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8日讯】杨银波按：自2003年4月7日起，杨银波迄今发表文章200多篇，共计80多万字。请听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有关杨银波人生故事和写作经历的报导。
节目：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2004年9月18日首播，随后连续四次重播。主持：张敏；受访、整理：杨银波；受访嘉宾：洪哲胜、张伟国、余樟法（东海一枭）、张耀杰。
张：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也许您还记得，在几周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曾经播出过一首新歌–《不灭的理想》。《不灭的理想》这首歌，由盘古乐队作曲、演唱并制作，歌词作者是网路作家杨银波先生。今天请听专题报导《杨银波的理想》，先请听杨银波先生关于《不灭的理想》这首歌的一段谈话。
杨：《不灭的理想》这首歌所包括的，一个是激情，另一个就是闷雷般的感觉。
张：你说的是“闷雷般的感觉”。
杨：对，闷雷。激情，它是呼唤一代又一代的崛起者，为创立民主社会而不断奋斗，力扫专制污秽。在这种激情的背后，实际上有很多淤积在我心中的苦闷，以及亲眼目睹目前这个社会的广大民愤，感叹这个国家真的是积重难返、覆水难收。有这样一种深深的苦闷，深深的压抑。
张：杨银波先生出生在重庆永川市农村，他现年21岁，住在广州，父母亲都是外出打工十年以上的农民工。四年前，17岁的杨银波是重点中学高中拔尖的学生，这年他决定申请退学，从此走上写作道路。他先以笔名“金甄”写作，后以笔名“斗志”进入互联网，去年他创办了电子刊物《百年斗志周刊》，已经发行了80多期。近年来杨银波先生发表《郑贻春采访录》等多篇采访录，《东升农场危机》、《中国民间村级罢免报告》等多篇民间调查报告，创作歌词也是杨银波先生写作中的一部分。杨银波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介绍了为《不灭的理想》这首歌担任作曲、演唱和制作的盘古乐队。
杨：盘古乐队演唱《不灭的理想》的时候，他们的表达很准确，尽管他们是在非常简陋的音乐设备之下把这首歌创作出来。盘古乐队是中国地下非常有争议性的有才气的乐队，音乐风格是朋克，具有很强的颠覆力量，他们的胆识在目前中国已经成名的这些摇滚乐队里面还很难找到。
张：能不能请你讲一讲你写出这首歌词的经过？
杨：7月12日，当天我的朋友杜导斌写了一个二审的辩护词。7月12日之前，有个世界摇滚乐50周年的纪念日，那天全球有1000多家电台一齐播出著名摇滚歌手猫王的歌，我深受感动，而且那一天我也是在许许多多的摇滚CD、VCD、磁带当中度过的，我对摇滚非常热爱。7月12日，我对歌词进行最后定笔，之后把它投给《民主论坛》，并通过电子邮件把它寄给盘古乐队的两位成员，一位是敖博，一位是段信军。7月18日那天，敖博给我来了一封信，他说：“杨兄，这才是真正有血性的摇滚歌词！”段信军就马上开始谱曲，最后敖博完成音乐混缩这个过程。8月6日，《民主论坛》发表歌词。
张：现在住在纽约的《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先生谈他对这首歌的歌词的印象。
洪：《不灭的理想》这首歌啊，我也看出有一点意思。他的歌主要讲了三点：一点就是我们这些运动者是有正当性的，那些要我们沉默，那些要我们不讲话的人，他们是罪人，他们是凶手，他的第一点是先讲这个。在最后他提出，即使再也看不到他了，但是他希望在这种暴政之下，中国人这种理想之声还永远地响彻在历史的天空。这个运动是长期的，是一代接一代的。第三点，他在中间也描述了，他看到了一些民众的抗争，他从这里也感受到暴政之下有不少中国人在走上胜利呀。甚至从一些镇压的例子当中，他也看到了胜利的迹象。
张：杨银波说，在一个多月以前，这首歌的演唱版被送进互联网。
