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的廬山，同兩年前一樣的美。山巒、嵯岩、松木、溪流，一切都是老樣子。像兩年前一樣，中共中央又在這裏召開了一次會議。這一次鑒於巨大的災難已經發生，國家面臨著嚴峻的經濟形勢，毛澤東的心情與兩年前大不一樣了。在六二年八月的北戴河會議上，毛說：「一九六○年下半年，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上半年，都講困難，越講越沒有前途了，這不是壓我？壓我兩年了．．．．」（注１：《黨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二十三頁。）這倒是實話。

這裏有個小故事：「右派份子」黃行本是青陽縣人民法庭庭長，在押到一個鐵礦和勞改農場「教養」了四年之後，李葆華開始為右派甄別平反了，黃被調去做這件事。因人手不足，他夜以繼日地處理案件，為一個一個蒙冤的人寫報告，平反昭雪。等別人搞得差不多了，關於他自己的報告才開始動手。當關於為他平反的報告剛剛完成，正待上級批覆時，甄別工作突然「煞車」了。他沒能趕上這班車，結果還是「右派」。他經手甄別平反的人恢復了職務，而他自己卻又被趕出了法院。幾經周折，他才有幸離開勞改農場，到蕪湖市搬運公司當了一名拉板車的的車夫。他日復一日地拉著沉重的板車，在蕪湖市的大街小巷裏熬了十六個春秋。他的妻子本是師範畢業的教師，飽受岐視和淩辱之後，被迫離開了學校，終至精神失常。兒子進了造紙廠，又因父為「右派」、「政審（政治審查）不合格」而被辭，遭此打擊也患了精神分裂症。

進口糧食可以救急於一時，卻消除不了災難的根源。有兩個小例子可以點明問題的癥結所在。

一九六○年來臨時，無數農民正絕望的境地中無聲無息的死去。可是元旦那天，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雜誌刊登的卻是這樣的文章（作者為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全省一千二百十三個人民公社和三十三萬多個公共食堂，都像鋼鐵一樣鞏固起來了。」「一九五九年河南省所以能夠戰勝幾十年沒有過的．．．．嚴重乾旱，保證了農業的大豐收，就是人民公社發揮巨大威力的結果。」過了半個月，第二期的《紅旗》又有一篇長達十一頁的文章，歌頌「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取得的「一九五九年農業戰線上的偉大成績」，說五九年「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基礎上，繼續獲得了大躍進」。文章雖然提到五九年的天災，但講的是「重災保產，輕災增產，無災大增產」，「大災不減產，小災大豐收」。正如五九年十月二十日《人民日報》所說：「安徽戰勝歷史上最嚴重的乾旱，水稻、棉花、甘薯樣樣增產。」「山東堅持六十天抗旱，平原、山區、丘陵地帶處處報喜。」沒有一丁點兒災難的影子。二月一日出版的第三期《紅旗》，又刊登文學家點綴升平的文字，「水肥魚又肥，大片稻子插上豐收牌」。說從合作社到人民公社，農民生活「一步高一步，一層高一層，就像上樓梯，越高越好看。」

河南二百多萬人餓死（事後河南省委向中央報告的數字）（注１６：見《烏托邦祭》第一五三頁。），信陽地委及下屬幾個縣的幹部統統撤職，還槍斃了其中幾個罪惡最大的，人是抓了不少，從地委書記一直抓到生產隊長，但作為罪魁的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卻得以從輕發落。他自己倒明白：「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辱（辱應為戮為誤——作者注）」。（注１７：引自蘇曉康著《烏托邦祭》。）可是，廬山會議反右傾，他是堅定的毛派，所以不僅砍不了頭，連烏紗帽也丟不掉。他只被降了半級，調任中共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同坐牢，被槍斃的地委、縣委書記比，真是便宜了他。

由於囿于吳家花園一隅，彭德懷並不瞭解全國的形勢究竟嚴重到了什麼程度。實際情形不是他設想的千萬人挨餓、餓死一些人，而是幾億人挨餓，餓死了大約兩千萬人。

清除了彭德懷，毛澤東立即著手組織忠於自己的隊伍。林彪自一九五○年毛提名他率兵赴朝鮮作戰時他稱病推辭之後，一直處於「養病」狀態，九年中未做什麼工作。但是十個元帥中，林彪是唯一與彭德懷無私交的（據彭一九五○年至六七年的警衛秘書說，兩人從未有過私人之間的往來），所以毛認為他最可靠，提議由林彪接任國防部長。

