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有個小故事：「右派份子」黃行本是青陽縣人民法庭庭長，在押到一個鐵礦和勞改農場「教養」了四年之後，李葆華開始為右派甄別平反了，黃被調去做這件事。因人手不足，他夜以繼日地處理案件，為一個一個蒙冤的人寫報告，平反昭雪。等別人搞得差不多了，關於他自己的報告才開始動手。當關於為他平反的報告剛剛完成，正待上級批覆時，甄別工作突然「煞車」了。他沒能趕上這班車，結果還是「右派」。他經手甄別平反的人恢復了職務，而他自己卻又被趕出了法院。幾經周折，他才有幸離開勞改農場，到蕪湖市搬運公司當了一名拉板車的的車夫。他日復一日地拉著沉重的板車，在蕪湖市的大街小巷裏熬了十六個春秋。他的妻子本是師範畢業的教師，飽受岐視和淩辱之後，被迫離開了學校，終至精神失常。兒子進了造紙廠，又因父為「右派」、「政審（政治審查）不合格」而被辭，遭此打擊也患了精神分裂症。

安徽省會合肥是宋代名人包拯的故鄉，包公祠至今還屹立在合肥市內。李葆華到安徽沒多久，便贏得了人民的普遍愛戴，很多人稱他「南包公」、「李青天」、「活海瑞」。但是他在安徽的所作所為，在毛澤東看來卻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等到在文革中將劉少奇鬥倒之後，毛便於一九六七年春將李葆華送上了鬥爭台。書也好，劇也好，碑也好，統統無從談起了。李葆華被鬥時，罪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劉少奇在安徽的代理人」。他同當時被打倒的各省的書記一樣，除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之外，人人都有一頂「劉少奇代理人」的帽子。而他們所「代理」的，大致也就是李葆華所做的上述那些事，只是各人做的程度有深有淺罷了。
　
李葆華只是許多中共幹部中的一個。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許多中共幹部幡然醒悟，明白不能再盲目追隨毛澤東了。無數農民餓死這一歷史浩劫在他們心裏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悔恨，因為他們當初參加中共的革命，就是為了解救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農民。一九六二年鄧小平有段話很能說明當時這些幹部的心理：「我們過去是搞錯了，我們承認。群眾說怪話，埋怨也是對的。．．．．要承認錯誤，群眾還是會給我們『改過自新』的機會的。」（注３：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接見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工作人員的講話。）

至於如何「改過自新」，這些中共領導人想到的便是順應農民的要求，使農民再度成為土地的主人。按鄧小平的說法，「我們在考慮．．．．譬如說．．．．包產到戶，或叫做分田到戶，要它們合法化。這都是些想法，究竟採取什麼措施，我們全黨、中央在考慮。」（注４：同注３。）

可是過了一個月，鄧小平和他的同事們還沒有「考慮」出個結論來，他們就遇到了毛澤東的當頭棒喝。毛把「包產到戶」的主張斥之為「走資本主義道路」，並在九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進一步說，「中國的右傾機會主義還是改個名字好，叫做中國的修正主義。」（注５：《黨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二十二頁。）

七月間，鄧子恢在中央高級黨校對幾千名來自全國的幹部大聲疾呼：「我們應該懸崖勒馬了，再也不能搞左的一套了，那是禍國殃民的做法。它使成千上萬人非正常死亡，凡是有一點良心的人，都應該感到痛心、內疚。」（注６：林青山著《康生外傳》第一八八頁。）他是有良心的，他帶著他的良心下了台。可是毛澤東呢？

兩千萬人餓死，毛澤東身為禍首應當受懲，至少也應像過去的皇帝那樣下個「罪已詔」，昭示天下，向人民告罪。可是這個人間慘劇在他心中留下了什麼悔恨沒有？沒有，沒有任何文字記載可以說明這一點。的確，他曾經有幾個月不吃肉，但他並沒有認錯。在一九六一年八、九月間的廬山會議上，他就很不在乎的說過：「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有什麼了不得。」（注７：《黨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六期第四十一頁。）

毛澤東果真沒有「良心」嗎？倒也不能這麼說。據他的私人保健醫生徐濤回憶，他還是關心農民疾苦的：「一位衛士回農村探親，毛澤東叫他把農民吃的飯帶些來。那衛士帶回來的是糠窩頭。．．．．毛澤東剛吃一口，眼圈就紅了．．．．他命令把身邊的工作人員全叫來．．．．對大家說：『吃，每個人都要吃。這是農民吃的飯。你們比比你們吃的飯，要將心比心！』」「毛澤東抓起筷子時，總習慣敲敲碗盤感歎兩句：『什麼時候農民都能吃上我這樣的飯，那就不得了啦，那就太好啦。』」（注８：見《熱河》一九八九年第七、八合期中《毛澤東的私人生活》一文。）