杨：8月12日，在大陆网站《我99音乐网》第一次公开发表这首歌。在歌的后面，我说：“如果有一天不能再见到我，如果我们曾经一起奋斗过，就让我们不灭的理想之声，永远响彻在历史的天空！”这段话看似很悲壮，确实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其实在这首歌词的后面，包含着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这个祖国，对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这个生存环境有深深的眷恋，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所遇到的这种艰难。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超出个人的一些局限，来做一些对于公众而言、对于民族、民主而言的有价值事情，抱着一种天下为公、不断奋进的精神。如果说因为这样的艰难而使自己遭受到损失，那也并不值得太可惜。
这种一种精神它不能断，历史证明这样一股精神也是不会断的，反抗暴政的精神永远存在。我把它称之为一种“暴政”，可能在官方人士看来过分了一点，但是这些年我走入社会底层，在这样一些过程当中我发现，这样的形容实际上已经够客气了。“这是我们的热血，不是他们的机器；这是我们的生命，不是他们的奴隶”，我们中国人做奴才、奴隶做了多少年呢？实际上《不灭的理想》所表达的也正是这种希望“人民主权”的思想。我自己在非常苦闷的时候如何超脱呢？就是把我的一切情感，用文字表达不出来的东西，把它变成一种旋律，变成一种音乐，它可能比文字流传得还要广一些。我的一些歌词在地下流传得比较广，拿到我歌词的摇滚乐队可能有50家左右。
张：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歌词的呢？
杨：最早写歌词，应该在16岁左右。
张：你还记得当时的歌词吗？
杨：写的是《动物凶猛》。
张：当时你是怎么想到写这首歌的？
杨：我早晨一起床，突然发现周围太过平静，人们都生活得非常平谈，面对连眼睛都看得见的这些罪恶，视而不见。我当时就有一种比较畸形的心理，很渴求自己成为动物嘴巴里的一块食物，希望我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哪怕我被它所消灭，我也仍然要活出我自己的生命。过去我觉得自己是个人才却没被发觉，当时我有种失落感，实际上我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不是“别人”发觉你、发现你，而是你“自己”活出你自己的精彩。
张：我问杨银波先生，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请他谈谈他的经历。杨银波先生说，他1983年3月出生于重庆永川市农村。
杨：我母亲叫梁如成，今年已经49岁了，她是一个多病之人，受了很多劳累。我父亲叫杨庆华，有一些常人的特点吧，喝酒、打牌，常人做的事儿都有的。我很小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做庄稼，我们家的田土也就那麽两亩多，也没多大收入。农村啊，不出去打工就没有钱。当时我们吃的东西，比如我们每一年养的猪都是拿去卖，很少拿来自己吃，过年或者其他特别的时候，每人也就那麽一两块肉吧。我父母1993年出去打工，一直到2003年我母亲才没干了。也就是说，基本上前十年我和他们住在一起，后十年他们在外面打工，其中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我和父母共同生活也就那麽十年左右。但是在这样的穷困的生活当中，也不能说完全就是受苦。我的第一个十年，是我最开心的一段时间，我有许多美好的回忆，甚至还做过不少农活。农村很苦，那麽怎么办呢？就是很想哪一天为他们做一些实在的事情，所以今年2月份我回到家乡，专门对我们家乡进行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调查。
张：你是怎么走上写作这条道路的呢？
杨：我的一生，回想起来只有两个转捩点，第一个是退学，第二个就是正式写作。
张：你为什么退学？你上学的时候成绩怎么样？
杨：很小的时候就是全乡第一名、全镇第一名，一直成绩很优异。我的思想变化最大的，还是在我17岁的时候。我当时进入的是省级重点中学–重庆直辖市重点中学的高中部，叫永川萱花中学。我是2000年7月1日退学的，那麽在这之前我读的是高中二年级，快要读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所看的书，或者言语、行为，就有点跟其他同学不大一样了，很多人觉得杨银波是个“怪人”。我当时一天到晚都在看的一些书，比如巴尔扎克、鲁迅、李敖、胡适、台湾的殷海光等等，随身都陪伴着我。当时我很特殊，而且还得到了老师的允许，比如可以不做作业、不听课，有的时候甚至别人上课的时候我出去溜达了，跑到图书馆、书店等等，我就成了一个自由散漫的人。当时的政教处主任叫陈治奇，他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他就说：“杨银波，你成了一个少年游侠啦！”
