会上不公之事越来越少﹐这也是我们不能漠视的原因。不过好像我们刚才谈得太沉重了一点﹐不妨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听何震东先生随手弹的一曲﹐也祝福人们都有个光明美好的未来。
[何震东先生弹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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