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时，百万右派中，尚活在人间的那些人已经做了十九年贱民。其中相当多还在他们“就业”的劳改农场里等待生命之灯枯竭、熄灭。已经回到社会的那部分也还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直到两年后中共才决定给“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案件”予以改正，并于一九八一年六月通过决议，公开承认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的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份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注１：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共虽然承认反右是“严重的扩大化了”，但“扩大”到何等程度，它却不愿直说。实际情况是：江苏省一万九千多右派全是“扩大化”化成的；河北省两万五千多右派，只有六名被认为是真正的右派，不予改正；山东省三万四千多右派，除八十名仍被认为是右派外，全是冤案。（注２：以上数字分别见《当代中国的江苏（下）》第八一○页，《当代中国的河北（上）》第八十六页，及一九八九年版《山东四十年纪事》第一三六页。如本书第十三章中所述，这些官方数字应低于实际的右派人数。）除江苏省外，各省都有一些县、市留下一人或数人（如江西景德镇市七人、河南南阳市二人），说是真右派，不予改正。全国算来，总数大约只有几百。
全国知名的右派中，被宣布不能平反的只有五人：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和彭文应。人们对其中所谓“国家级”的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不能被平反颇能理解，因为要是“章罗联盟”的章、罗和批评中共搞“党天下”的储安平都不是右派，反右的理论就根本站不住了。可是许多人纳闷：“怎么彭文应（上海政协常委、法学家）也不能改正呢？”
原因是他“态度恶劣”。当上右派后，彭文应拒不认罪，结果职务被撤销，没有了工资。六个孩子加上老人，一家人顿失生计。妻女急得旧病复发死去，次子自杀身亡。“组织上”来人告诉他，只要写个检讨认错，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他坚决不写。子女们跪着哭求他：“家里没有饭吃了，你就承认了吧……”然而他就是不写，直到一九六二年去世，成了真正的“死不认错”。这就是为什么他直到现在还是“右派分子”的原因。（注３：袁永松、王均伟编著《左倾二十年（一九五七－－一九七六）》第一○四页。）
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林希翎不被改正的原因也是不认错。该校党委《对林希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是这样说的：“林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制度。”“叫嚷要‘清洗党内一大批混蛋’。”“大反斯大林，制造混乱。”“林希翎的这些言行，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些年来又一直不认错，仍然坚持其原来的立场和观点。”“用一九五七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衡量，林希翎定为右派分子不属错划，不予改正。”（注４：引自《林希翎自选集》第八十四至八十七页。）
就算那几百人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该打该杀，那也只占总数的千分之一。可是由于这千分之一的存在，中共便理直气壮地声明，它在一九五七年发动将百万中华民族的宝贵人才整得家破人亡的“反右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注５：同注１。）可见中共并不如它自己声明的那样，敢于“实事求是”地面对毛泽东时代它所犯的错误。
毛泽东的继承人为了维护自己执政的“法统”，至今不愿清算毛的罪恶。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浦熙修被毛点名为《文汇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的”，之后才成为右派，毛是这一冤案的始作俑者。可是由于浦在受尽凌辱之后死于文革期间，一九八一年三月中共为浦平反、开追悼会时便说浦是“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不断折磨、迫害之下”，“含冤逝世”，好像把罪责推到毛的“接班人”和妻子身上，“伟大领袖”就可以照旧伟大似的。
毛泽东取得中共最高统治权之后，对在他之前的数任中共领袖无一不泼尽污水，不怕那会玷污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可是现今的中共领导人却无此胆量，给其前任按其原貌描上几笔。
一九八九年五月，青年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前闹“动乱”时，从毛的老家湖南来了几个年轻人，朝天安门上毛的肖像上拨了一点污迹，结果自然是坐牢。其罪行不是“损坏公物”，而是“现行反革命”，罚无赦。
不过，中共对付“现反”的法子已经比十年前文明了许多，那几个青年没有一个拉去杀头。要是在毛泽东时代，杀十次头也够了。毛泽东时代，“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现在的中国，即使“谁要说党不好”，也不会“马上叫他见阎王。”；因“骨子里反党”而坐牢的事也不再听说了，社会总算前进了一大步。
在毛泽东指挥下过了二十多年的斗人生涯后，接班的中共领导人发愿不再搞运动整人了。中国人民愿意相信一点，但是人民注意到，中共一方面宣布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却又顽固的声称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拒不认真检讨其执政中的严重过失。他们以为用“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一诡辩，就可以使人民信服，真是把几亿人都当成了阿斗。
