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3日讯】
§§学习与成长
1953年8月30日,刚10岁出头的父亲走进赤峰蒙中,和王永安(宝音陶格陶)、赵玉昌等一群少年同在初一甲班学习,他们在小学用汉文学习的,现在改为用蒙语文授课了,同学们感到有些突兀,是什么原因?将来效果如何?父亲无从可知,服从学校安排就是学生的天职,这是我国的教育特色,大概至今依然如此。
父亲在初中有两件事,终生难忘。
他酷爱读课外书。在初一升级考试时期还钻图书馆看闲书,结果有两科不及格,通过补考,才过了升级关,经历了此生中唯一一次留级危险,但他喜书如命的习性到了晚年也未改。
另一事:父亲因家贫,第一学年评得一等助学金。第二学年下学期,不知什么原因,班主任把一等指标给了一个很阔气的学生。父亲只得了个三等。他写了一首打油诗表示不满,结果被班主任得知,深深误解,一直到初中毕业,借各种机会批评父亲,少年父亲的心灵深处,受到这个刺激变得内向,以后处处谨言慎行,他暗自立誓此生绝不欺侮贫弱者。
在后来的“反右倾”、“文革运动”中遍地搞文字狱,处处抓思想犯的风浪中父亲却因沉默寡言平安度过。
初中三年内,父亲幸运的结识了众多同窗好友,尤其是一些手足情深的同学更是魂牵梦绕:王永安,像大哥一样关照他。十多年后,王永安真成了父亲的大哥──二妹子嫁给了父亲。
另一好友毕其格图开朗乐观,很有兄长风范。见面第一天,就称呼父亲为“小弟弟,一家子”。在毕业后风雨交加日子里,父亲总牵挂着毕其格图的吉凶安危。在1968年,父亲去赤峰看望毕其格图。劫后余生的毕其格图,一扫乐观开朗情绪,向好友借酒顷诉他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诬陷之难,“我是一心一意忠于毛主席共产党的啊,我一心卖命工作呀。可是,我被诬蔑为反共救国军司令,是反革命。几乎被打死。手臂被拧折了。可也天理昭昭,整我的人又被别人整死了。”话语间,我见他第一次落泪。毕其格图这样的好人“文革”都不放过,可见文革之极恶。
赵玉昌是另一位班里异类。与父亲也算难兄难弟,在一次统考中,班里成绩普遍差,老师把卷子贴上墙板以示激励。赵编顺口溜:“学不同于学,教不同于教,成绩今何在?满壁是2分。”事后,赵玉昌被很批一通。50年后,父亲向赵通电话问安,从电话中仍听出赵正直如初,诚信未改。
女同学中,印想较深的是金淑敏(达莱)。金比父亲稍大一、两岁。一个小女孩,初次离家,来到人地两生学校,偷着哭鼻子,给家中写信诉苦,本来属于正常事。结果,被一本正经的老师教训得多哭了好几次,父亲很同情她。
初三毕业后,父亲升入中师班。父亲从每月14元助学金中省吃节余出2、3元,集零为整,买个棉衣穿。学校免费给书,文具。他很满足。班主任是初中时的生物老师阿拉坦仓。父亲对生物课特喜欢学。尤其是对解剖试验、制作标本,更是兴趣浓厚。阿老师成了班主任,父亲觉得受宠有加。其实阿老师对每个学生都是用心爱,同理喻,高标准锻练其成才。冬天,毕其格图没棉鞋,冻坏了脚。阿老师把新买的棉毛男皮鞋送给他穿了。那时,棉皮鞋都是纯皮毛,倘无人造皮毛货,价值3个月工资。
父亲出身于弱势家庭,生就胆小,别人对他说话口气硬些,他就吓得流眼泪。由于初中时的教训,更是在生人面前不愿说话,对此,阿老师命令父亲在班上天天读毛泽东论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每天一段,总要求用蒙汉两种语言讲通。这一锻练,父亲受益终身。父亲也总是念念不忘曾留学外蒙具有浓郁民族独立情怀的阿老师。
§§理想与实践
中师学制本是3年,因当时“大跃进”的需要,父亲提前一年(1958年秋)毕业了。父亲被分配到宁城县小城子完全小学教纯蒙文五年级。次年,有人告诉父亲,县教育局要调他去县城中学。结果,他被调到另一农村小学一年级班。原来该班的老师调去了县城中学教学。那位老师讲的蒙语不是句,汉语不是词,只因有权势后台,轻易高就。父亲初次体验到:“如果官场没有靠山,就可能怀才不遇”这一中国社会传统定律。
今天好了,市场社会,人人凭能力吃饭创业。靠权势的年代会渐渐消退。
59年春天,父亲领学生去参加水库建设劳动,看到面黄肌瘦的社员如泣如诉地喊着号子,少气无力地举落着木夯,一个个像病夫,心中充满无言酸楚。他回校后想了很久,最后决定报考医学院,为贫病少医的农民做点事。明确了自己人生奋斗目标。
结果,父亲受政策所限,所报专业不能改行。被包头师院录取了。但在课余,从自学《中医学概论》入手,兼修西医,不改“以医济世救民”之志。
