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受台风、热带性低气压及西南气流影响，全台多个水库满水位，泄洪前台湾水利署发布放流警戒，提醒下游民众迅速离开河床。而大陆四川、河南出现洪灾，多次发生无预警泄洪，专家指出，中国大陆的洪水是人祸，死多少人从来没有真实报导过。

据中共甘肃省平凉市官方消息，7月26日，在中国青兰高速公路1487km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3人死亡，47人受伤。

一九六一年的庐山，同两年前一样的美。山峦、嵯岩、松木、溪流，一切都是老样子。像两年前一样，中共中央又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一次鉴于巨大的灾难已经发生，国家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毛泽东的心情与两年前大不一样了。在六二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说：“一九六○年下半年，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上半年，都讲困难，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压我？压我两年了．．．．”（注１：《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二十三页。）这倒是实话。

这里有个小故事：“右派分子”黄行本是青阳县人民法庭庭长，在押到一个铁矿和劳改农场“教养”了四年之后，李葆华开始为右派甄别平反了，黄被调去做这件事。因人手不足，他夜以继日地处理案件，为一个一个蒙冤的人写报告，平反昭雪。等别人搞得差不多了，关于他自己的报告才开始动手。当关于为他平反的报告刚刚完成，正待上级批复时，甄别工作突然“刹车”了。他没能赶上这班车，结果还是“右派”。他经手甄别平反的人恢复了职务，而他自己却又被赶出了法院。几经周折，他才有幸离开劳改农场，到芜湖市搬运公司当了一名拉板车的的车夫。他日复一日地拉着沉重的板车，在芜湖市的大街小巷里熬了十六个春秋。他的妻子本是师范毕业的教师，饱受岐视和凌辱之后，被迫离开了学校，终至精神失常。儿子进了造纸厂，又因父为“右派”、“政审（政治审查）不合格”而被辞，遭此打击也患了精神分裂症。

进口粮食可以救急于一时，却消除不了灾难的根源。有两个小例子可以点明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九六○年来临时，无数农民正绝望的境地中无声无息的死去。可是元旦那天，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刊登的却是这样的文章（作者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全省一千二百十三个人民公社和三十三万多个公共食堂，都像钢铁一样巩固起来了。”“一九五九年河南省所以能够战胜几十年没有过的．．．．严重干旱，保证了农业的大丰收，就是人民公社发挥巨大威力的结果。”过了半个月，第二期的《红旗》又有一篇长达十一页的文章，歌颂“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取得的“一九五九年农业战线上的伟大成绩”，说五九年“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获得了大跃进”。文章虽然提到五九年的天灾，但讲的是“重灾保产，轻灾增产，无灾大增产”，“大灾不减产，小灾大丰收”。正如五九年十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所说：“安徽战胜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水稻、棉花、甘薯样样增产。”“山东坚持六十天抗旱，平原、山区、丘陵地带处处报喜。”没有一丁点儿灾难的影子。二月一日出版的第三期《红旗》，又刊登文学家点缀升平的文字，“水肥鱼又肥，大片稻子插上丰收牌”。说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农民生活“一步高一步，一层高一层，就像上楼梯，越高越好看。”

河南二百多万人饿死（事后河南省委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注１６：见《乌托邦祭》第一五三页。），信阳地委及下属几个县的干部统统撤职，还枪毙了其中几个罪恶最大的，人是抓了不少，从地委书记一直抓到生产队长，但作为罪魁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他自己倒明白：“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辱（辱应为戮为误——作者注）”。（注１７：引自苏晓康着《乌托邦祭》。）可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他是坚定的毛派，所以不仅砍不了头，连乌纱帽也丢不掉。他只被降了半级，调任中共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同坐牢，被枪毙的地委、县委书记比，真是便宜了他。

由于囿于吴家花园一隅，彭德怀并不了解全国的形势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实际情形不是他设想的千万人挨饿、饿死一些人，而是几亿人挨饿，饿死了大约两千万人。

