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5日讯】 实话的代价

一、第二位政治的祭品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下工厂。天桥化工厂座落在黄河之畔约一公里的一片原野上。是一个区办的自负盈亏的集体企业。厂长是原区委的副区长。

由于区篮球队经常外出参加比赛，工厂里没法把大家安排在车间干活，只把大家安排在运输队。在厂里，大家是可有可无的一群工人。但是，工厂却要按时付给大家工资。因此厂领导很有意见。只是由于厂长和李科长的交情，为了区委在市里的荣誉，才接受了篮球队。

我刚到工厂不到一个月，就接到大弟弟学校发来的公函，叫我立刻回青岛，是关于大弟弟德增的事情。什么事情公函没有明说，但学校能发出公函，肯定是德增出了问题。

我立刻请了假，返回了青岛。一进十四中，校长就把我叫到校长办公室。

原来是学校传达上级的报告的时候，讲道：“……苏联修正主义诬蔑我们，每天喝稀粥，吃菜窝窝头，一家人穿一条裤子。你们互相看看，大家每天不是吃的饱饱的，脸上红红的……”

“脸上蓝蓝的，三根肠子挽着两根半！”突然德增小声地跟同班同学说。

这句话当场被这个同学举报到校长那里。于是，大会批、小会斗。斗的他连说话也不敢说了。

实际上，自一九五九年冬以来，全中国在这场灾害中，有的村庄甚至饿死、逃荒的早已空无一人。普通人能够平安活过来已经是自己的造化了。难道说：“脸蓝蓝的，三根肠子挽着两根半” … 这不是实话吗？！但是，在那个时代，说实话就是犯罪，甚至是找死！

可惜德增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就因为讲了实话而获罪。

怎么办？！──只有请求老师，看在他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的份上，原谅他这一次吧！好说歹说，校长才答应给了他个留校察看的处分。

见到德增，我只有当着老师的面狠狠地批评他了一顿。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后，返回了济南。

后来，谁也没有想到就因为这句话残害了他的一生。

历史罪恶，不容掩盖！发生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的那场灾难，根本不是自然灾害，三千万以上的无辜生命被活活的饿死，正是毛泽东逼迫人民虚报粮产而疯狂追收公粮还苏联债的结果！

二、谁之罪

其实，在我于五月第二次住院期间，区里已经接到上级下发的档，是传达中央对于三年灾祸的总结和检讨。这个档是传达到县团级的。由于天桥区的齐区长，同时住在医院，因此区宣传科的科长奉命向我们传达。

当然，传达只是照本宣科，一字不错的。档中国家主席刘少奇非常坦诚地把三年灾害说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的话使我今生今世都忘记不了。

他说：“……自一九五九年冬开始，连续三年的灾害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灾害。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我们对不起自己的祖先，对不起人民。……我们要永远牢记这些错误，决不允许错误重演。……我们完全应该把我们所犯的错误、教训刻成碑文，立在每个公社的门口，立在县委、地委，立在中南海的门口，让子子孙孙记住这一代人的历史教训。” ……

那么，究竟是谁犯错误了呢？──刘少奇在档里没有说。但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直经常在报纸的刊头位置的毛泽东像却忽然消失了。他每次出游，报纸都要大肆鼓吹的，他的消失自然而然地要引起百姓们的猜测。

我曾在这次返青经过城阳时，到大信村我同学范巨民家，为了“文芽”学社的事跟他闲聊过自然灾害的事。我是这样说的：“这么长的时间没有毛主席的报导，是不是他死了？”其实，我只是随便一问，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范巨民竟然向公安局举报了我这句话，以及对天灾人祸的看法。

因为谈话只在两个人间进行。大概公安也认为直接找我不太合适，所以当时并没有找我。但是，我现在敢肯定，这个材料在我返回济南后不久就已经存放在我的档案袋里了。

前面我已讲到，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全国发动的大跃进，造成全民大炼钢，学生停课炼钢，农民停下农活炼钢……一切都为了“赶英超美”。地瓜烂在地里，玉米、高粱、晚稻无人收割。搞全民食堂，只要佩戴“钢铁战士”的胸章，可到任何食堂吃饭，既不缴粮票，更不花一分钱……。

但是，收税一文钱不能少，征公粮，一粒米不能少，到处的浮夸，稻米亩产到了十万斤。既然吹上去了，你就要缴出应交的数额。而这些征来的粮食，果蔬都上那里去了呢？绝大部分运到了苏联。运去是还朝鲜战场的帐去了。去还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一项建设了一半就全部撤走专家和机器的帐去了。这些事情早就在民间传说了，只是没有公开地说出来罢了。

据区团委一名从历城团委调到天桥区团委的女干部说：“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到历城视察的前三天，历城县团委召集全历城的共青团干部开会。”要求两天之内把四十亩的稻子集中到一稻田地里，结果超额完成。

毛泽东视察这里时，问粮产评估员：“这一亩田能产多少稻子。”评估员开口就说：“三万五千斤！”毛泽东当场就说：“人民公社好！”

