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6日讯】米兰. 昆德拉说：“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被预先原谅了，一切都被可笑的允许了。”“人们只能凭借回想的依稀微光来辨析一切，包括断头台。”
一位中国作家说：“既然不由分说要斩断人家喉咙的断头台也可以被原谅，那么，希望于我们，就只是对历史和现实的一种温和的否定，但是，将历史遮掩着的希望犹如夜幕下晶亮可目的冰凋，一遇热量冰凋就会化为一滩冰水，和底下的黑泥一同泛滥，让我们立足的地方一次次动摇和污秽”。
在美国的虐囚事件闹得纷纷扬扬，我们神州大地的大小媒辩BGB0005^笑怒骂、口诛笔伐嘲笑美式民主、人权的时候，在中国的武汉，又一个年轻的生命像草一样随风飘逝了。
她是个72年出生的姑娘，叫黄曌。2004年4月1日，警察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将她和她的男朋友从家中抓走。不到24小时，在警察的办公室里，黄曌人事不知，变成了植物人。4月16日，这颗鲜活的生命已经不复存在于这个世界！
她的母亲告诉我，黄曌的死，仅仅是因为她有着自己不被当局允许的信仰，仅仅因为她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进行过抗争。
可是，信仰自由，这原本是载于宪法、属于她的神圣权利的呀。
黄母说：“黄曌97年开始修炼某种气功，99年12月份因抗议政府的镇压行为到北京上访，此后，她就失去了一个公民的所有政治权利，先后多次未经司法程序被拘留、劳教。2004年4月1日，武汉市桥口区公安分局的警察将她和她的男友从家中带走。4月3日，黄曌的男友被放出，带来黄曌惨遭酷刑被抓当天已成植物人的骇人消息。4月5日，我和丈夫一起去桥口分局找到办案警官，警官说黄曌已经交到市局审查了。4月16日，警察通知我们黄曌于4月1日被抓当天在警察办公室自残，经抢救无效已于4月16日死亡。警察还说：‘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尸体，可以要求法医检验，可以委托律师跟我们打官司。’
“跟警察打官司，我们想都不敢想，”黄母接着说“尸体也没敢去看，警察就一连三天来做工作，让我们承认是自杀，还说请了最好的医生抢救黄曌，为我们花了78000多元药费。我们向警察提出要看病历和药费单据，警察又提供不出。我们拒绝承认黄曌自杀，警察就把案子移交给去区政府，政府说，黄曌死亡按照交通事故赔偿98000元，但要扣除78000元医疗费。我们说黄曌不是死在马路上，而是死在警察的办公室里，怎么按交通事故处理？政府的领导立即变脸，说：‘黄曌违法，按规定一份不赔，考虑到你们家困难，政府补贴你们30000元。’”
黄母说：“我不懂法律，我女儿黄曌是否违法我也不知，但是，即使违法的人也不能死了白死，政府的逻辑让我震惊。”
黄母最后的要求是政府给出一个黄曌死亡原因的法医学鉴定，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给予赔偿。
笔者为此咨询有关的法律专家，专家认为黄曌死于警察的违法执法（无证传讯、无证羁押），存在暴力致死的重大嫌疑，检察机关应该对涉案警察立案侦查，追究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也应该根据国家赔偿法而不是什么交通事故法予以赔偿。黄母的要求是完全合法的而且是最低的要求，有关部门理应予以答复。
黄曌的悲剧让我一阵阵后背发冷，这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血淋淋的惨剧，令人恐惧的是，从1999年以来，在这个将人权写进宪法，自命依法治国的社会，这样的惨剧到处在发生，一直在发生！更为令人恶心的是，自命为社会良心的媒体和知识界对这场人权暴行视而不见，始终保持着可耻的沉默！
不少知识界人士为自己的沉默辩护，他们认为，这些遭受磨难的人信仰是“异端邪说”，他们的行为“只能给社会添乱”。这让我想起一个美国故事：
作为一个结社自由的国家，只要守法，组党和信仰是公民自己的自由。因此，美国有共产党，也有纳粹党。有一次，纳粹要到斯考基去游行，宣扬他们的主义，犹太人告上法庭，要求禁止游行。法庭之上，为纳粹辩护的律师居然是犹太人。律师理所当然被犹太人骂做叛徒。可是律师说：我的前辈也被纳粹杀害过。那么多的犹太人被杀，是因为他们是少数，而少数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现在，在美国，纳粹也是少数，他们的主张固然荒唐，但是，主张是一会事，权利是另一会事，我为之辩护的不是他们的主张，而是他们的权利。游行正是这些权利之一，而这是宪法规定的。如果我们剥夺了他们的权利，等于践踏了宪法，也等于把我们自己的权利置于不被保护之地，总有一天，我们犹太人会自食其果，再次遭到迫害。
结果，纳粹的游行如期举行，犹太人也谅解了这位律师。
这个美国故事也许会让我们的知识份子感到陌生，那么，让我抄录一段16世纪英国宗教诗人约翰堂恩的布道辞来结束本文吧：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欧洲就少了一角。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伤，因为我存在于人类之中。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2004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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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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