但是，毛是個認為即使用世界半數人口的生命去換取資本主義的滅亡也值得的人，既然人民公社是未來共產主義的雛型、是通向天堂的橋樑，是幾億人民的「萬年幸福」的所在，餓死幾個人，兩萬也好，兩千萬也好，當然只不過是「那麼一點」錯誤罷了。

在巨大的災難面前，毛「退居二線」，被迫交出了一部份權力。以後形勢逐漸好轉，並非由於他的思想「戰無不勝」，而恰恰是他甩手不幹，靜觀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去搞的結果。劉少奇等人所做的不僅挽救了國家，使經濟免於崩潰，在挽救共產黨政權的同時也挽救了毛的統治，只不過客觀上降低了毛的聲望而已。即使這樣，毛也不願接受，危機剛一過，他就把劉少奇那些救民於水火的政策當作罪惡討伐起來。

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的北戴河會議上，毛劈頭第一句就是：「今天單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其實，共產黨真有垮臺的危險，那也是在六○年而不是六二年，到了六二年夏，中共執政以來最危急的關頭已經過去了。劉少奇在那年三月五日的一次談話中曾說：「什麼叫最困難時期？就是農民暴動時期，這樣的困難時期過去了。」這是實話。在餓死那麼多人的情況下，農民都沒有造反、暴動，共產黨渡過了最危急的難關。

毛所以到這時再來危言聳聽這一套，把共產黨垮臺的危險說得那麼嚴重，其心理同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時一樣。那時他怕的是彭德懷聚眾逼他認錯，進而請他靠邊休息；現在他擔心的則是大權旁落，劉少奇突然有一天會提出要他退休的意見。早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之前，毛自己曾表示在將來適當的時候不再擔任党的主席，因此八大修改黨章時便加上了一條規定：「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到了六二年，劉少奇聲望日隆，要是中央委員會突然認為「有必要」請毛擔任名譽主席，一生不甘寂寞的毛澤東是斷然不能接受的。他在北戴河突然大講「我們要搞一萬年的階級鬥爭」，就是想製造一個外部形勢險惡的氣氛，藉以箝制並清洗內部持不同攻見的人。

毛的目標當然是劉少奇。只要身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同時又把持著黨的日常工作，毛就有可能被請到一邊去。但是，他沒有足夠的力量觸動劉少奇。在中央委員會的投票表決的程式仍然未被廢棄時，也決無扳倒劉的可能。這樣，剩下來所能做的便是「清君側」，砍倒劉的左右手：一個是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一個中央財經小組組長陳雲。毛給鄧、陳下結論，說鄧的「包產到戶」是不要社會主義、陳的財經小組的報告和文件則是「一片黑暗，沒有光明」，對前途喪失信心。於是中央農村工作部連同部長一塊兒撤銷，中央財經小組則是陳雲「被剝奪了財經工作的領導權」，「小組陷於癱瘓狀態」（薛暮橋語）。劉少奇似乎不懂得唇亡齒寒的道理，也可能因力量尚不足以與毛對抗，他採取遷就、退讓的態度，聽任毛將兩個主要助手整掉而沒有加以保護。

與此同時，張聞天到南方數省調查了兩個半月，寫成了一份主張農民「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場價格自由出賣其農副產品的權利」的意見書，經過經濟研究所的專家們討論修改後，於七月中送到毛澤東的辦公桌。張本意是為中央提供決策依據，毛卻認為這個右傾份子堅持搞資本主義。他把那意見書當作張的新罪證，決定對張「進一步審查」，從此禁止張參加任何中央會議，閱讀任何中央文件。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雖然贊成張聞天的這類意見，但他們連鄧子恢、陳雲都不加以保護，對已戴著右傾帽子的張聞天無端被二度打擊自然也就袖手不問了。

至於彭德懷，毛澤東也順便打了他兩棍子。由於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宣佈「和彭德懷有相同觀點的人，只要不裏通外國的就可以翻案」，彭於三月間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打電話，表示要寫信給毛和中央，要求審查他「裏通外國」的問題：「查出來，就把我的頭宰掉，掛在天安門上示眾，我毫無怨言。查不出來，我倒要問問他們，為什麼．．．．」（注９：馬輅等著《國防部長浮沉記》第一七五頁。）六月中，他遞交了一份八萬言的申訴，「請求主席和央組織部份立案審查，處理我這類莫須有的罪名」。這樣，北戴河會議中毛又將彭的申訴斥為「要翻案」，宣佈五九年的反右傾不能一風吹，拒絕給彭平反。於是整個中央委員會又次跟著毛的調子對彭進行缺席批判，說他配合國際反動勢力向黨進攻云云。