可是，历史的账即使不算也不会烂掉。毛泽东中国人民欠下的账，并不会因为当局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而可以钩销。
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中，既然光反右派挨整的人数已超过秦始皇所坑的“儒”的一千倍，要是再加上“大跃进”的人祸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们便可以相信，北京城里那个黄圈圈南面的“毛主席纪念堂”，总有一天会坚持不下去的。
据学者研究统计，自一七○○至一九○○年的二百年间，中国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人数共一千四百万。（注６：《大自然探索》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转引自《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八年第四期第五十九页。）即使考虑到史料记载的遗漏，也决不超过两千万。而在毛泽东治下，仅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就饿死了二、三千万人。（注７：《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年的中国》第二册，《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着，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六月）第二七二至二七三页。）当时任毛的副手的刘少奇在那场人为制造的灾难发生后说：“要知道秦始皇、随炀帝是修长城修运河垮台的。实际上我们比他们死的人还多。”（注８：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北京“彻底摧毁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联络委员会”出版的《彻底摧毁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第六次大会发言）》第十八页，见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红卫兵报汇编》。）这正是一句实话。要是再加上文化革命中被打死的以及被迫自杀的上百万人，我们可以肯定，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超过我们可以数得出的任何一位历史上的帝王。为国泰民安计，我们世世代代都要提防毛泽东那样的人物攫取统治国家的权力，不管他头上是否戴着“人民救星”的桂冠，不管他设计的社会蓝图是多么美妙。
一九一八年毛泽东二十五岁时，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期。那时的北大由蔡元培主持，先后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时代的旗手”，正是中国知识界新思潮的发源地。然而“德先生”（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和“赛先生”（Ｓｃｉｅｎｃｅ）在毛身上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果说有什么痕迹的话，那就是在他脑子中终身未消的对知识份子的敌意。自然，他有他的理想，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不过是在一个帝王般的领袖统治下百姓间的平等而已。他以为将地主、资本家消灭，亿万百姓“步调一致”的追随领袖，按领袖制订的建国宏图施工，这就是新中国了。他沉缅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现代迷信，看不到现代科学技术正逐渐改变社会，并将决定社会发展的取向。他又得力于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严密的社会组织－－共产党，将他的意志传递到每一个社会细胞。于是，一个又一个灾难就被制造出来了。
有人认为，毛泽东花了过多时间去研究《资治通鉴》，马列主义读得不够，满脑子封建，才闹出那些荒唐事。其实不然。毛研究历史，熟记在心的，往往是帝王们的谋略与权术，如“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类。对于真正的治国之道，毛只是择其爱，弃其所鄙，并无深入研究，更算不上是专家。
譬如，北宋一百六十余年，社会稳定，国家机器运转正常（外敌侵扰另当别论），主要归功于被毛氏讥为“稍逊风骚”的宋太祖赵匡胤。赵虽一介武夫，但决不愚蠢。他一重法制，以为“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二讲“干部知识化”，改革科举，扩大招生，录用优秀知识份子，一概不问“你是什么出身？”；三是实行“言者无罪”，皇帝龙袍底下从来不藏右派帽子。
可是毛泽东读历史用的却是另一种眼光。秦朝二世而亡，他不认为是暴政所致，却认为是秦始皇杀知识份子杀得太少了。“秦始皇坑儒（只坑了）四百人吃了亏，张良、陈平没有整倒，汉高祖用了，是‘镇反不彻底’。”（注９：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在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报告时的解释。）他认为要是秦始皇坑儒再彻底一些，将张良、陈平等一并杀掉，秦朝的天下就不会落到刘邦手里。
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四分之一个世纪，制造了那么多灾难，误尽苍生二十多年，原因就是他从历史中看到的只是“阶级斗争”、“镇反肃反”、“反攻倒算”，浓缩起来，就只剩了一个“杀”字。只是除了“坑”之外，另有名曰“劳动改造”的苦役和流徙可供撰择，并不一定非要像用五分钱的子弹费处决林昭那样从肉体上消灭他不喜欢的知识份子。这一切都可以在《社会主义好》的凯歌声中进行，比斯大林的法子不知高明到哪里去了。