张：你为什么要这样？当时到底怎么想？
杨：当时我的内心实际上很苦闷，我觉得我的人生所过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生活，我想过一种有所成就、有所作为的生活。2000年7月1日之前，我写了一份有六页纸的《退学申请书》，给我的班主任朱平先生。
张：你申请退学是一时的决定还是考虑过很长的时间？
杨：我想这个想了很久。这个《退学申请书》所谈的一些理想，绝不仅仅是为什么退学，而是讲为什么反对专制教育。比如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等一大堆东西，我提出我个人的异议。而且我尤其提出对文化的不同看法，对人才的不同看法。什么叫第一流的人才？比方说，我说人才起码应当有一种大人格，他的使命也不允许他去浪费时间，我觉得如果我继续在这个课堂里面坐下去，时时接受僵化的考试、笔试这样的东西，我没有兴趣了。并不是说我杨银波成绩不好，相反我当时在一个重点中学的高中是全年级第一名。我觉得我应该求真知识，对我整个人生的成长、发展都有决定性作用的基础知识。
张：你认为什么知识是你所说的这种真知识呢？
杨：比如说，精神上的东西，人格上的东西，文化上的东西，以及对政治的理解，对法律的新的看法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而且，我后来还看了一些经济方面的东西。
张：你当时的班主任看了你的《退学申请书》以后，他怎么说？
杨：我万万没有想到，7月1日我碰到班主任朱平先生，我问：“你自己的态度怎么样？”他说：“回去吧。”带着笑容地对我讲。我和他的关系很好很好，我当时很兴奋，然后我就收拾东西，坐火车回到了家乡。一回到家乡，我跟在家里的爷爷奶奶讲这个事情（当时父母在广东），他们当时都很惊讶，他们反对，觉得：“你不读书，你干什么你？”我尽量地说服他们。然后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就走了很多地方，开始真正的调查，比如说你家里的税是多少？你的土地是多少？你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才涉及到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等等。之后我就拿着一点钱，去学电脑，一边调查一边写作。2001年10月8日进入互联网，之前和之后的很多文章都被打进了互联网。一直到2003年4月7日在《观察》首发第一篇文章《郑贻春采访录》起，才正式开始了稳健的生活路数。
张：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今天播出的是专题报导《杨银波的理想》，访新歌《不灭的理想》词作者–现在住在广州的网路作家杨银波先生。杨银波先生今年21岁，他出生于重庆永川市农村，父母亲都做过十年多农民工。杨银波本是一所重点中学的拔尖学生，他在17岁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退学，开始写作。杨银波先生回顾这几年走过的道路，谈他的心得。
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当然也反思了很多东西。我今天把我这一两年里面收到的信汇合起来，一共有3000多封信。今天刚刚打开信箱，又看到其中一封很特别的信，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写来的，那个孩子还在念书。这个孩子的父亲在信里面说：“人无风浪之撞击，则无血泪之存在。”这句话是我写的一篇文章《杨银波遗书》里的一句话。他说：“由此看出你是从苦难中走出，可你竟将苦难化为一种做人的力量。而这些恰恰是今天的青年人所欠缺的。今天的大多数青年学生都将金钱和享乐放在第一位，他们和‘六四’一代的青年是截然不同的。我从我的孩子身上和在网路交识的年轻朋友里了解到，他们是不关心国家的，这一点叫我很伤心。我伤心的是中国这十五年的教育犹如一把利剑，夺走了许多年轻人的灵魂。所以，我特别欣赏你过去的一种行为，宁可退学，也不受一种奴化教育。”这是他给我的信。尽管我反对专制教育，但是我不反对知识，更不反对教育，相反我要帮教育的忙，这是我的一个立场。
