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7日讯】5月19日下午，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是：“有位外国朋友想见你。”我马上告知对方：“我身后尾巴粗着呢。”回答是：“没关系。”当时约定5点30分在兆龙饭店隔壁的太平洋百货门口见。
4点30分，我步出家门。进了电梯后，在13层坚守岗位的首师大保安就用对讲机通知楼下，待我到了底层出电梯时，便衣们的摩托车、汽车均已引擎鸣唱，一旁恭候了。我扫了他们一眼，向北门走去。他们的车动了，还有人在我身后跟着。到了花园村站，我登上701路公共汽车，车上离司机很近处，刚好有一空位，容我无声落座。我跟谁都没说，紧随我上车的，还有一名便衣；车后，还跟着一辆摩托车和两辆轿车——初夏的阳光下，似乎一切都太正常了。
说句老实话，自2月24日我被昼夜非法监控、跟踪以来，为了少给朋友添麻烦，我是很少出门去会客的。不过，在这块国土上，外国朋友是免于恐惧的。既然他们“没关系”，那我也“没关系”，会会何妨？我琢磨他们急着约我出来，是要和我谈六四。因为，15年前的今天，赵紫阳先生在温家宝的陪同下去看望了广场绝食的学子；15年前的今天，李鹏悍然宣布了戒严令。
车走着，我想着，过了平安里。突然，只听司机大声对售票员说：“今儿个真是邪了门了！后头那辆车太不对劲了，自打过了花园村，我就纳闷，它老跟着我不放，我走它也走，我进站它也进站，我让道它还不领情。到站你下去看看，到底是辆什么车？他们想干什么？”
这一席话，售票员和乘客听了是一头雾水；我一听，乐了，赶紧说：“别去看了，那是跟我的。不仅有轿车，还有摩托车，就是这车上，还有人跟着。”
司机吃惊地回过头来，说：“跟你的？为啥？”
我说：“六四快到了，他们害怕我和老百姓一起纪念六四。”
乘客们有说“哦哦”的，有说“他们真舍得下本钱”的，旁边一位70来岁的老太太则问我：
“你做了些什么他们要这么对待你？”
我回答说：“我写文章公开谴责了六四大屠杀。”
她点了点头，把脸默默朝向了窗外。
我把目光也投向了窗外。蓦然间，有座建筑物正愈来愈临近，过了宽街，我们这一车人就要与它狭路相逢！这座建筑物不是别的，正是段祺瑞执政府的国务院旧址，它与中国当代史上另一个最黑暗的日子——1926年3月18日紧紧相连。我对老太太，同时也是对别的人说：“车下就是当年杀人政府的屠杀现场。在三一八惨案和六四惨案中，中国官方动用军警残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说它们是最暗无天日的两个惨案，一点也不为过。”
车中寂然。在三里屯站，我挥手与司机告别；下得车来，我站立道旁，祝福并目送那辆车重新自由地放飞。（我在太平洋百货门口见到的，是德国电视台的驻华记者。他们在跟踪者紧紧尾随的情况下，把我拉到他们三里屯外交公寓办公室，做了一个半小时的电视采访，此处按下不表。）
在车上，我没有提及两个惨案的若干不同之处。在这里，我也只想提到其中的一个不同，那就是，三一八惨案过后一个星期，舆论的公认事实就已经完全击破了官方的谎言和对“暴徒”的指控；17天后，更有京师地方检察厅向陆军部提交正式公函，认定卫队“故意杀人”。然而六四呢？
尽管由于事发当天有几十个国家的记者在场，因而六四屠城对国际社会来说当时就已真相大白。尽管对八九运动的亲历者和一部分国人来说，六四屠城铁证如山，不容抵赖。但是，由于极权中国绝无民间传媒，因此官方和官办媒体卑劣地通过炮制“实况录像”，将先施暴（大屠杀）后抗暴的历史真相颠倒为先“暴乱”后“平暴”的弥天大谎后，着实蒙了不少国人，并且还蒙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也正是由于愚民见了成效，厚颜无耻的官方代表如袁木者，索性倒打一耙，反诬外国记者六三之夜的现场直播是在摄影棚里用高科技手段编造出来的！至于说到北京市的地方检察院和中国的最高检察院，不要说六四事件之后17天，就是到了15年后的今天，都没有拿出符合事实、忠于历史的调查报告；对1999年“天安门母亲”递交的控告李鹏的诉状，最高检察院至今一声未吭——在极权中国，焉有司法独立？
然而，谎言的纸终究包不住真相的火，即便加上高压恐怖手段，也是如此。滥杀无辜、多行不义，即便在极权制度下，又岂能指望呆得稳、站得住？人们看到，除了袁木、何新等人很快沦为连执政集团都不想再沾的弃履外，当局也将“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改口为“政治风波”，到后来则连“风波”也干脆不提了，装得好像89年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谎言的破产，官方对六四是硬着头皮边扛边躲，扛不住死扛，躲不过去偏躲。
这个死杠，是指至今拒不承认撒了弥天大谎，拒不否定“平暴”的栽污、构陷定性，拒不收回对赵紫阳先生“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荒唐指控。这个死杠，还指面对蒋彦永大夫义正辞严又苦口婆心的奉劝和敦促，不仅听不进去，还恼羞成怒，专门发文予以拒绝，并对蒋大夫进行人身攻击。这个死扛，还发展到3月28日悍然抓扣“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张先玲和黄金萍，成了情急迷乱、不怕再遭天谴的胡扛。这个偏躲，是指处心积虑地淡化、抹去关于六四的民族记忆。为此，官方连六四这两个字都不敢提、不敢碰了。自己不提不算，还不让别人提，不准别人碰。在中宣部的把控之下，所有大陆传媒面对六四哑然失语；甚至连刚下台的李鹏的《关键时刻》一书，当局也不让（在香港）出版。在每年六四临近时，当局从来不惜人力物力，千方百计地扼杀民间的纪念活动，打压民间“拒绝遗忘”的种种努力。今年，当局从2月25日开始就非法切断了鲍彤先生的电话和宽带，从5月25日开始公然违宪限制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的人身自由。在我这儿，从5月25日开始增派警力，并即时监听电话，动辄加以掐断：5月28日，香港的卢四清先生和美联社驻上海记者分别与我只说了一句话，线路即应声而断。从5月28日开始，当局为了尊重和保障我的休息权，生猛地切断了我的宽带。蒋彦永大夫在为六四正名的建议书中所说的“多年来，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不知要动员多少力量来防止发生事情”的情形，今年更甚。