除了「要搞一萬年的階級鬥爭」之外，毛還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口號。為證明其必要，他便到處尋找階級鬥的靶子。

正好七月間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理主任班禪就整個藏族地區（西藏及青海、甘肅、四川、雲南部份地區）在民主改革中出現的過左的做法給中央寫了份長篇報告，要求糾正，這就使他成了毛澤東唾手即得的鬥爭靶子。據班禪本人說：「報告中有些問題講得厲害一點，語言上刺激性大了一點，當時毛主席看了很不高興。以後，一九六二年八月的北戴河八屆十中全會，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綱領，我就變成階級鬥爭的物件。到了一九六四年，我被作為『階級敵人』受到公開批判。『文革』期間，又關了整整九年零八個月的監獄。．．．．鄧小平為我出獄出了很大的力。我在監獄中沒有死掉，主要是周恩來先生的恩情。」（注１０：《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八年四月四日。）

就像彭德懷在一九五九年廬山一封致毛的信使自己至死不得翻身那樣，班禪的一份報告也使自己做了毛澤東的十年囚徒。

班禪一案又殃及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這個中共高層人物中毛最早的戰友被批為搞「投降主義」，執行「修正主義路線」，因而他根據班禪報告中的意見主持制訂的關於藏族問題的政策文件也就統統作廢了。李維漢所以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被批判並在以後被撤職，還由於他在知識份子問題上與毛意見相左。六二年三月前後，周恩來曾數次批評對待知識份子的過左行為，宣佈中國的知識份子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份子，「如果把他們當作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那是不對的。」（注１１：一屆人大三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李便於五月間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書面報告，主張工人階級和知識份子的聯盟是中國的第一個聯盟。這是毛澤東絕對不接受的。毛在八月北戴河會議中把知識份子與地主、富農的子弟相提並論，說還「沒有來得及對他們進行教育」、「資產階級份子，陽過來，陰過去，陰魂未散」。（注１２：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這樣，負責中共對知識份子和黨外人士的統戰工作的李維漢被批、被免職也就是必然的了。

抓蝨子不嫌多，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還整了另外兩位重要幹部，副總理兼國務院秘書習仲勳和國家經委副主任賈拓夫。這件事倒不是毛本人發的難，興風作浪的是他寵愛的打手康生。

三十年代時曾有民謠：「陝北出了個劉志丹。劉志丹來是清官．．．．一心要共產。」劉於一九三六年戰死，因為死得早，人們對他瞭解不多。劉的弟媳于五六年開始執筆寫小說《劉志丹》，書中有個人物「羅炎」，瞭解故事背景的人很容易想到那是高崗的化身。說來也巧，這部本來不一定引人注目的小說開始在《工人日報》連載時，中共正在北戴河開會，毛澤東正在大講其階級鬥爭。並沒有看過這小說的康生聽到了早年曾與高崗共事的閻紅彥反對出版的意見，便如同嗅覺靈敏的饞貓聞到了魚腥味，一邊向毛報告，一邊下令《工人日報》停登，責令報社寫檢查。這個專愛興風作浪的康生在一九四五年七月曾說過：「高崗是西北的革命領袖，今後不准任何人反對，閻紅彥反對高崗是錯誤。」現在高已被捕自殺，他又以閻的意見作為依據將《劉志丹》判為「反黨小說」。

毛澤東也沒看這個小說，但是在九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上卻念了康生遞給他的一個條子：「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因為康生的這個意見與他的「階級鬥爭學說」正合拍，於是他又借題發揮說：「凡是要想推翻一個政權，先要製造與論，搞意識形態，搞上層建築。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一九五九年初，小說作者曾將《劉志丹》初稿校樣請習仲勳審查，因為習是陝北紅軍、黨組織的元老之一（一九四五年中共召開七大時進入中央委員會的老陝北幹部僅他和高崗、賈拓夫三人）。既然寫《劉志丹》的是反革命，支持作者的習仲勳、賈拓夫自然也就在卻難逃了。毛澤東當場宣佈彭德懷、習仲動、張聞天、黃克誠、賈拓夫五個人「罪惡實在太大了」，取消了他們參加中央全會的資格。

