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 (1)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
张祖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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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正处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之中。社会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变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变化之大,引得世人瞩目。然而,诚如前人所言:理论往往落后于现实生活。在今日中国,系统说明这种变化的著述少之又少,仿佛社会根本没有这种需求似的。从政治和政治学的角度论述社会变迁的著作,在国内更是凤毛麟角。许多执着地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人却并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何为人权?何为宪政?对于如何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宪政民主政体更缺乏深入思考和实证研究。笔者本非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但自认为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知识份子;自觉有责任将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呈献给世人。倘若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对人们的思考略有一点帮助,对社会进步略有一点贡献,则于愿足矣!

我将在本书的前言部分论述中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对社会发生影响的主要思潮和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可能走向;在本书的正文部分回答什么是宪政民主,为什么要在中国建设宪政民主,怎样在中国建设宪政。

在全书的起始,有必要首先搞清时代背景,即中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执政的共产党的正式说法是: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如果我们超越“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论,用现代化理论和社会进化理论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变迁,就不难得出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判断。其主要特征是: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专制政治转向民主政治(准确地说是宪政民主政治)。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和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谁也无法否认,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与正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了。我们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即可以清晰地看出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些重要特点。

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这样几个趋势:(1)非国有化。改革之初的197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为4237亿元,其中国有工业3289亿元,集体工业948亿元,城乡个体工业和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为0,非国有工业产值仅占总产值的22%。而到199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为119048亿元,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33621亿元,集体企业45730亿元,个体企业20372亿元,其他经济类型企业27270亿元。非国有企业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70%以上。1998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指数(上年为100),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100.1,集体企业为109.1,个体企业114.7,其他经济类型企业125.3。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仅比上年增长了0.1%,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国有经济成分。(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00》)。

截止1999年底,全国私营企业达151多万家,从业人员2022万人,注册资本1028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0%、18%和36%;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的个体工商户达3160万户,从业人员6240万户,注册资金3439亿元;三资企业达32万家。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指出:1992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数位:非国有经济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第一次超过了50%。到90年代末,非国有经济的产值已占到工业总产值的74%。这表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擎天柱在90年代已逐步让位于非国有经济,在国有经济萎缩、下岗大量出现的现实情况下,非国有经济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参见1999年第10期《经济与资讯》)随着经济转轨进程的加快,非国有化的趋势也在加速。

(2)市场化。据统计,现有生产资料的价格90%以上是由市场决定的,生活资料的价格95%以上由市场决定。在国有企业的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中,执行国家指令性计划所占的比重已从改革前的95%以上降到5%以下;换句话说,今天的国有企业主要是面向市场进行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而不再象过去那样仅仅是完成国家计划的机器。至于在原有体制之外生长起来的非国有企业,从一开始就是应市场需要而生,并且是按照市场规则(当然,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运行的。90年代以来,市场化趋势更加显着。95%以上的产品价格先后放开,各种要素市场逐步开放,不仅商品市场发展很快,资金市场、技术市场、产权交易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劳动力市场等也都在蓬勃发展。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认为:目前我国经济的总体市场化程度大致在45%—50%。预计在“九五”计划末(2000年)可达55%;“十五”计划末(2005年)可达65%—70%,即完成转轨进入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初级阶段。2005年以后我国市场化进程必将加快;2010年以后,我国市场化程度可达80%以上,使转轨基本完成。2020年左右,可以跻身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参见顾海兵文章“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载1999年8月13日《中国经济时报》第3版)

(3)国际化。197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206亿美元;1999年增加到3606.5亿美元,居世界第八位,其占GDP的比重达到近40%(1978年不到10%)。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正在大幅度提高。1978年至199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超过40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近3000亿美元。全球最大的500家企业当中,已有289家落户中国。199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已达到创纪录的1450亿美元(如加上香港特区则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愈来愈紧密,日益国际化。

(4)工业化。工业化是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20年来,这方面的变化十分显着。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1亿元,其中农业产值为1018.4亿,工业产值为1607亿元。到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9552.8亿元,其中农业产值为14298.7亿元,工业产值为39149.8亿元。在过去的20年中,农业产值增长了13倍,而工业产值却增加了23倍多。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不到18%,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却达到50%左右。1999年,全国的钢产量为12426万吨,原油1.6亿吨,原煤10.45亿吨,水泥5.73亿吨,发电量12393亿千瓦小时,均已位居世界前列。上述数位表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增速是相当快的。

20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两层结构转化为三层结构。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呈现典型的“国家——个人”两层结构,国家通过单位(工厂、公社、机关、学校等)制度直接统治个人。改革以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产生了一个新的民间社会,如民营企业、民间社团、各类中介组织、民办媒体、民办学校、城镇社区组织等。其结果是“国家——个人”两层结构转化为“国家——民间社会——个人”三层结构。这使得国家对个人的控制能力相对减弱,个人选择的机会日益多元化,个体对行政机构及其衍生物的依赖性大为降低;同时形成了范围广阔的社会公共生活空间及个人生活空间,人的潜能与活力被大大启动。(2)中产阶层的产生与成长。改革以前,只存在党政官僚特权阶层和工人、农民、城市平民等下层社会,没有中产阶层。改革以来,随着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民间财富的迅速积累,一个收入丰裕、生活富足、资产殷实的中产阶层正在形成。

据保守的估计,全国个人金融资产超过100万元的人数远远超过100万,个人金融资产超过10万元的则达3000万人以上。如再加上其家属,就更多了。尽管他们目前在总的人口构成当中所占的比例还不算大,但由于他们掌握着大量财富,主导着市场的发展趋向,控制着广泛的社会资源,并且在日益积极地参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因此,他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必将对社会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3)社会两极化。一方面,富有阶层、中产阶层的人数在逐步增加;另一方面,贫困化的人口仍为数巨大,城市下岗、失业人数还有较大增长。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到1999年末,全国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650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575万,两项合计已超过1000万人。这还不包括城镇集体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的职工下岗人数、未经登记的失业人数、停工待业和停减发工资的职工人数及漏统的人数;如果加上这几块,人数当会超过2000万。(另外一种说法是:1999年,全国有下岗职工1174万人,其中492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 。预计2000年下岗职工将达到1200万。《北京青年报》2000年3月15日第2版)有人估计,1998年我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在1540万——1600万人之间,加上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减少1700万;两者合计3200——3300万人(胡鞍钢,1999)。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济竞争加剧,下岗失业职工人数还会进一步增加。全国农村尚有几千万贫困人口和上亿的过剩劳动力,他们的生活更为困苦,权益更没有保障。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要大大多于生活较为富裕的中产阶层的人数。(4)城市化。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到1999年底,全国建制城市已达663个,市镇总人口为38892万,占全国总人口的30.89%。城市比1985年的324个增加了一倍多。当然,不应简单地把过去的地县改为市等同于城市化。但是近些年来,城市人口急骤增加,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城市生活方式迅速传播确是不争的事实。愈来愈多的人群受到城市的文化生活、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模式与社会心理的影响,由农村向城市迁移,使得城市人口不断增加,整个社会不断上升的城市向心趋势日益递进。 (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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