张：持这样一个立场的杨银波先生，退学后究竟做了些什么呢？请听现在在美国的《新世纪》和《议报》总编辑张伟国先生的一段谈话。
张伟国：杨银波是《新世纪》和《议报》的一个很突出的国内作者。作为一个从网路上崛起的新的网路作家、网路写手，他的特色和个性是相当突出的，主要就是贴近这个社会，追踪一些官方媒体没办法报导的，海外媒体又鞭长莫及、力不从心的那样一些题材。他深入实际，做实际调查，克服了很多困难，也躲过了很多风险。现在应该讲已经相当有成就了，在网路上已经有他自己的风格。
张：你看主要是什么样的风格？
张伟国：他比较擅长追踪调查报导方面。他另外一个特点呢，是相当的快，在网路上他是少有的快手之一。还有一个，我感觉他是个多面手，包括他作词的歌曲、采访、调查、统计。像我们这期《议报》发了他对王怡80万字的网路作品，他做了一个索引目录，帮助研究大陆青年学者王怡的思想发展脉络，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贡献。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给我来信提到了想推动一个“网路新文化运动”，我想他作词啊，他在网路上的一些努力啊，实际上都已经是“网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了。我的感觉是很有意义的，我跟柏克利的研究人员，也跟网上的一些其他朋友也在酝酿，希望能够帮助他来做成这件事情。反正现在我的感觉，举目望去啊，中文网站不可能没有杨银波的名字，哈哈。又年轻，又勤快，这方面我感觉他是大有希望。
张：谈到杨银波先生在网上做出的贡献的时候，张伟国先生还说–
张伟国：他的一些贡献呢，比如海外的《民主论坛》六周年的时候，他统计了他们六年来海内外在这个《民主论坛》上所有发表作品的每一个作者，每一年里面发表文章的比例，相当有意思，他也相当有心。那麽这样一来呢，实际上把一般转眼即逝的网路的这种东西，通过这种研究方式起到一种沉淀作用，把一些精华给留存下来。如果称他是中文网路媒体里面的一颗新星，应该是不为过的。
张：张伟国先生刚刚提到，在杨银波所做的大量调查统计中，包括对海外网上刊物《民主论坛》创刊六年来作者作品所做的统计分析。就此，《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先生说–
洪：我非常非常高兴啊，对我们的作者做了很好的分析。
张：杨银波对《民主论坛》作者作品做统计，他自己也在《民主论坛》上发表过多篇文章。
洪：小杨啊，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在大陆的运动者当中，可以算是最年轻的一位了。但是他所做所为，他的所想啊，几乎是一个已经走过一场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的运动的老手，我们看在眼里非常的感动。杨银波在目前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对今后的中国民主运动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如何来保护这个人，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张：网路作家东海一枭先生本名余樟法，现在是民间学术机构–南宁震旦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我请余樟法先生谈谈他所认识的杨银波。
余：应该说我是一直看着他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个很热情的有才华的小青年。我们在21岁的时候好像是什么都不懂的，他已经对这个社会有相当深刻的了解了，也有一定的自己的思想，也看过不少的书吧。他是一个充满理想的热血青年，他对弱者、穷苦人很热情，对特权、专制正义凛然，也比较乐于助人。我曾经送给他一首旧体诗–《赠斗志》，“斗志”是他的网名，这是小朋友斗志当时赴西藏的时候，我给他送行的一首小诗。
张：听众朋友，请听我的同事嘉远朗读这首诗。
（嘉远朗读）赠斗志
多少庞然物，入眼等鸡雏。
忽惊小斗志，意气一何殊。
疾俗厌时髦，好古耽诗书。
追梦复追日，摇滚入江湖。
忧生更忧道，嶙峋一身孤。
见我欣下拜，手谈探骊珠。
倦眼为尔开，老怀为尔舒。
西藏尔独往，东山我幽居。
往者气浩荡，居者意踯蹰。
相送歌一曲，相迎酒一壶。
他日风云起，相携展龙图。
张：余樟法先生继续谈他对杨银波的印象。
