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序言

丁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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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九六二年初,那场两千万人饿死的惨剧已经过去,生命力似乎无限的中华民族又遂渐挺直脊梁的时候,中共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对即将赴安徽就任中共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说:“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多少年过去了,在舆论一律的中国,书没有问世,剧没有登台,碑更没有能竖起。由于接着而来的文革浩劫为害更烈,那场人祸反被淡化了。文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同样应当永志不忘的是导致无数同胞在绝望中饿死的那场“大跃进”、“大炼钢铁”以及祸害二十余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如果想到那死亡的数目相当于、甚至大于日本侵华杀害的我国同胞的人数,我们便会同意刘少奇“立碑传给后代”的意见了。

一九八七年赵紫阳就任中共中央总记之后的几天内,对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说:“毛不知道或不相信在他的所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的可怕的年份中有无数的农民饿死。他拒绝批准进口粮食,因为那是‘修正主义’,是向资本主义送秋波。”(见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纽约时报》)

本书也许算不得是刘少奇希望李葆华写的那种书,但作者深信,这是对赵紫阳上述讲话的一份翔实而详尽的注释。索尔兹伯里的《长征》一书的副标题是“前所未闻的故事”,本书所叙述的正是另一些前所未闻的故事——至少对现在三十岁以下的人是这样。

前言

一九六○年初,当中国大陆各地大大小小的报刊无一例外地讴歌“六十年代第一春”的时候,整个国家实际上有如一个巨大的冰窖。从兴安岭到海南岛,千千万万个村庄里,每天都有数万农民在饥饿中死去。在前后大约三年的时间里,总共饿死了约两千万人。两千万是个保守的数字,由于中共官方忌讳、回避此一数字,研究者只能根据各种资料分析估计,得出一个大概的数字——两千万至四千万。笔者采用两千万这个数字,并且将在书中论证,这是一个下限。到历史真相完全大白的时候,舍弃这个保守的数字就是了。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人为的战祸或天降的灾害、瘟疫,都不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夺去这么多人的生命。这完全是人为制造的灾祸。本书将向读者证明,这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把中国大陆拖入“文化革命”的浩劫之前制造的中华民族空前(但愿也是绝后)的灾难。几亿曾经身历那场灾难的中国人至今创痛在心,本书作者便是其中一个。

把这件人类历史上的大事尽可能完整、如实的记载下来,是中国知识份子的历史责任。感谢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自一九八八年秋起前后用了一年的时间分节刊登本文。现修订成册,以飨读者。

一九九一年三月(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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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十年代有一阵,毛泽东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修正主义者,全世界只剩下他和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领袖霍查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连霍查也不算数了。于是他成了天下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
  • 到了一九五六年,情形忽然大变。二月间,各国共产党的老大哥苏共展开了对斯大林的批判,“解冻”成为潮流。这对中共不能不发生影响。经过高层的磋商后,毛泽东宣布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采取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应作为我们的方针,这是两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见。” (注1: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这个后来被毛的助手陈伯达浓缩为“双百方针”的提法实在是条含混不清的口号。正如后来一位教授所说:“在百家争鸣中是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则恐阻止他家的争鸣……”而处处事事以马列主义(六十年代后又加了个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正是中共从未放松过的。尽管有这样明显的矛盾,这个“方针”仍然由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于五月间郑重其事地告示全国。
  • “整风”是叫人民给共产党提意见,纯政治性的,而“双百”里的“鸣放”是学术、艺术性的,是谁把它们搅和到一起的呢?毛泽东在将百万知识份子打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之后说是右派们搞的:
  • 在中共业已走过的历史中,撒下了不计其数的谎言。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是这其中可以排在前列的谎言之一。海外学者丁抒先生着的《阳谋》一书以详尽的史料,揭示了这一段历史的真象,让我们深切的了解到这一运动发生的始末,发生的一幕幕惨剧,以及中共的罪恶。
  • 人命关天,一旦鸣放起来,“镇反”、“肃反”等死人的事就首先被提了出来。
  • 鸣放中被提得最多的都是积怨已久的问题。除肃反之外,另一个便是对苏联的关系问题。前述黄绍弘列举的冤案中那个上海医学院女学生的“反苏”一案,便很有代表性。当时的情况是,凡是指出苏联的不是,甚至只是指出某一个苏联人,如在华的苏联专家、顾问的不是的人,轻则挨批判,重则入狱。苏联是个宗教殿堂里的圣物,碰一下也算亵渎。虽然几年之后中共把苏联骂成世界上最坏的恶魔,但当时的苏联的的确确是人们搜肠括肚用最漂亮的词句歌颂的对象。
  • 鸣放所提出的问题中,真正触了毛的痛脚并最终引发空前规模镇压的,还是政权问题。
  • 自从共产党执了政,所有的报纸都成了“党的喉舌”。如今党欢迎人们说真话,当然也包括那些充当喉舌的人们,于是新闻界也“‘鸣’起来了”。
  • 鸣放时,北京大学的傅鹰教授对前去采访的上海《文汇报》记者说过:“对一个负责的政府,说实话无论如何要比歌功颂德好。四十多年前读《圣经》,圣保罗说过一句名言:不要因为我说了实话,便把我当作仇人。”那时,他虽不知道毛泽东“诱敌深入而歼之”的计谋,却已隐隐或到了不安,因为执政八年来的共产党还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过。
  • 按照中共中央规定的标准,凡是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的,便该“划分”为“右派分子”。(注1:《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卷第六六九页。)将此标准搬到学术界,就变成了一把砍人的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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