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6日讯】有人说，文革是一场人民文革，因为造反派趁机造反，于是，和毛的文革形成对峙，造就了第二个文革。
他们说，在规矩不成，方圆无望的1966年，那是一个无奈但是有价值的选择，不能要求那些禁锢中人采纳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云云。
这个说法接下来的推理则是，那个造反和人民文革，是后来发生四五运动乃至89运动的最初尝试，其意义之高要足够估计。
这个说法是不是合乎逻辑呢？我们前此对于人民，革命，文革，做过一些分析。对于上述说法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予以反驳。现在，我们就误入歧途的造反，在当时的意义上和现在的意义上，尝试再做出一个浅浅的分析。这个分析从如何打倒官僚的方式入手，随后对打倒中人的政治身份和阶层属性，做出判断，最后，我们提供一种文革无价值说结论，也就是说，如果未来中国发生某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普世价值和法治框架应该承担的责任。
文革的“打倒”，是在何种意义上的革命，应该廓清其内涵。
暴力革命，在1789年和1917年都曾经发生。那种血流成河的场景被无数作家记述和分析。多数作家，除去定义其历史的必然性之外，都对暴力带来的屠杀，毁灭和虚无主义给予批判。其中，暴力败坏人性，中断传统，杀人劫货，制造仇恨……是他们否定之的主要根据。在法国革命以后的岁月中，法国本土和英国的一些作家，对之进行了汗牛充栋的著述。其中恢复法治和重建信仰，是革命后时代人们做出的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的复旧，有赖于其先前的存在。法国的基督教重建，当然是捡回被丢掉的东西；而拿破仑法典的建构，则是对于英国反革命派的一种见解的妥协。这两件事情的完成，本身，就是对于革命的清算。
没有人说，革命的发动和避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但是，也没有人主张，要在西方再次发动一种枉顾法治和信仰的革命。法国1968年人发动的革命，没有提供取代法国现存制度的理论实践，他不曾动摇其根本的民主和宗教，只是左派不断地做出他们的貌似伏尔泰的批判，在不会被镇压，更不会像遇罗克和林昭一样被枪毙的前提下，提出他们的乌托邦梦幻。
所有这些，和文革的前提和背景，没有任何一致性。
中国的革命和文革，是在没有信仰和法治传统的框架里进行的。不是人们丢掉了什么，而是他们牙根就更本不具备。于是，在文革的恶性游戏中，民主的，法治的，文明和文化的因素，其实根本就是一场虚无。一百年来，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只是在纸上谈兵，从孙文到胡适。而党文化，在两党的革命大业中，却占据主导地位。这个党文化，又分野成为蒋介石和共党文化。蒋介石是有文化的专制，后来，共党，演变成为无文化，剿灭文化的集权。这个比较和区分，是我们估价百年中国的基本尺度。去除这个尺度，你就无法了解一些极为本质性和常识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就无法了解民主的有无和多少的问题——也无法了解何以台湾的转变可以实现，而大陆的不转变，还是今天乃至可见未来的现实。
在这个基本前提确定以后，我们再看文革的游戏规则。
这个规则的产生，是在不具备任何民主宪政传统的革命现场中制定的——抑或是根本就无法显现的文革潜规则——这个规则的反规则性，其实非常浅显，就是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是法律，是教条。在这个粗鄙的规则面前，革命人民进入革命场景，立刻转化为对革命对象的杀戮和侮辱，甚至可以吃掉敌人的肉体。据说，这个吃人的法则是有国粹传统的，但是，这个吃人的法则，更多来源其1966年的“无法无天”。打人，杀人，成为文革的革命方法和革命意志。杀人狂的基本根据，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好人打坏人，活该！”
杀人，其实是革命的基本手段。中国革命，人民革命，也是杀人。现在说，巴勒斯坦死了多少人，伊拉克死了多少人。其数字以百记，以千记，已经不得了，西方媒体对此瞠目结舌，大喊人权践踏了，生命涂炭了。不想，我们的解放战争，一下子就是几十万，几百万人命的损失。中国人不但不对此瞠目结舌，而且赞扬有加，说是伟大的三大，还是几大战役。杀人不过头点地。毛说，死人怕啥，死掉几亿，就是共产主义了！他一下子派出百万之众，开赴北韩。一下子，又要给埃及二十五万志愿军（只是埃及拒绝）。再一下子，开赴越南，老挝。他试验原子弹。陈毅说，不穿裤子，也要制造原子弹！