在师院读了一年多,他体验到“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副面影响巨大,深感个人之力有限,无法进取。又逢家中孤寡老母患病,数次来电催他回去侍奉。就辍学回家侍奉母亲去了。
回农村后不久,正赶上大队干部因集体贪污全被撤换,群众和工作组让他当了会计,一年后,他看不惯新一轮干部们的污浊作派,就辞了会计,当了卫生员,做点实事。
后来,他去过大兴安岭林区,到过巴林草原打零工。亲身体验到底层劳动人民无尽的苦处。
1966年始,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年轻的父亲目睹了许多惨烈场景,他常提起一幕文革画面,膘悍的武斗勇士拷打受伤战俘时,那些浑身血迹的战俘已经气息奄奄但嘴里仍喊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至于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派,父子为敌,夫妻反目,兄弟争斗者,更是家常便饭了。这一幕幕,都刻在父亲的心底。
1969年1月,正值中国新年前夕,大哥宝音到他家探望。留些当时的最佳礼品──毛泽东、林彪的大幅彩照年画。
一日晚,父亲在油灯下研读着古典哲学书,休息间,抬头看看毛、林的彩照画叹了口气。在旁补衣服的母亲问:“你想什么?”父亲掩卷答曰:“被打倒批臭的刘、邓实在冤。真正要夺毛权的,就是那林彪”。母亲惊愕:“你说这话外人听见,要杀头的。”“其实没啥可怕的。待毛利用完林彪就会除掉他。形势早晚会转变。只是这些大人物胡折腾,百姓过日子就难多了。”当然,父亲心里明白,说给妻子的话,不会外传的。
次年,父亲被调到一个山区──石佛公社联办中学教学。他不仅巧妙地抓好文化课,在勤工俭学劳动中也是一把好手。能带头干累活,也会指挥学生,他将自学的医学知识也用上了,给冻感冒的,冻坏手脚的学生治病包扎伤。学生和家长交口称赞。与群众打成一片,革命派也无可奈何他。
1971年夏,父亲与白洁民老师(在“文革”一开始,就做坐了三年大牢)去看校田地。无旁人。父亲对白说:“仁兄从报上分析了吗?齐奥塞斯库来华,毛自己接见,林没到场。毛和斯诺谈话,明显而不指名地批评了林彪。林、毛争斗开始了。林一完蛋,毛会把一切罪推给他。你会有出头之日,再过几年,你会得到彻底平反的。”
父亲的一个学生叫丛培德,学习成绩不错,人品也好。但他父亲丛子明原来当教师,是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分子,家庭成分是富农,因此,丛培德升学没资格。一家人抬不起头。晚上父亲去丛家访谈。明白告之:“不要灰心丧气而扔掉文化知识,坚持自学,日后有用,近则5、6年,远则7、8年,丛老师会平反的,那时,丛培德也可当个教师什么的。”
数年后父亲的预言都得到验证了。父亲工作过得的石佛乡传说得很神:“陈老师有未卜先知之明。”其实,父亲只是善于独立思考,不趋炎附势而已。
1979年,父亲调回家乡本村学校工作。在家住宿,随时教育我们几个子女,无论是素质的训练,还是道德品质的陶冶和求知欲的强化,他都为我们从小就打下良好的基础。使我们得以从偏僻的内蒙农村考入首都的高校。
父亲工作烦恼也不少,他是个七七四十九品的校长官儿,手下有一女教师,乃副县长大人的儿媳妇,是个泼妇,把前任校长给骂跑了,父亲对她是先礼遇之,一阶段内还可以。过不久她就端出少夫人架子,想不来上课,就不来,打骂学生毫无顾忌。一次县劳动人事局教育局组织部联合下文要精简人员。而且,按各校教职工人数比例减员。父亲的学校定下减两个的指标。
所有的教师都眼盯着父亲这耿直汉子怎么办。父亲经群众评议,家长调查,写出材料报上去:“先精简这个少夫人。待批下后再减别人。”他怕是同时报上两个人,上头留下少夫人,精简另一老实人应付过去。这么一个小事儿,竟上了县常委会议,县长气得大叫:“把我也精简掉算了。”
父亲也在教育局留下话:“如果留下县长儿媳妇,精简了别人,我豁出两个月工资做路费,去中纪委打官司。”不过最后还是通过了父亲的报告,也没有再精简父亲的其他部下。但从此父亲在宁城也呆不下去了,
1986年,为避开宁城教育界恶俗,为了多挣几级工资供养家庭,供孩子读书,他决定远走边疆、也算服从“知识份子支援边疆”的号召,去了新疆博乐,决心将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边疆孩子。
1987年,我考入北京气象学院大气物理系,1989年,我妹妹考入北京医科大学药学本科。父亲本人因工作认真,蒙汉语文兼通,调入市教育局做成教科科长。
§§反思与追求
