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2日讯】以上谈历史。从现实谈，冼岩理说不通和失实表现在把人大代表和传媒干预与其源头和动力──体制外的民众压力割裂。
冼岩说：“这种共同体兼有以权攫利和自我保护两大功能，具有顽强生命力和反治理能力。以权攫利在大多数时候都必然要损害其他人的正当利益，当受损者起而反抗时，他只能求助于体制本身提供的“合法途径”，而这些途径都掌握在权力者手中，往往早已被纳为腐败关系网的一部分，成为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即使当时没有被纳入，事件发生后也很快会被纳入。保护网是不允许出现致命缺口的，这样的缺口一旦被发现，保护网的所有触须都会向此处延伸，直至将其包裹在网中；抗拒纳入者将要面对整个关系网的压力和排斥，不可能持久。”冼岩这话就说对了；这就是人们口头常说的“无官不贪”理论陈述。这里所说的权力者“保护网”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实情中，不是局部现象，绝对是全局、全党性的、制度性的。冼岩对这个贪污腐败网缔造者的党和政府持什么态度呢？全力以赴保护！冼岩不但要保这个贪污腐败网的缔造者营运者和享其成者──党、政府，还要把它强加于全国民众，说体现这个贪污腐败网保护下的党和政府是全民认同的全民共同体。
冼岩把人大代表的作用当作干预和制衡权力贪污腐败网的新鲜事物提出来，但是，其所指者实是古已有之；相反，今方出现的新鲜内容则没有提到。
某些官员为民伸冤古已有之，告地状且得申雪是中国文学作品恒久且重要内容之一。事实上，中国封建朝代的皇帝各级官员为民伸冤的概率要比共产红朝高得多；中国的冤案数与遇到人大或书记总理之类为之出头而得伸冤者只是比陨石撞死人的概率稍高而已。即是说XX为民伸冤古已有之，以今为稀。所以，提出人大制衡权力贪污腐败网，一则是愧对祖宗，二则是羞辱共产红朝。单就人大代表干预权力而言，也非新鲜事；五十年代就出现了，也与今相似。举一实例。在胡耀邦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五十年代（那是团员可以拿谈恋爱为理由请假不过组织生活的年代），广州西村某中学一男学生在同校女同学家度宿，被所在地派出所扣留，这一男女学生找到本校人大代表（学生）出面，把问题捅到广州日报登出来，迫使派出所长登报和到校道歉。从效率或解决问题的程度来说，今天的人大代表比五十年代逊色得多了。这分明是一种倒退事物，却把它视作是新鲜事物。
且注意，冼岩不是说了，“经形成一个个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一个个的利益分肥机制”的腐败网吗？切勿忘记，人大也是网中人啊！那些人大有可能干预和制衡贪污腐败网呢？冼岩开出的条件是“非党员代表”、“已经退休人员或自由职业者”、“受制约较少而又热心公共事务”、“拥有了一定的干预权力运作的权力”者，还要依靠个人的道德勇气才较可能干预贪污腐败网，为民伸冤。要靠数若凤毛麟角（到底有没有这么巧出现既是非党员老家伙又是有良心和勇气的人大代表？），去干预星罗密布量如恒沙数的贪污腐败事件。简直是想用一个沙包挡住大海啸。这就是中国悲哀之所在。把这样似有若似无的东西拔高为“成为了一种新兴的权力载体”，除了给人民予吸大麻的作用外，还有什么？
这个别又个别的人大代表一干预权力网，不就是冼岩所说的“无论是纪检、监察还是检察部门，接到投诉举报其实都很高兴：又有生意上门了，而且必定是赚钱买卖”了吗？可见按冼岩给出的理论否定了其提出人大干预权力腐败网的结论。相反，证明了个别人大代表对权力（即制度性的腐败贪污网）的干预只是强化权力而己。按冼岩的理论，人大代表干预也只能为有权有势之流争权夺利。若无可图者，就像冼岩说的，要是“他只是个“无能之辈”，可以“从严惩处”，既可正面邀功，又可背面立威。”
今天传媒干预权力初始阶段确实是出现了，人大干政也确实比过往多了一些。不过有一点，冼岩只提出人大代表干预权力贪污腐败网现象没有提出因由或动力。传媒为什么过去不能现在能干预权力贪污腐败网？表面答案是冼岩说的传媒市场化所致。实质上，所谓传媒市场化就是民意选择的一种表达；你这个传媒报导了民众欲知讯息、说出了民众要说的话，民众就买你的，你就有钱赚。一方面是传媒为了赚钱而报“真事”说“民话”，另一方面又因为民众支持而令传媒敢于说话。或者说，民众因自由、民主、权利意识提高了，传媒为了迎合民众要求只能力争说真话和偏向自由、民主、权利的观点；民众亦支持和鼓励传媒这样做。人大代表为什么比过去更敢于干预权力？理由也是一样的，是醒觉了的民众支持各鼓励的结果。冼岩完全避开这个干预的源头和动力，把它视作贪污腐败网自然而然出现的，即党专制独裁内部自发的产生监督制衡因素。冼岩这样论述，其目的就是误导和麻醉人们把寄希望于这个无可药求的党和贪污腐败网。
冼岩所说的媒体干政确实是共产党统治五十多年来的新事物（是自由民主世界的老事物），若从人大代表干预权力腐败网的源头和动力角度来看，它与传媒确实是一种“新兴权力”。实际上，“新兴权力”指的就是社会上出现了独立于党权力外的有权利意识的初始公民社会。中国人民要进步、要与人类文明接轨、中国人能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而不是罪恶化身的奴隶，就要如冼岩所说的，要对共产党有“独立性”才能成事。既然共产党就是全等于贪污腐败网，你不脱离这个贪污腐败的党怎么可以干预它呢？要解决共产党权力贪污腐败网，唯一可以寄希望的就是独立于共产党体制外的民众；也只能依靠壮大强化体制外的民众力量才能把中国引向正道。更重要的正如冼岩在这篇文章中说的：“或许，只有在政治体制之外社会本身的发展变化，才是腐败机制无力消化的，才会真正导致腐败与反腐败的力量消长，改变社会力量对比的基本格局。”这句话虽则是不经意露、轻描淡写（注意“或许”两个字），但是，确是全篇文章中最符合事实和逻辑的一句。我们应该明白，冼岩全篇文章的主旨绝不在此，而是意图论证贪污腐败网的党，是可以从其本身自我调适而演变出一套具有干预和制衡能力的中国特有的权力格局。这就是冼岩本篇和所有论证文章的致命伤。
二百多年来专制独裁者及其文人耗尽其可以动用的资源用尽其御用文人的智慧，除了越走越极权化外，无法找到一条可以抗拒自由民主制度的可行办法。但历史告诉我们，极权化即意味着走向灭亡。今天的冼岩们无论如何忠心耿耿竭尽全力保权，其结果和他们二百多年来的作为不会有什么差别：徒劳无功！
冼岩的《中国社会的权力格局及其演变》连接：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KAY.asp?ID=64366&ad=6/18/2005
200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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