又说，你们都来吧，从东西南北都来，我头发都等白了！
那是六十年代，党，四面出击的年代。在那样一种革命杀人的真理实践中，国人知其罪孽者，人数很少。狼奶教育，使得杀人这件事情变得可以接受，可以容忍，可以尝试。水浒，就是杀人真理说。1966年红卫兵成立以前，毛就在人民日报刊登“造反有理”（祝贺斯大林寿辰讲话，毛选以外篇）这个杀人的前奏曲，暗示，现代水浒大戏，就要开场了。骆小海等人心领神会，马上炮制造反有理——实为杀人有理的同类前奏曲。毛见到，欢喜若狂，说，我支持你们。于是，杀人游戏在杀人理论的蛊惑下，正式拉开序幕。
1966年，在这个杀人游戏的第一场戏中，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芸先生，就被活活打死。她被打死以后，毛为了“天下大乱”，发表十六条，宣扬巴黎公社无政府主义，同时假惺惺说，要文斗；八一八，他却改口直接说，要杀人，要开刀，“要武”！于是，北京城，成为现代杀人屠场。
我们的问题是，在这个杀人合法的时代，什么人是可以被杀戮的。官僚们，知识分子们，大小名家们，乃至小人物们，是不是就可以被杀死呢？
或者说，共产党的大小官吏们，是不是也像罗伯斯皮尔和丹东一样，可以先被革命道理杀死精神，再被革命者杀死肉体呢？这个反对官僚的文革，是不是因为杀死和反对了干部阶层，就带出人民性和积极性了呢？
我们的看法完全不同。除去文革的主体，人民，被当作一种毛式力量任意驱使之外，毛式革命是借助人民之手进行，完成的。这是主流，其他抑或存在，也无关大局，成为异数。
开始，人民踢开党委，自立门户，自唤红卫兵，造反派，开始了革命和杀人——我们知道，他们杀死那些共党高，中级干部，行使暴力，满腔正义，一往无前，其实，都是毛的意志和企图。
二、人民，是在谁的赋予下，进行造反的，“趁机”之说之机缘，是不是人民的权利恢复，还是被当做了毛的一只枪（江青说，我是他的一条狗），狼奔逐突了一回？
在毛让你做枪的时候，也就是，你被劫持，甚至患上斯德戈尔默综合症以后，你的权利，人身，心思，究竟是获得了愉悦，还是感到了不幸？
那个短暂的反对时期，毛在其革命历史上运作过无数次，调动过千千万万人众，你以为是意外获得机会和真理的机缘了？
你以为你关在笼子里的自由，就是自由本身的一部分了？
你，难道没有意识到，被毛辱没的那种耻辱和羞愧吗？
毛看到反对派的崛起，就像邓看到民主墙一样，极度快感，但却故作掩饰吗？时间！时间！是最重要的证据——毛在‘红旗’十三期以后的作为，就是又次引蛇出洞——人民，地富反坏右，也是他的蛇，因为，那个时期，他必须造成他四十年代在重庆鼓呼民主的效果——健忘，还是封闭，使得人民毫无意识！
这个时间短暂到人民什么事情也不会做成，就被机关枪扫射了。
是的，此前，毛，没有预料到吗？这个胸有百万兵者。难道他不知道他镇压的地富反坏右，一时间，也会枉顾经验，起来追随之吗？
毛是最大的试错和证伪者（一位文革学生领袖对我们说）——可惜，就像罗素说的，经验主义者无法说明，给鸡只喂养一百次食料，它们也无法得出被掐断脖子的命运——国人现在怀念文革，建设什么文革饭店，上演样板戏，场场爆满。
笔者更见有老者，立于北京报国寺旧货市场高唱文革赞歌，人群欢呼雀跃……——他们是不是罗素之鸡呢？
毛，不知道你广西，广东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压迫吗？他不知道造反，会产生类似他们打倒蒋介石从而打倒他本人的革命吗？他知道！！！但是，形势需要他放出这个许诺，而不是形势造就了造反派出来“维权”。
毛的意思是，他要放开政治空间，放开给所谓敌对阶层，敌对人士，乃至造成一个大民主的乌托邦空间和乌托邦时间吗？目的达到，他再收回许诺——而他造反中人却已为这个被释放的空间是一次革命。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是也。
他没有控制之的本钱吗？如果他没有控制的本钱，他不是成了只相信坦克车的那个改革大师了吗？
在此一清二楚的前提下，究竟你为螳螂，抑或他为黄雀，还不清楚吗？
三、于是，我们认为，对于所谓人民之敌的杀戮和斗争，其实也是枉顾上述法治和信仰原则的——我们这里说的，是博爱和宽容的原则，不是毛信仰。其中一个最为简单的原则是，干部的罪恶，是不是可以以斗争，批判或者杀死之这样的方式处理——虽然，这个处理方式更多地表现在官方的镇压和杀戮中。换言之，在没有法治框架和法治思维的1966年，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是想得起来，建立一种法治定罪制度，对党的干部，官僚，进行量刑和治罪——如果这样做了，毛的意图是否尚能存在。