可以告慰六四英灵和有良知的人类同胞的是，15年来，国人在六四问题上“拒绝遗忘”的努力从来没有止息过。面对大陆当局对六四的扛与躲，面对无须讳言的集体遗忘现象，在这块国土上，年复一年，都有人站出来“拒绝遗忘、说出真相”；年复一年，都有人站出来“寻求正义、讨还公道”。香港的司徒华先生、李柱铭先生和台湾的马英九先生堪称这方面的突出代表（阿扁做得太差劲了，李敖就更甭提了）。在大陆，有以丁子霖老师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和六四伤残者群体，有自西单民主墙以来不绝如缕的人权活动人士，有以王淦昌先生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有以许良英先生为代表的知识份子，有以胡绩伟、李锐、鲍彤等先生为代表的真正的民主改革派，有在互联网上勇敢地打破沉默的、越来越多的具有公民精神的网友们。今年，更有蒋彦永大夫、茅于轼先生、秦晖先生、章诒和女士、……，有任不寐、余世存、浦志强等人的“八九一代关于六四问题的声明”，有19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5月17日中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20多岁的记者打来的。他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动态网上读到了我的“呼唤良知打破沉默”一文，尽管他清楚我的电话是被监听的，他依然决定在电话上先打破一下沉默，表明他们对六四屠杀的谴责）——在这块国土上，只要有未泯的良知，只要存做人的底线，八九的壮丽和六四的残暴将永远是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这篇短文中，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六四之所以不可能被国人遗忘，除了它的暗无天日、举世震惊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大陆官方在不断地制造一个又一个小型的六四事件，六四的黑暗、凄苦和悲愤在延伸，在重演。
打开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我们见到，路营村的丁作明在派出所里被活活打死，就是一个暗无天日、举乡震惊的“六四事件”：敢说真话、敢同头头脑脑平等对话的丁作明行使人权，就被乡霸往死里打，直至剥夺生命权！小张庄的腥风血雨，就是一个暗无天日、举村震惊的“六四事件”：村民代表经上访后合法地进行清账，就被村霸挥刀砍杀，四死一伤！灵璧县的大高村事件，就是一起暗无天日、举县震惊的“六四事件”：村霸高学文打了古稀老人高杨氏并抄了家不算，还带着乡霸、县霸和全副武装的公安武警进村乱抓无辜、实行清剿！
如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一天一样，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五日这一天，“是一个黑色的日子，屈辱的日子，沉重得有如泰山压顶而至的灾难的日子！”是让人“觉得整个世界都黑透了”的日子！临泉县的王营村，更是发生了一起活脱脱的小型六四事件：县霸制造弥天大谎，说王营村发生了“四．二反革命暴乱”，于是在四月三日上午，大批公安武警带着机枪进村“平暴”，实施血腥镇压！此外，书中还提到了暗无天日、“以至震惊了中外的”沉寨命案。
而书中没有提到的呢？在别省农村发生的呢？在城里头发生的呢？在外人无法知晓或极难知晓的收容遣送站、拘留所、看守所、罪犯遣送处和监狱中发生的呢？
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除了各种小型六四事件，当局于1999年还制造了一起大的“六四事件”，这就是：国霸谎称法轮功为“邪教”，从而对全国各地的信徒们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骇人听闻的围剿法轮功事件，是继历史上曾对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大张挞伐之后，中国当局对国人的信仰自由权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的侵犯和践踏。被强行剥夺了信仰权利和炼功权利的法轮功信徒，特别是那些被关押、被虐待、被殴打的信徒们，以及那些被迫害至死的信徒们的家属，他们会告诉你想像不到的罪恶，想像不到的苦难，想像不到的无奈，想像不到的抗争，和想像不到的悲壮……
任何一个真正有良知的中国人，怎么会忘了六四，忘了大大小小的六四呢？
在我看来，六四事件的实质是：为了维护特权，不惜活埋人权。无论是大的六四，还是小的六四，都是如此。无论是六四之前的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镇压四五运动、取缔西单民主墙、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还是六四之后的欺压农民、捉弄工人、劫贫济富、监守自盗、卖官鬻爵、以言治罪和以（信）仰治罪，都是如此。我从心底里觉得，我们纪念六四，要求推倒六四的官方定性，决不是六四纪念日临近之际的应时之举，也决不是光把那些没心没肺的东西痛骂一顿就了事了。我相信，为六四正名，实在具有伟大的建设性意义——它是国人呼唤良知、拯救道义、捍卫人权、追求民主百年苦旅的最新篇章，它是一场人权进、特权退并达于人权立、特权亡的历史征程。我们的目的，是永远终止六四的黑暗、凄苦和悲愤，是使大大小小的六四在这块国土上永远不再发生。
2004年5月30日于北京家中
《网路文摘》（江棋生先生此文写于64前，由于被当局封锁，6月6日才得以发出）(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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