毛泽东走后，他视察站立的地方立刻建了一个凉亭，而且在凉亭里立了一块毛泽东手书的“人民公社好”的巨大石碑。

这就是当时的情景。

如此吹捧，如此浮夸，中国人焉有不挨饥荒之理？！

是干部下放，还是永远开除干部队伍？

一九六二年五月，天桥区体委卖电影票的事情被区委某位领导指责为“投机”行为，是体委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本来体委可以筹一点钱来为篮球队买运动服，发一点生活补助，可是这么一来，体委可真断了外快。接着，天桥化工厂张厂长又提出，这么多球员在厂里不能正常干活，集体企业无法负担工资。

在此双重压力下，体委决定撤销球队建制。运动员中一大部分回到了原来自己的单位，剩下不多几个人，是当年初中、高中落榜的学生，就安排到了天桥熔炼厂当工人。

按说球队解散，我应该回到体委工作了。然而，我也同剩下的球员一同分到了熔炼厂。我理所当然地产生了疑问。我自认自己“一不偷，二不抢，三不耍流氓”，是一个本本分分的正派人，让我跟球员一样下放工厂，这不符合政策。

为此，我找到了李科长。李科长说：“关于你工作的事，我说了不算，你还是到区委人事科去吧！赵科长管你的事。”

于是，我找到了赵科长。她说：“干部下放是党的长期以来的干部政策。下放下去，有一年、半年回原单位的，也有三年、五年回不来的。你要服从领导的安排！”

我无功而返。事情拖到了一九六三年夏天。按照国家政策，中专毕业生第一年的工资为30.50元，第二年为42.50元工资。我自到体委就是30.50元工资，即使是下放只要不受处分，工资仍然应该上调到42.50元的。但是，两年来我不仅成了一名炉前工，而且工资一分钱也没调整。

因此，我又第二次找到了赵科长。

谁知她开口就说：“你现在已经不是区委的人了。工资的事情归你现在的工厂负责！”

“为什么？──你不是说我属于干部下放吗？！”

“你父亲被捕，你弟弟散布反动言论。你自己难道没有问题？！”

“我一不偷，二不抢，三不耍流氓！我的问题在哪里？！请你给指出来，我好检讨改正！”

“不偷不抢，不一定就是好人！你自己回去想吧！”

她说着话，就用手推着把我轰出了人事科！

看来，跟她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的。为此，我产生了离开济南，回到青岛的想法。我通过青岛的朋友联系到青岛纺织机械厂的一名济南有家的技术员。他叫刘奇，是厂里的篮球教练。

当时，有一条规定两地生活的职工，为了照顾家庭者，可以自己找好对调工作的物件进行对调工作。

为了此事，我又找了赵科长。她是负责人事的，对调工作的事也只有她负责。

一开始，她表示答应研究、研究。这样一来一研究就是一年。

二十三岁的我，也到了开始谈恋爱的年龄。巧得很，一九六三年底，天桥区举行全区职工文艺会演。我在厂里负责搞了一个职工小合唱。而且我在一九六二年八月，考取了济南市职工业余艺术团合唱队。

在这次文艺会演上，我自己演出了独唱，厂里的小合唱两项都获了奖。便小小地有了点名气。一位理发员姑娘，借此找到了我。名义上是找我学唱歌，实际上是想同我发展物件。

就这样，我们很快热恋上了。我把此事跟她讲了。她表示非常同情。我告诉她我想回青岛。她说：你就是到天边，我也要跟着你。这里，为了别人的家庭，我省略了她的姓名。

……

其实，从一九六二年以来，每隔几个月，中央就要下发几个档来，让下面工人学习。三年灾害期间，全民食不果腹，谁都不关心政治。为了生存，自由市场由地下变成公开。这些档就是针对灾害期间出现的“资本主义”苗头而下发的。

先是学习十条，不到两个月这个十条被推翻，又出现了一个十条，为此大家把这两个十条叫着前十条，后十条。

没有多久，这两个十条又被推翻，出现了一个“农业十六条”。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老百姓当时还真的不知道。

但是，当时的中国有一个特定的规律，即是：只要有学习政治档的事，后面肯定是要来大运动。这叫做先下“毛毛雨”。

而且，自一九六一年底以来，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时间里，总是不停地播放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到了后来，竟然发展到了批判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等等其他国家领袖的文章。

当时的中国总让人们感觉到好像被所有的国家包围起来一样，到处都是敌人。

可是，我们是小小老百姓。老百姓需要的是吃饱肚子，能干活挣钱，养家糊口，谁还管什么政治不政治的事？

进入一九六四年，又下发了二十三条。有些单位出现了有人挨整的事。当然，被整的一般是单位的领导。如厂长、供销科长……。不管那个档如何变，有一条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拔除“资本主义苗子”。

……。

到了一九六四年夏，我同那位理发员已经发展到每日都要见面的地步。未婚青年男女接触时间一长，感情一加深，最难避免的就是拥抱、亲吻。至于偷食禁果有时也在所难免。我们开始了谈婚论嫁的事情。