举个例子。刘少奇是有罪的。他的革命生涯就是一部罪恶历史，尤其罪恶的，是他要为毛思想确立负责——就像林彪后来成为文革罪恶的第二负责者，概因其确立个人迷信。但是，我们无法接受在剥夺刘的全部法律权利的情形下，对其定罪。固然，这个定罪，至少尚有一个虚伪的党代会。而在“人民文革”中，上上下下许许多多的干部，名家，被整肃，被整死，被致残，被侮辱，这个革命场景，究竟有多大的现代意义呢？
他的现在和当时的意义又是如何？
再比如，周杨，是一个恶贯满盈的文化党棍。他要对文化界的历次整肃负责。但是，却没有任何一条一款法律，可以对他进行人格的侮辱，任意殴打，百般摧残。人们对待千千万万个周杨，就是这样摧残的。换言之，我们可以治罪之，审判之，甚至处死这个周杨，但是，却不能按照民粹暴民的方式，侮辱，批判，甚至取笑之。
这里是有层次的。在1949年以后，何为那时的官僚，名人——臭知识分子，如马连良，老舍等人，是很难区分，却改定义之的。
要打倒和攻击党的官僚，你如何辨别之！是不是也有一个官方式的级别定义呢？你要打倒的，是所谓十三级以上的，还是以下的。在北京，十三级以上，才是官僚和准官僚阶层；而在外地，在县市，十三级，可以说是大官了。按照人民文革者的说法，你们是要打倒所有的十三级，还是以上者？你们如何区分打击官僚——这个定义呢？你们对待准官僚，享受高等艺术级别的人，原资本家，现在的民主人士等等，如何处理——他们是新阶级吗？是特权吗？革命，是有对象的，是对准一个个阶级和阶层的，你们究竟要对准什么阶级和阶层呢？王洪文，张春桥一类货色，是什么级别，什么官僚呢？你们对待李素文，陈永贵一类货色，又是如何定级，定义之？
比如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打死卞仲芸，这个举动，是不是反对官吏之举动呢？因为卞仲芸是十三级干部。按照反对官僚的革命是人民文革，你们是不是说，这个杀人案件是革命事件，是人民文革，是造反有理呢？
你们的同伙，在北京中学中杀死的那些人，是不是也是卞仲芸那样的“官僚”呢？事实究竟如何，当时人心知肚明——还要我们一一举证乎？
至少，在北京，在北京的大学，无论哪一个造反派别及其领袖，都是进行上述杀戮的有罪责者。在聂原梓，蒯大富统治期间，各类革命统治者杀死了多少教授，老师，一般的工作人员，这是记录在案的。我们可以按照王友琴的文章和书籍，把这些杀人案件一一对号入座。虽然，他们个人不是刽子手。但是，在杀人的权利链条上，有聂，蒯这样的环节，因而是不可推脱的。
北京一例，是有示范作用的。道理简单，毛式文革的“首善”之地，是这里。
其实，文革岂止是反对官吏！文革是对所有中国人的摧残和杀戮。只是官方区分了被杀死者的政治地位。他们对于刘少奇等人的平反，是为了以后，让王/刘氏，毛氏和解，并对邓氏镇压做出“人民解释”——人民是要改革稳定的。而在这个只是涉及刘的否定中，广大死难者被淹没了。
这个做法和人民者的做法是一样两面。一个是说，刘等，可以平反——一个说，刘等可以反对。而解放之，反对之，都建立在枉顾法治和信仰之党的意志和党的意识流之中。
我们的说法是，无论是对毛对刘，要清算之，不是进行N次文革，而是要将他们带进法庭（虽然，他们在四届人大期间，也说民主法制），带入普世意义上的法厅，而不是带入大批判，大斗争，打死人如打死一只蚂蚁的斗批改大广场。
正是因为人们不假分析地给出一种反对官僚即为真理的毛式革命论——加上他们完全误解的巴黎公社精神（尤其是他们误解毛式公社说的真正意图），文革研究，才会出现今天如此荒唐的局面。
一些人口无遮拦地叫嚣第二次文革；一些人说，文革无罪人，从毛开始——他是试错，证伪（一个当时的学生领袖如是说）；一些人说，林彪，是一个反文革的英雄，其“五七一”说，成为“解放思想”的第一个纲领；至于周，则是力挽狂澜，稳定局面，抓革命，促生产的功臣；蒯，聂等人，也是各司其功，喊冤叫屈；原红卫兵，一如既往，或厕身事外，或集众念旧，好像他们是最早的先知先觉者；一些附和毛的机会主义观点的人，则成为今天的“异端”大师，煞有介事地胡说八道；更有一些老外，跟在新老左派后面，论述文革的伟大意义……诸如此类，都是四十年后文革伟大/尾大不掉的原因。国人反思之事甚多，不及一一反思之。但是，四十年了，时间却在逆转。这是我们观察文革反思现状的一个悲观结论。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当纳粹尚为第三帝国主流文化的时候，要人们对于赫斯或者格林，是不是人民纳粹，做出判断，是完全没有任何可能性的。虽然，纽伦堡法庭不会因为他们后期的反对行为而开罪之。
第二个前提是，如果现在还有人为文革做出相反的定义，把黑的说成白的，那么，就像希特勒当年那样，他也会完全违反俾斯麦的反革命作为，貌似一个革命者，并将其生产力和革命远见，推向史无前例的高度，整个一个颠倒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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