清除了彭德怀，毛泽东立即着手组织忠于自己的队伍。林彪自一九五○年毛提名他率兵赴朝鲜作战时他称病推辞之后，一直处于“养病”状态，九年中未做什么工作。但是十个元帅中，林彪是唯一与彭德怀无私交的（据彭一九五○年至六七年的警卫秘书说，两人从未有过私人之间的往来），所以毛认为他最可靠，提议由林彪接任国防部长。

毛泽东要成功打倒彭德怀、张闻天二人，必须消除政治局成员的反对。这一点他的确做到了。

按一九五八年前后的生产力水平，全国每年大约能增产粮食一百多亿斤至二百亿斤，所以在三月间刚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还只是说：“今年如果能增加一千亿斤粮食，七百亿斤也好，整个地球就翻过来了。”（注１：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王恩茂发言时的插话。）可是过了半年，人民公社成立，《人民日报》不断报导亩产万斤的“卫星”，毛泽东便飘飘然起来，调子完全变了。

一九五八年大规模毁弃农作物的疯癫行为，后人觉得不可思议。民以食为天，农民难道不知道不收获就没有饭吃吗？人的生命系于粮食，为什么会任其烂在田地里，甚至犁掉、烧掉呢？

如今山东一带，二十多个世纪之前是齐国，那里有块叫“阿”的地方，在当地父母官“阿大夫”的治下，“田野不辟，人民穷馁”。但是阿大夫专门吹牛，虚报政绩，齐威王一度受骗，后遣人赴阿查明真相，将他下油锅烹了。有人认为齐威王这个一国之君，居然能探明地方官员的劣行，可见很有点了不起。其实，他手只有一个阿大夫在吹牛搞浮夸，要识破真相并非难事；要是下边的大夫们全部向阿大夫看齐，他大概也就被蒙在鼓裹，成为糊涂君主了。

一九五八年如果仅仅闹个“大跃进”，加上一个“大炼钢铁”，虽然弄得民不聊生，还不至于弄出一年多以后“无数农民饿死”的惨事来。可是，就在毛泽东大发钢铁烧的同时，他将中国引上了另一条灾难之路——在五亿人口的农村推行了“人民公社”制度。

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屡次将“去年”的旧事重提，抨击两位党的副主席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说他们“右倾”，将他们骂作“促退派”。会后，毛亲自审阅批发了十一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大跃进”这个口号首次出现。毛对“大跃进”这个新名词十分赞赏，曾说“我要颁发博士学衔的话，建议第一号赠与这个伟大口号的发明家”。（注１：参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一九八九年第四期中虞宝棠的文章。）

民国初年，中华民族在寻找出路，千万知识分子更是走在前头。作为其中一员，二十五岁之前的毛泽东曾经信奉“观念创造文明”的学说。他认为这个世界需要圣贤作为“传教之人”，率领众多办事的“豪杰之人”去抓“大本大源”，“从根本上变换全国的思想”，“国家因此得到改造，百姓因此得到幸福”。（注１：《＜伦理学原理＞批注》，转引自《辽宁师大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以后，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觉得自己作了脱胎换骨改造，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幸的是，经过三十年革命的洗礼，他那圣贤传教、豪杰办事的一套思想并未死亡，只是被挤到脑子的一角“冬眠”而已。革命成功，执政之后，站在天安门城头，面对千万人响彻云霄的“万岁”声，他年轻时的思想逐渐复苏，决定了他执政二十七年间的种种作为。

序言一九六二年初，那场两千万人饿死的惨剧已经过去，生命力似乎无限的中华民族又遂渐挺直脊梁的时候，中共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对即将赴安徽就任中共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说：“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多少年过去了，在舆论一律的中国，书没有问世，剧没有登台，碑更没有能竖起。由于接着而来的文革浩劫为害更烈，那场人祸反被淡化了。文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同样应当永志不忘的是导致无数同胞在绝望中饿死的那场“大跃进”、“大炼钢铁”以及祸害二十余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如果想到那死亡的数目相当于、甚至大于日本侵华杀害的我国同胞的人数，我们便会同意刘少奇“立碑传给后代”的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