這是一九六二年的一件大案，中央組成「專案調查小組」，組長便是康生。康以整人為樂，「因此遭受迫害的黨政軍領導幹部有三百多人，受害的一般幹部和群眾就更多了。」（注１３：《中國青年》一九七九年四月號，習仲勳的文章。）究竟有多少人受害？小說作者李建彤在《現代文字獄》中披露：「挨打、關押、逼死的總有上萬人。」其中劉志丹的堂弟被打死，表侄被打後自殺。特別令人不齒的是，連劉志丹的夫人也成了打擊對象。二十年前中共為劉志丹舉行公葬儀式時，毛曾題詞「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劉夫人年輕守寡，守了二十六年，竟成了半個反革命份子，被送到陝北農村長期勞動去了。

一九五○年，詩人柯仲平去向毛澤東道別，說要回陝西，寫長詩《劉志丹》。毛說：「好啊！一個人一輩子能寫出像《紅樓夢》那樣一部書就可以了。」如今詩寫成了，卻因為小說《劉志丹》反黨，他的詩也成了「反黨長詩」。按李建彤的說法：「黨霸們對他也進行迫害．．．．逼他日夜地寫交代．．．．終於使他心血管暴裂，突然死去。」

當時，在此案中打擊的至多只是下放勞動而已，到了文革那就真正成了迫害：賈拓夫被囚禁，不久就被折磨死去；習仲勳蹲了八年牢；劉志丹的弟弟劉景范七年；勞動部部長馬文瑞六年。另一位劉志丹當年的戰友，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白堅受盡淩辱而死。湖南省勞動局副局長劉宗煥，被毒打後扔進河裏死去。小說《劉志丹》的責任編輯何家棟，全家被趕到農寸，每人每月僅得五元生活費，母親和兩個兒子相繼病餓而死。小說作者李建彤在陝北採訪、收集素材時，兩位為她帶路的老百姓也遭了殃，他們被逼得走投無路而尋了死。最荒唐的是，習仲勳曾經在一家飯館吃過飯，辦案者便認定飯館經理是習的「地下交通員」，而且一下株連到幾家飯店，逮捕了十幾個人，整死了五、六個。

習仲勳是周恩來最重要的日常助手，整掉他是否有警告周的意思，那只能猜測而沒有佐證。但有一條是可以提一提的，李維漢雖是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可是中共統戰工作一向由周恩來負責，因此李其實也只是周的副手。把李、習搞掉，周是應當有唇亡齒寒之感的。但是周除了對習說「我們還是好朋友，千萬不要有一念之差」之外，實在也沒有法子救他。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負責對各國共產黨和革命組織的交往。他於二月間向中央提交一個報告，主張對外應採取和緩（非激進）的方針，援外亦應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現在毛澤東批他搞「修正主義」，他便靠邊成了閒人，以後被撤了職。

一九六二年時，毛澤東尚沒有足夠的力量與整個黨對抗，他對付不了劉少奇和鄧小平控制下的嚴密的黨組織，也就無法掀起一場以劉、鄧為目標的政治運動，更不能設想倒掉周恩來。他的攻擊只到鄧小恢、陳雲為止，便轉而去準備文化革命了。嚴格來說，毛當時是轉而尋求倒劉少奇之道，而非準備文化革命，因為遲至一九六五年，他仍然沒能找到倒劉的途徑，他所能做的仍然是「清君側」，清除彭真等人。直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名詞被發明時，毛仍然不知道如何打倒劉。六六年八月「紅衛兵」的出現是他意外的收穫。這已超出本書的議題了。這裏要說清的只是：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時，他已經企圖打倒劉少奇了。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的種子，早在六二年就已經播種下了。為闡明這一點，特引述毛澤東本人的幾段話如下。

一九六四年二月，毛同一位外國領導人談話時說：「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們黨內有些人在國內主張『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要搞垮社會主義制度。『三自一包』是他們的國內綱領。這些人中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除此之外，每個部都有，每個省都有，支部書記裏更多．．．．」（注１４：《黨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六期第四十四頁。）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對越南共產黨主席胡志明說：「『文化大革命』是積累多年的產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是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這四年。」（注１５：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十年後的評說》第二三八頁。）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對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的兩位領導人卡博、巴盧庫解釋為何要搞文化革命時也提到六二年，說那時「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

劉、鄧在一九六二年是否有推翻毛的企圖是不難弄清的。毛對卡談話時，劉、鄧已經倒臺，可以用來安在劉頭上的罪名已全部用上了，可是沒有一條可以同「推翻」毛扯上關係。正因為拿不出罪證，第二年他才通過康生搞出了一個誣陷劉是「叛徒、內奸、工賊」的材料。其實毛並不見得真認為別人要推翻他，他只是自己退居二線後發現失策，想重新抓權，可是師出無名，不好明說。而劉、鄧鑒於幾年大災大難的教訓，儘管對毛依然敬畏三分，卻也不甘拱手請毛主宰一切。從劉少奇的角度來看，確實也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把幾億人的命運再交給毛去折騰。文革中毛控制國家後的災難也證明，劉抓權不放是有道理的。毛搞不了文的便動武的，搞不了合法的便來非法的。文革中的「奪權」就源出於此。至於毛說劉要「推翻」他，別人相不相信他倒是不很介意的。