她把想结婚的事情告诉她的父亲。而她父亲是区委的一位科长，一定要见我的面后才能决定。我在她的相邀下去了她家。

她父亲当然认识我。当时就夸我：“小伙子身体好，有文化。”但是对于我俩的事始终没有表态。

长辈不表态，我们认为这就是默许。于是爱的更加疯狂。我们准备元旦结婚。这时，已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了。

在熔炼厂，有一位技术工人叫田郁文。当时的年龄在五十岁上下。据说是历史反革命。但在厂里几乎所有有关技术上的事情都是他负责。而且工资是全厂最高的七级工。

厂里主要的工作是回收汽车废电池，然后熔化成铅块。再把铅块熔化后倒进模具里，做成阴阳极板；或把铅熔化后，以800℃ 高温在厚铁锅里干炒。铅经过如此的热处理，先是变成灰色的粉沫，叫做阴极粉，继续炒下去，经过约八个小时，变成大红色粉沫，就叫阳极粉。俗语叫做铅丹粉。据说，古时候中国的道人炼制长命不死药就是用铅丹粉做的。可是，铅是有毒的。长期从事此项工作的人皮肤上都会出现一些粉尘附着身体很难清除的现象。

厂里有制板工序。这就是把阴、阳极粉，各自加硫酸搅拌均匀，然后涂沫在阴、阳极板上。再经过二十四小时充电，阴、阳极板便制成功了。

熔炼厂的整套工作，田郁文都要过问、指导。

但是自从一九六四年十月，田郁文便随时都被叫到厂党总支办公室。一去就是几个小时。回到车间也总是闷闷不乐，不言不语。他越不讲，别人就越猜想。 大家根据他的表情估计到运动可能要开始了。他肯定是“运动员”。

我自恃自己没有问题，一心想回青岛。几次找赵科长商量同青纺机械厂刘奇对调一事。但是不管怎么找，她就是推挡，不肯放我回青岛。

终于在十二月份最后一次找她的时刻，她变调了：“走，可以，但不能对调，可以辞职。不过我劝你还是留下来。下一步运动时，好好换换思想吧！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总比背着包袱走好！”

这一次我终于听明白了。看来，这个运动还真的要整到我头上来了。我二话没说扭头回来了。接着找到那个女孩子，跟她说明情况，让她考虑是否结婚。

她非常坚决，拉着我回家去找户口本。因为结婚是需要户口本和单位介绍信的。但是她怎么也找不到户口本，于是相约第二天再说。

第二天找她时，她正在同其父亲吵架。大意是，你不能把户口本藏起来。结婚是我自己的事，谁也无权阻拦。

我当然无法替她说话。刚要走，她父亲叫住我，对我说：“我告诉你，王天增，今后不许你再进我家大门。我家闺女我说了算，就是不能嫁给你这样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当他知道女儿的事后，首先想到的是我为什么下放工厂这么长时间还不回体委工作。于是，他找赵科长了解情况。他是党员，当然赵科长会把我档案的情况跟他讲的。到底我档案里装的是什么，我自然不知道。唯一能知道的是，父亲被判刑，大弟弟“散布反动言论”，至于我自己如何，只有他们了解。

如果是普通工人，辞职报告一交上去，立刻就会批准。但是我的报告交上以后，一直没有消息。问工厂长，厂长说：“你的报告我们无权批准，你还是到区人事科去问一问吧！”这时已经是一九六五年一月下旬。

我忿忿地去找区长办公室，是一块住过医院的齐区长接待的我。他对我很客气，先让我消消火气，然后让我谈事情。

我向他讲明几次我找赵科长的经过，并表明坚决不干了！

他先是劝我沈住气，最好是留下来继续工作。并且说，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人人都可能下放工厂 ，长期劳动……。

我跟他讲，在那里工作，干什么工作我并不计较。问题是，我从上学到今天，没干一件枉法之事，赵科长竟然让我放下包袱，我无包袱可放。与其如此被人无端猜疑，不如干脆一走了之。我是一般不会流眼泪的人，但讲到此时我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也许齐区长也曾被整过，我一哭竟然把他眼泪也带了出来。他沉默了一会说：“同志之间是应该以诚相待的。下放政策没有错，但下放下去要事先向同志说明为什么下放，要鼓励下放的同志在下放的单位端正人生观，做出新的成绩。”

他让我先回单位，他先找赵科长问一问情况，然后再通知我。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又找到了他。

他仍然劝我留下，说以后会重用的。但是，此时我已无法忍受如此的欺辱。我向他表明了坚决辞职的决心。最后，他让我回单位元等消息，说：“既然坚决要走，一定会给你答复的。捆绑不成夫妻。”

果然，二月十四日厂长把辞职证明和退职费交到了我的手中！

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个跟我相恋的理发员。西元二０００年，我第一次返华探亲时，找到了一块在工厂工作的朋友。朋友告诉我，她是怀了我的女儿，被父亲毒打一顿关在家中十几天后自己跑出来的。由于不知道我在青岛住什么地方，差点得了神经病。最后挺着大肚子跟一块工作的小伙子结了婚。

我的朋友利用其他关系，把女儿找到饭店，一块吃饭。考虑到近四十年我没尽一点父亲的责任，很是对不起她，于是没敢相认。从此，就再也没有联系。(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