余：他待人非常热情，对弱者、穷苦人很同情。眼下他就在做一件事，辽宁的杨春光–一个自由诗人，生活一直很艰难，最近生了一种病（新型脑血栓、多处脑梗塞），记忆力逐步逐步地衰退，杨春光的太太就把这个事情和杨银波说了，杨银波本身的生活就很不容易，他拿着1000块钱汇给了杨春光的太太，然后他又写了一篇为杨春光呼吁的文章（《紧急求助：杨春光被诊断为多处脑梗塞》），放到网上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海内外不少的热心肠人士帮助杨春光了。斗志这个人呢，他以前在广东为一些农民工呼吁，做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理想性的青年，这方面我倒是远不如他，所以我对他是比较欣赏。
张：在北京看到《不灭的理想》这首歌的歌词的社会学者张耀杰先生说–
张耀杰：这首歌写得很有激情，很好一首歌词。这样一个小伙子，从农村出来，20岁左右就可以写出那麽多文章，搞出那麽多事情，而且能办一个网刊，很不简单。中国农村如果有50个、100个杨银波的话，中国农民的命运就可以有很大的改变。他写了很多的东西，当然东西写得多了，有时候比较粗糙一点。我觉得这样一个人很可贵，像这样的人多起来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可惜的是太少了，太少了。我觉得银波有些话和有些事情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先保重好自己，不要太冒险，让家里的事情慢慢的好一点。
张：我问杨银波先生，现在靠什么经济来谋生？
杨：到现在为止，都是完全靠稿费生活。
张：稿费够不够生活用？
杨：最初的时候很低，现在的稿费可能每个月三四千块吧。我要负责持家，要给我母亲治病，在家庭和社会调查方面花销很大。再有一个，我有一个义务，我们杨大家族有30个人，30个人里面我的堂弟堂妹、表弟表妹，他们在教育方面很大部分都是我完全无偿地帮助。比如我的堂妹杨蓝蓝，他在重庆读医学院三年级，这次她的学费一开学就要4000多块钱，我马上就给她寄过去了。
张：你自己现在的生活情况怎么样？
杨：我现在是在一个非常简陋的小房子里面，房子有三四十年的历史，房租是80块钱一个月，和在这里打工的最穷的民工所住的房子差不多。我习惯朴素，习惯俭朴。
张：平常你的工作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呢？
杨：比如说最近这一个月，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每一天的工作时间平均下来都是16个钟头啊。我今天睡了5个钟头，今天是19个钟头没睡觉，总觉得一大堆的事情都在等着我去做。我就不知道其他人为什么会无聊。许多人的无聊，我估计是太过关注自己就会失去自己，就会无聊，这是我的粗浅的哲理，哈哈。我就是无聊不起来。
张：那你用什么时间来进行体育锻炼或者娱乐？这些内容还有没有？
杨：几乎没有。
张：那这样你的身体情况怎么样？
杨：很差。现在的体重只有90斤左右，胃病还有一点严重，其余的嘛，贫血。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也在尽量地保重自己的身体。天气太热的时候，我一般不到户外调查，大多都是在民工房内。我有一段时间和民工长期地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为了取得最真实的调查采访效果，开玩笑、喝酒、打麻将等等，都陪他们。
张：你这样努力地工作，面对未来还有什么理想？
杨：我将来的理想，其中一个就是继续对目前这个“公共知识份子”的身份负责。毫不谦虚地说，我具有这种资格，因为我的资源确实已经足够多了，读者对我的厚爱，长辈对我的关心，同道对我的认可，以及互相交流等等，也就是说我面对的这个群体对我非常友好，我很感谢大家看得起我杨银波。我很希望以第一流的作品，以血泪写就出来的作品回报给大家！
张：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之旅》节目播送完了。《心灵之旅》节目是由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源自《议报》16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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