黨的高層領導人中，無人有意推翻毛是事實，很多人對毛不滿卻也是事實。譬如黨副主席、政府副總理陳雲，一九六一年六月在青浦縣搞調查，記錄了一個農民的牢騷：「蔣介石手裏受難，吃飯；毛主席手裏享福，吃粥。」之後，有人指出，說這話的是個「壞人」，他的話不能代表農民的意見，但陳雲還是把這話寫進了《調查紀要》。

由於毛澤東總說「成績是九個指頭」，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便說：「九個指頭，一個指頭，但一個指頭可能是杜勒斯的癌症。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這幾年不夠，可是這幾年左傾錯誤的經驗夠了。」（注１６：黑雁男著《十年動亂》第四十八頁。）（按：杜勒斯是當時因癌症死去不久的美國前國務卿）

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一九六一年九月說：「長征苦？長征還沒有大躍進苦。」又說：「少奇同志說，搞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犯了嚴重錯誤，這錯誤中央負主要責任。」這裏中央顯然主要是指毛。（注１７：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對廣東省高級知識份子的報告。見首都紅代會鬥爭陶鑄籌備處」印發的材料。）在六二年三月的一次報告中，陶鑄乾脆就說：「要跟共產黨走，不是跟哪個人走。」（注１８：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全國話劇歌劇創作會議，見同上材料。）

一九六一年底，身為山西人的彭真在與山西幹部的談話中，也「挑釁的提出『三面紅旗是紅旗？是灰旗？是白旗？』的問題，並五次叫囂『人民公社要垮臺』」。如果說這還不能說明彭真對毛不滿，那麼當時他讓北京市委書記鄧拓領導一批幹部查閱五八年至六一年毛和中央批發的全部檔，這件事是足以說明問題的。參與此事的市委宣傳部長李琪說：「目前的問題是全國性的問題，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犯了路線錯誤。」另一位則真截了當的說：「彭真讓我們查中央文件中的問題，可以用來糾正中央的錯誤，讓毛主席冷靜下來檢討。」（注１９：以上均見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北京日報》。）

點名批評毛澤東到這種程度的不多，一般人只是委婉地說幾句而已。譬如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大躍進中是一員積極份子，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鬥彭德懷，他更是一員大將。但他畢竟是鄧小平的老部下，當劉、鄧與毛岐見逐漸加深之後，他就不那麼死心塌地追隨毛了。六二年，他先後在四川省委召開的會議上說：「我們四川有些問題，為什麼別的省也有這些問題呢？原因就是大家都是一個媽養的嘛！」「這幾年犯了一些錯誤，主要是死了一些人．．．．以前為什麼不檢查呢？主要是為了體貼毛主席的苦衷。」（注２０：見重慶大學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編印的《打倒李井泉》一書。）

更多的是不點毛的名，只是對毛堅持高舉的「三面紅旗」予以抨擊。如農業部部長兼黨組書記廖魯言在一九六二年說過：「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對不對？對了，為什麼鬧成這個樣子？」「社會主義國家的農業生產，沒有一個搞得好的。」（注２１：引自北京農業大學和農業部一九六七年刊印的批判廖魯言的材料。）

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也說過這樣的話：「三面紅旗不紅，如果不徹底解決問題。就紅不下去了。」（注２２：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廣東《野戰報》。）

貴州省委書記苗春亭則攻擊大躍進：「天天講躍進，搞得飯都沒吃的。沒飯吃還有什麼可談呢？」

稍低一級的幹部，如河北保定地委第一書記李悅農甚至對下級說：「以後不許再提三面紅旗了，要只提總路線。」他實在很聰明，因為總路線只是一句口號，是紅是白均無大礙，而人民公社和大躍進才真正是禍源。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澤東去李悅農管轄下的徐水縣參觀，說糧食多了「一天可以吃五頓嘛」時，他就在旁邊陪同。大躍進時他積極過、風光過，如今也醒悟了。