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引发了北京学生民主运动。我将学运大潮的各类信息由北京传给父亲,父亲回信:“总体目标上正确,我支持。行为上要小心。做最坏打算,我愿陪你坐牢。”我的同学看了这封信,对我的父亲很钦佩,他们的家长大部分因不明真相,对孩子都是持担忧并劝阻态度
父亲从后来电视报导的“6.4”片段,以及一些图片、文字上(5月份新闻自由了一段),深深为青年学生爱国求民主、反腐败的献身精神感动,一扫谨言慎行习惯,与北京一些民主知识份子交流学术思想并借出差机会见面深谈。
1990年夏,北京市公安局一个处长专程来新疆找父亲谈过话:几十万学生都参加了运动,现在咱不说对与错,这么多家长中,我们长途跋涉专程找你谈话,希望你与我们合作,劝你儿子不要活动了,你儿子言行在北京有相当影响。父亲回答:“我儿子,自小接受五爱教育,一心爱国爱人民,我没有往坏道上指示他。”
1992年5、6月份,我和胡石根、康玉春、王天成等人以及其他北京一些高校的学生、教师和社会上的一些人士共几十人被捕入狱,同年8月,北京公安局顺藤摸瓜,找到父亲单位,父亲也被公安收容审查。
父亲被关了一年多,这期间,父亲独住一间干净牢房,整日看医学书籍。累了出来打拳踢脚,活动筋骨。还给其他牢中人看病,看守以及看守家属也经常找父亲看病,因父亲属于文化人,狱方也经常请父亲给在押人讲法律课,帮着看守所算算账目,写写年终工作总结。这期间,他写下了长文“水泥板上的红柳”以表达自己红柳般的意志和对民主思想顽强追求得精神。
1993年,经当地专案审查,父亲的行为,除那几页学术论文(倡导自由、民主、法治,反对专制、人治、腐败)而外,别无罪证,终于释放。但在“疑案有罪”传统思想思维下,而且已关了一年如何说?法院判刑管制2年,以防父亲提起行政诉讼索赔。
关于父亲的工作,当时的相关领导开会议定:“继续留用,工资降二级。”有人会后对父亲讲:“政治观点嘛,可以长期自由争论。好同志嘛,继续工作好了。工资降了二级以后适当机会会提上去的。”生活当中总是有不乏用特有的智慧不泯自己的良心的人。对一个讲真话的人,大家总是同情。
经此一场,父亲更坚信,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决不是西方的专利品,乃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结果,应为全人类所共享。中国走向民主、法治是历史的必然。
1995年,我也走出监狱大门。经过几年公司职员的就业生涯后,秉承父亲的教育理念,创办了北京新思维学校。培养训练了数百名农民子弟,使其在北京都获得了自己的良好职业。
父亲退休了,但没有停下奋进的人生步伐,他先后在北京医药专修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高级班进修。他的医学论文收入《中华名医诊疗通鉴》
1997年,父亲被聘为老家县医药公司咨询医师。通过治病救人的行医手段,实现自己扶弱济贫的理想。
1998年东北遭水灾,一对大庆老夫妇到宁城女儿家度灾年,不幸父女均患“中风”病,又支付不昂贵的医疗费用,父亲与当地政府协商,他免收诊费、针费,贴一半药费,给病人找房子就近住,,只求政府给一半药费(支付给医药公司)救济,乡政府官员很感动,帮助父亲治好了这老汉父女。
还有一山区农妇,单某,患重型脉管炎(脱疽),指趾均坏死,被大医院判定为“不截肢则死亡”。穷山区农妇,哪来手术费?父亲同样用上述方法,求助于各方治愈了这位重症病人,父亲行诊的这些年,不知救治了多少看不起病的穷人。
父亲虽已经60多岁,但天天为人扎针按摩,诊断开处方,几乎日不离案,放弃了所有假日,即使中国新年也只休息一星期,
因父亲高超的医术和良好的医德,闻名求诊的患者里,既有贫困不堪得老百姓,也有坐轿车的显贵,每逢农贸集日,更是络绎不绝。
实践之外,他也注重理论研究,其学术论文多次在北京名医学术交流会上交流,得到北京中医研究院中华知识产权组委会的肯定和嘉奖。
其实,他还有点不知足。他想在有生之年,办起个慈善医院,此愿望若能实现,他也终不枉少年的志向了。
§§言志
世间沉浮不足奇,出生入死至今昔。
人老精神不能衰,改革之志定不移。
理想追求始如一,承前启后有人继。
祈愿人间更美好,和谐宁静守正义。
这是父亲的一首诗
(200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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