自然，知识份子在新中国受到的空前灾难，不应完全归咎于毛氏一人。自相残杀本是中共的传统。譬如，一九三三年，中共在湖北的根据的里搞肃反，杀了三万七千多自己的同志。（注１０：一九九一年版《当代中国的湖北》第一三一页。）这与毛泽东无关。
一九八三年，前中宣部长陆定一在回忆廖承志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三十年代红军）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和四方面军里的知识份子党员几乎被（自己人）杀光了。”（括号内的字为引者所加。当时共产党在鄂豫皖建立的地方政权和红军第四方面军均由中共元老张国焘控制。）（注１１：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读了这样的文章，使人深信，在一九三五至三八年毛泽东和张焘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中，要是张氏获胜的话，知识份子在新中国的遭遇决不会更妙。陆氏提及的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现象，是东方专制传统和苏式共产党的“铁的纪律”相结合的产物。而反右和文革不过是一根藤上先后长出的两个瓜而已。
现在，“文革”已经作为中国历史和人类文明史上一件无双的浩劫和丑剧，同毛泽东的名字锁在一起了。但是目前中共的执政者以当年指挥反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为首，只是将“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歌词第二句改成“反动份子想反也反不了”，仍然坚持认为他们反右反得对，只不过反得过火了而已。也许，还这段历史以真实的使命，注定将属于下一代或下一代的中共领导人－－假定他们继续执政而且有勇气去做的话。即使他们不愿那么做，中国人民或迟或早，总会有自己起来清算反右的那一天。正如全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所说过的：“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注１２：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现在苏联已经变了，中国一定也会变。到那时，我们或我们的后代将在北大校园里的未名湖畔竖起一块小小的石碑，将为了民主的中华而殉难的林昭的血诗刻在那里。人们不会因为岁月的磨蚀而忘记她和她的同志，正如那诗里说的：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全书完）
＊再版后记＊
《阳谋》首版刊行后，有人纳闷，反右时丁某才十二岁，七亲八友没一个右派，怎么会想起写《阳谋》的呢？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五七年，我读的那个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成了“右派分子”。以后好长一段时间里，我每日清早都看见那个文弱的女子握着一把长长的竹笤帚在另一所中学门口扫地。一九六二年我进北京清华大学，第一课就是“反右斗争”的教育，因为我们系的第一届学生差不多一半是右派。系里怕我们走老大哥的路，再三向我们宣传他们“堕落”的教训。我对“右派”的兴趣就是从这儿来的。
当了三年大学生后，就再也没书读了。一九六五年九月下乡到京郊延庆县农村去搞“四清”，上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课”。第二年六月回校时，文化革命已经闹得热火朝天。毛泽东躲在南方，等着抓刘少奇的辫子。刘少奇耍不出花招，只好把一九五七年镇压右派的老办法拿来对付一九六六年的学生。正当“反动学生”、“反革命”、“右派”们被斗得鸣呼哀哉之际，毛泽东突然回到了北京。这位当年反右的总导演摇身一变，扮起保护学生的角色来。他指责刘少奇搞“白色恐怖”，“镇压学生运动的没有好下场”。刘少奇不敢反驳说“我是照你五七年反右的法子做的”，周恩来又躲在一边不帮忙，刘只好认错下台。
被刘少奇“镇压”过一阵的我辈小人物，要是早出世九年，必是毛泽东的“阳谋”的牺牲品，清河、兴凯湖、夹边沟的劳改犯、饿死鬼。可是如今竟光荣步入人民大会堂，见到了满面红光的毛主席。大家受宠若惊，把一九五七年大哥大姐的教训全忘光了。“七亿人都是批评家”，谁有错都可以批判，不用担心右派帽子。我忘乎所以，竟在一九六七年伙同朋友写了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康生的大字报。多亏“敬爱的江青同志”乃时向我们发出严厉警告，使我猛醒，明白这个革命是他们的，没我们的份。于是我做起“逍遥派”来。
既不能读书，又不能革命，闭中无事，只好退而求其次，收集点资料，准备日后把这个奇特的革命记述下来。不曾想到，在收集文革资料的同时，我不由自主的对反右那段历史也产生了兴趣。到了一九八七年，中共开除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三个人在一九五七年早就被开除过的。当时自忖手头的资料尚不足写文革，却已够为反右写点东西，遂当起业余作者，写成了此书。
香港《九十年代》月刊提携新人，先行连载，后又印行了本书的第一版。可惜该版极不成熟，遂决定重写。不少人为这本书的新版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有些本人头顶“右派”帽子坐过十几年牢，有些是右派的子女，有些本人不是右派，却是那事件的历史见证。所以这次修订后的新版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作品了。今趁再版印行之机，向他们表示谢意。
人都有梦，身在异国梦更多。我的梦是：这本目前只能在中国大陆个别小书摊偷偷卖的书，有朝一日能够在全中国自由发售。
丁抒 一九九三年六月．美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