主持宣傳部門，天天領導報刊、電臺去喊「三面紅旗萬歲」的幹部也厭倦了靠說假話、大話度日的生活，開始說真話了。但說真話就要付出代價。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陳其五被撤了職，以後又被開除了党藉，而野心家張春橋則因此而撈到了升遷的機會。陳其五的真話流傳於世的只是片言隻語，且只能從文革中批判他的文章裏去找：「他惡毒地咒駡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三面黑旗』，說什麼總路線『從頭到尾有錯誤』，大躍進是『大破壞』，人民公社弄得『十室九空』；聲嘶力竭地鼓吹『三自一包』，宣揚『分田到戶』。」陳的官職雖不高，但他與劉少奇關係很近。據他自述：「我對少奇同志是十分敬愛的，他不但是黨的領袖，在個人關係上也永不能忘。是他批准了我的黨籍。」「我的名字也是他要我改的，第一個寫『陳其五』三個字的，就是他。」（注２３：以上均引自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上海《文匯報》。）

陳其五「咒駡」大躍進是「大破壞」，「三面黑旗」，鼓吹分田到戶，多少反映了劉少奇系統的那批幹部當時的觀點。當時，連自一九五九年鄧拓被毛趕離《人民日報》社後就兼管《人民日報》和新華通訊社的吳冷西也敢於「攻擊三面紅旗」了。他在六二年二月一日說：「到現在為止，這個局面，不是大躍進，是大躍退。．．．．這是人禍，不是天災。」（注２４：新華社「革聯」編印的《吳冷西對抗毛澤東思想言行一百例》。）

吳冷西說的是實話，一九五八年以大煉鋼鐵為中心的「大躍進」，目標是年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幾年躍進過後，六二年的鋼產量只有六百六十七萬噸。（注２５：《經濟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期第四十一頁。）同大躍進前的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六二年的工業總產值倒是增加了百分之十九點九，但這是以更低的效率、更不經濟的途徑大量消耗資源的情況下實現的，所以結果是國民收入反而比五七年下降了百分之十四點五。六二年，人民賴以生存的糧食、棉花的產量，甚至比中國步入「初級社會主義」之前的五二年的產量還要低。（注２６：《黨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四期第六十九頁。）糧、棉、油、肉，同國民黨時代收成最好的一九三六年比，除糧食產量略高一點外，都低了一截。若按人均佔有量計，就都遠低於一九三六年了。（注２７：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第一八四、一八五頁。）農業產值可資查核的數是：一九六一年比五七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六（注２８：《黨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另據《天府新論》（成都）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刊載的韓西林的文章說，農業總產值一九五七年是五百三十七億，一九六○年是四百十五億。）的的確確是吳冷西所說「大躍退」。不過吳只是在新華社的內部會議上這樣說，作為「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每日公開刊發的稿件仍是假話連篇，無日不喊「三面紅旗萬歲」。自然，這不能苛責他個人，因為連劉少奇在公開場合也在說這樣的假話：「從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們實現了連續三年的大躍進。」「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完全正確的，完全必要的。」（注２９：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四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對於中共幹部，不求其在公開場合說真話，凡是能在黨內會議上說幾句真話的就已經難能可貴了。
　
一九六二年的確是中共歷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年。由於對毛澤東堅持左傾路線的不滿，相當多的幹部在思想感情上同他疏遠，而逐漸在劉少奇麾下集合起來。

譬如副總理李先念就這樣說：「少奇同志懂得經濟工作，實事求是，真正接受了三年教訓。國家有希望了。」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副總理譚震林在全國農業和計畫會議上作長篇報告，多次提到「少奇同志說」，「少奇同志講」，「陳雲同志倡議」，「小平同志倡議」，顯然冷落了毛澤東。

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在文革中被打倒，他在檢查中曾承認自己一九六一、六二年「對三面紅旗動搖」，與劉、鄧「思想感情有共同之點，很自然地感到對路」。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則自認「對鄧小平有較高的迷信」。

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曾被毛批為「從來不向中央作報告，以至中央同志對組織部同志的活動一無所知，全部封鎖，成了一個獨立王國」。但安子文不服，曾公開對人說：「中央，誰是中央？北京中央負責同志很多，劉、鄧、彭才能代表中央。」由於毛「退居二線」，安只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和主持中央書記處的鄧小平、彭真報告本是正常的，並不違反黨的原則。自然，安親近劉、鄧而疏離毛，這也是事實。

在毛無端整了那麼多人之後，對毛敬而遠之本十分正常。文革中被毛稱作「閻王」而打倒的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曾說過一段很耐人尋味的話：「一不小心，掉入右派深淵，反黨深淵，右傾機會主義深淵，修正主義深淵。以後少搞點深淵．．．．」（注３０：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全國電影故事創作會議上的講話。）

