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涛:公共灾难与宪政民主–由六四到汶川地震

王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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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3日讯】就在中国举国为地震灾难中死难的同胞特别是死亡儿童而悲伤的时候,“六四”又来临了。对于我们对两件事都深感悲痛的人来说,一个问题自然浮现:在六四和汶川地震之间有什么联系?试图探讨时隔如此长的两个事件的复杂的因果关系,是一个在学术上看很难入手的研究课题。然而,由于这两个事件都是大事件,我们可以通过探索这两个事件所象征和代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来,理解这人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

六四扼杀了中国的什么政治前景?这就是,宪政民主。

六四事件的意义,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解读。老百姓通常的解读就是政府杀人,是一桩罪行。支持政府的人则解读为是维护政治稳定的必要措施,也许是悲剧。但是,对于在六四中被镇压的力量来说,现在的共识的基础是从六四扼杀了中国的什么政治前景来解读六四事件的。这就是,宪政民主。也许有人会争辩,当时就是那些运动的领袖也既不懂宪政民主、也没有那样的意识,很难说六四前的政治风潮是争取宪政民主。我认为,根据80年代末期的政治发展脉络看,如果那场运动不被镇压,运动中的诉求在主要因素的作用下,一定会走向宪政民主的结论。我们可以从东亚到苏东国家那时的政治发展类推大陆的可能局势发展。

那么,汶川震灾象征着什么事件呢?对于许多国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灾难。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灾难中不仅有天灾,也有人祸;有些人为因素至少恶化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后果。从这个角度看,汶川地震是一个公共灾难事故。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个事故暴露了中国所有这类事故都有的问题。

如果六四事件是扼杀宪政民主而汶川震灾是公共灾难事故的象征,那么我们就有一个思考的进路去理解和把握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宪政民主与公共灾难事故的关系。我们可以追问,如果中国有宪政民主,汶川地震会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吗?

我目前正在另外的场合系统地探讨汶川震灾中的人为因素和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这里,我想简单概括其结论。据我看,在这场灾难中,我们至少可以追查政府的五个问题的责任。

一,中国政府在预防汶川地震灾害中的问题

汶川地震发生后,人们就在追究一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政府压制了地震预报?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对于这次地震,专家有预测、民间有预感、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作了内部预告。但是这些努力都被某种权威机构压制了。现在有人想把这类压制行为解读为学术分歧或科技不成熟,以掩饰政治问题和责任。但是,这样的解释不能成立。第一,那些地震研究和预告的权威机构都是政府部门,是按照政治规则运作的;他们的事物仍然是政府的失误。第二,在他们对预告的无视和谨慎中,折射出官场政治文化的问题,也就是说,那种官场风气是压制地震预报的直接因素;而对人的生命的冷漠反映出邓小平以来的官方发展政策的问题。第三,中国政府在预防地震中的问题主要不是预报,而是对于被预测到的地震没有任何防范措施。尽管临阵预报有分歧,但是学界对于那是大震的可能区域没有分歧。而中国各级政府没有建立观测机制,没有预设救灾组织系统,没有安排队伍和设施,没有进行地震教育和训练,甚至还在这些危险区域建设可能促成地震的工程项目。

二,中国政府在灾害发生后救灾中的问题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做出的反应也远远谈不上及时有力,甚至从专业角度看并不合格。仅仅由于温家宝的个人努力和宣传的操作,将问题转化为成就。首先,中国政府在地震发生后没有及时建立有效专业的救灾系统;直到现在,现场也是相当混乱。第二,救灾活动非常不专业化,在黄金时间中基本上是徒手救人。第三,拒绝和延缓外援,使得本来就缺乏的专业力量无法到位。由于这些缺失,黄金时间被错过;大量人员死亡。那些被救出的人也应为缺医少药而死亡。

三,中国政府在灾害发生后的其他问题

中国政府在灾害发生后,还出现如下问题:一方面以篡改资料、撒谎和其他手段掩饰问题。另一方面将贪腐引进救灾赈灾活动中。

四,中国政府对资讯管制的问题

中国政府不是象那些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将媒体开放了,而是通过SARS的教训,改进了新闻管制的方式。在一个全球化、市场化和资讯化的时代,封锁消息只能给谣言机会。中国政府采取更积极的方式通过宣传让读者建立一个正确的现场感受,也就是说,用大量的精心选择的逼真画面和故事 ,满足和刺激读者的心理,同时不知不觉地建立自己想要的政府形象,误导读者不再追问该问的问题。任何来自现场的人都知道中国政府营造的虚假现场多么荒唐,离现场中人们的真实感受相差多么远。中国政府在新闻管制和对不同资讯的镇压上决不比过去手软。他们的这一策略改进使得宣传更可怕了,要操纵人们的感觉。

五,中国政府对于学校建筑的问题。

最后,这次地震能够造成这么大的灾害,特别是那么多的孩子死于非命,与校舍建筑有很大问题。这里决不仅仅是建筑商和经手官员的腐败问题,而是整个发展思路问题。和谐社会更多的是宣传,而不是体现在实际的制度、政策和官场文化的改进中。

在粗略审视这些问题及中国政府在其中的责任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中国不是一个权力和资源高度集中的国家,如果民间社会更健全和发达,如果政府各级官员不是迎合上级心态而是向民众的选票负责,如果有媒体、独立研究机构和民间团体监督政府,那么我们就不会让汶川地震造成如此大的损失。这就是宪政民主与公共灾难事故的关系:如果有宪政民主,我们会大大减少公共灾难事故的概率和恶果。

《人与人权》08年6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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