毛澤東要成功打倒彭德懷、張聞天二人，必須消除政治局成員的反對。這一點他的確做到了。

按一九五八年前後的生產力水平，全國每年大約能增產糧食一百多億斤至二百億斤，所以在三月間剛發動大躍進時，毛澤東還只是說：「今年如果能增加一千億斤糧食，七百億斤也好，整個地球就翻過來了。」（注１：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上王恩茂發言時的插話。）可是過了半年，人民公社成立，《人民日報》不斷報導畝產萬斤的「衛星」，毛澤東便飄飄然起來，調子完全變了。

一九五八年大規模毀棄農作物的瘋癲行為，後人覺得不可思議。民以食為天，農民難道不知道不收穫就沒有飯吃嗎？人的生命系於糧食，為什麼會任其爛在田地裏，甚至犁掉、燒掉呢？

如今山東一帶，二十多個世紀之前是齊國，那裏有塊叫「阿」的地方，在當地父母官「阿大夫」的治下，「田野不辟，人民窮餒」。但是阿大夫專門吹牛，虛報政績，齊威王一度受騙，後遣人赴阿查明真相，將他下油鍋烹了。有人認為齊威王這個一國之君，居然能探明地方官員的劣行，可見很有點了不起。其實，他手只有一個阿大夫在吹牛搞浮誇，要識破真相並非難事；要是下邊的大夫們全部向阿大夫看齊，他大概也就被蒙在鼓裹，成為糊塗君主了。

一九五八年如果僅僅鬧個「大躍進」，加上一個「大煉鋼鐵」，雖然弄得民不聊生，還不至於弄出一年多以後「無數農民餓死」的慘事來。可是，就在毛澤東大發鋼鐵燒的同時，他將中國引上了另一條災難之路——在五億人口的農村推行了「人民公社」制度。

在一九五七年十月舉行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屢次將「去年」的舊事重提，抨擊兩位黨的副主席周恩來、陳雲的「反冒進」，說他們「右傾」，將他們罵作「促退派」。會後，毛親自審閱批發了十一月十三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號召批判右傾保守思想，「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這是「大躍進」這個口號首次出現。毛對「大躍進」這個新名詞十分讚賞，曾說「我要頒發博士學銜的話，建議第一號贈與這個偉大口號的發明家」。（注１：參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一九八九年第四期中虞寶棠的文章。）

民國初年，中華民族在尋找出路，千萬知識分子更是走在前頭。作為其中一員，二十五歲之前的毛澤東曾經信奉「觀念創造文明」的學說。他認為這個世界需要聖賢作為「傳教之人」，率領眾多辦事的「豪傑之人」去抓「大本大源」，「從根本上變換全國的思想」，「國家因此得到改造，百姓因此得到幸福」。（注１：《＜倫理學原理＞批注》，轉引自《遼寧師大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以後，他接觸了馬克思主義，覺得自己作了脫胎換骨改造，成了「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不幸的是，經過三十年革命的洗禮，他那聖賢傳教、豪傑辦事的一套思想並未死亡，只是被擠到腦子的一角「冬眠」而已。革命成功，執政之後，站在天安門城頭，面對千萬人響徹雲霄的「萬歲」聲，他年輕時的思想逐漸復甦，決定了他執政二十七年間的種種作為。

序言一九六二年初，那場兩千萬人餓死的慘劇已經過去，生命力似乎無限的中華民族又遂漸挺直脊樑的時候，中共第一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對即將赴安徽就任中共省委第一書記的李葆華說：「回去以後，把前三年的歷史寫本書。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編劇演。再勇敢些，就立碑傳給後代。」多少年過去了，在輿論一律的中國，書沒有問世，劇沒有登台，碑更沒有能豎起。由於接著而來的文革浩劫為害更烈，那場人禍反被淡化了。文革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但同樣應當永誌不忘的是導致無數同胞在絕望中餓死的那場「大躍進」、「大煉鋼鐵」以及禍害二十餘年的「人民公社」運動。如果想到那死亡的數目相當於、甚至大於日本侵華殺害的我國同胞的人數，我們便會同意劉少奇「立碑傳給後代」的意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