經過一個一個政治運動，同毛直接打交道的高層幹部恐怕都有類似的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感。劉少奇因此而逐漸成為「中共」的旗幟，這是一九六二年前後在中共發生的一個巨大的變化。毛澤東不能容忍這一點，他要尋找奪權之道。後來這條途徑果然被他找到了，這便是文化革命。

其實，文革浩劫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一九五九年七月底在廬山會議順利地打倒了彭德懷後，毛澤東認為自己的地位已足夠穩固，便於八月二日接著在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上說：「準備明年開黨代會。看形勢，如需要，今年九、十月開也可以。」他準備在六○年甚至五九年就召開中共九大，原因是他估計經濟形勢很快會好轉，糧食、頭髮卡子都有了，就可以用「事實」痛斥右傾份子，開一個勝利的大會。不料，才過了半年，全國各地就大批餓死人。無論他是否相信，他都知道形勢不妙，因此就再也不敢提開全國代表大會的事了。

按中共黨章，一九五六年召開八大，至遲應在六一年召開九大。但六一年時，劉少奇在中央委員會的聲望已逼近毛澤東，要是有人根據八大新黨章中設立「名譽主席」一款提議毛任名譽主席，很可能會獲得通過。毛的面子雖然可以保住，但他必會成為一個多餘的人物，而不像「退居二線」那樣仍然有軍委主席一職在身，可以尋機而起。更重要的是，如果劉少奇擔任主席若干年後，有人要追究大躍進失敗的責任，要對兩千萬農民餓死一案提出控訴，甚至清算他的路線，他就無盾可護了。因此，六一年是最不該召開黨代會的一年。

不該開就不開，黨章約束不了毛澤東。他已經這樣做過一次了。一九三五年中共長征到達陝北，應該召開七大，但當時毛尚未鞏固其地位。總書記張聞雖然聽他的，但張國燾的實力卻勝過他。張之後又有史達林的親信王明，因此毛一直拖到延安整風中將王明徹底搞垮之後，才在四五年召開七大，此時距召開六大的一九二八年已有十七年了。

毛這一套是向列寧學來的。廬山會議結束第二天，即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他在一次講話中說：「列寧當時的政治局只有五個人。在困難時期有人反對他，說他不民主，不召開會議。列寧說會還沒有開，可是革命勝利了。．．．．列寧說你們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派別，要你們來幹是不行的。」在毛看來，黨章執不執行，會議召不召開，只取決於是否有「資產階級派別」奪他的權的危險，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九年將劉、鄧及一半的中央委員清洗之後才召開九大。

毛從未公開解釋為何從八大到九大拖了十三年，倒是文革中他的主要打手張春橋及康生替他作了坦白。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五日，張春橋與上海華東師大范大學的學生領袖座談時說：「像劉少奇問題，想想多可怕，如果運動（指文革——作者注）前召開九大，很可能劉少奇當主席，毛主席做名譽主席．．．．按原來的黨章九大早就開了，那劉少奇當了主席，彭德懷很可能當國防部長，鄧小平、羅瑞卿就都上去了。羅瑞卿是假黨員，陸定一早就是叛徒．．．．」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在接見雲南軍區幹部時指著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說：「你認為我們党沒有民主，代表大會長期不開。這是誰的話？是赫魯雪夫。．．．．我批評了你，你說要辯論。」說著掉轉頭對眾人說：「同志們想一想，如果我們開了九大，劉少奇、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那些烏龜王八蛋，就選到我們黨內來了．．．．趙健民，你要開黨代表大會，這個話你講過沒有？」

趙；「講過。」

康：「哪一年？」

趙：「一九六一年。」

康：「在什麼地方？」

趙：「在昆明，劉少奇從國外回來時講的。」

康：「要是按黨章的話，五年開一次，開了九大那就糟了。這是一切反革命修正義的一張王牌．．．．」

要是一九六一年的劉少奇堅持原則，堅持按黨章辦事，毛會像文革中那樣將劉搞掉、整死嗎？不可能，除非暗殺，毛沒有任何途徑可循。毛可以堅拒召開會議，但九大是否延期應由政治局決定，而這樣的會似乎沒有開過。主持黨務的劉少奇可能從未將這列入議事日程。他不可能忘了此事，而且既然他將三年來發生的事稱作「人禍」，便不可能不清楚誰是禍首，因而未必不願見毛退休。

九大被擱置，可能的原因有三。

一是開不成。召開九大便有毛退休可能，人人都知道這一點。既然毛不想開，劉若堅持要開，便等於伸手奪權，趕毛走路。如果毛願意走，中央委員們自會選劉為主席；但若毛不願，他們卻決不會用投票的方式請他走，首先周恩來就不會贊成。

二是劉已實際主持黨務，可能覺得不必王圖黨主席的虛名。

三是劉被毛製造的假像迷惑住了。

一九六一年九月下旬，毛澤東兩次會見英國二次大戰時的統帥蒙哥馬利元帥。會見前，他便打算藉與蒙氏會見的機會把迷惑、穩住劉少奇的煙幕彈施放出去。本來他對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是不滿意的，會後不久他就在一次會議上半認真地說過「大家擁護『八大』，不擁護我。」（注３１：《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三十四頁。）可現在他需要用「八大」決議為自己作掩護了。

在見蒙哥馬利的前一天，為會面做準備時，毛談到「八大」的新黨章：「裏頭有一條，必要時中央委員會設名譽主席一人。為什麼要有這一條呀？必要時誰党名譽主席呀；就是鄙人。．．．．誰當主席呀？．．．．以前，兩個主席（指党主席和國家主席——作者注）都姓毛，現在一個姓毛，一個姓劉。過一段時間，兩個主席都姓劉。」

二十三日，毛、蒙談了三個半小時。道別前，蒙欲第二天再談一次，毛以要去別處推卻了。但大約因為蒙未問及毛的「繼承人」問題，毛認為失去這個施放煙幕彈的機會甚為可惜，次日淩晨又通知蒙再談一次。

這次會面，毛開門見山主動引出「繼承人」的話題，說：「中國有句話，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說自己活不過七十三歲，即只能再活四、五年。

蒙哥利亞順勢詢問毛：「你的繼承人是誰？」

毛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

蒙又問：「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嗎？」

毛說：「劉少奇之後的事我不管。」（注３２：《我眼中的毛澤東》第一九七至二○一頁。）

由於毛與外賓的談話紀錄一向作為檔發給高級幹部，因此劉少奇必定知道此次談話的內容。當時蒙哥馬利眼見毛在長江中游泳，健康得很，曾經對毛的悲觀說法大惑不解。他不知道毛正在耍計謀，將自己扮成消極、與世無爭的角色，以軟化劉取而代之的決心。

在製造了那麼大的災難之後，本來這個黨無論如何應當如期在一九六一年召開大會、總結教訓。如果召開九大，毛很可能被逼退休，再也不能禍害中國。可惜的是，劉少奇雖不太可能相信毛活不過五年的說法，但對於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卻深信不疑。他絕未料到毛在一年後會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做口號打擊他，更想不到毛會對他暗藏殺機。

總之，一九六一年是可能請毛退休的唯一機會，也就是說，六一年是避免文革浩劫的唯一機會。六二年上半年時，劉、鄧還能在相當程度上控制中共的走向，但此時要求召開九大已名不正言不順（一九六一年不開，就沒有道理一定要在六二年開）。到了八月間，毛澤東突然用「階級鬥爭」、「資本主義道路」、「修正主義」等似是而非的理論唬住了中央委員會，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打了個漂亮的翻身仗。從此再也沒有人敢議論「三面紅旗」的是非，沒有人敢追究三年人禍的責任，文革的發生就只是早晚的事了。

八屆十中全會結束時，印尼總統蘇加諾的夫人正好訪問中國。本來報上只有國家主席劉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往來接待的消息。但已將劉視作其主要政敵的毛澤東，決定不讓劉的夫人專美，他採取了一個當時幾乎沒有人十分重視的行動，將江青請了出來。

九月三十日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位置上印著一條醒目的大字：「毛澤東主席和夫人江青接見哈蒂妮．蘇加諾夫人。」旁邊是一幅半尺見方的照片：毛與印尼蘇加諾總統的夫人正在握手，笑容可掬的江青立在其中，恰處照片的中央。可以說，這是億萬中國人第一次見到「毛主席夫人」的丰采。

按照在延安時黨的決定，江青是不得以主席夫人名義參與政治的。如今，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下，全黨已順從了毛澤東的意志，他也就不再將這條紀律放在眼裏。他果斷地利用蘇加諾夫人來訪的機會，砍斷了那條紀律鏈索，解放了江青。這是一次成功的嘗試和挑戰，當年制訂這條紀律的周恩來等人默認了毛的行為，從此江青就要在政治舞臺上大顯身手、盡情表演了。這是中國歷史上至關重要的一天。

中國共產黨的首腦機關既然在一九六二年表現得那麼軟弱，到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及其「咬人的狗」（江青自述）江青究然向他們挑戰時，他們驚慌失措，頃刻瓦解，也就不足為怪了。從人禍到浩劫，其間本來就沒有一道鴻溝可以隔開的。(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