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2日讯】青春，通常被看作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象征着年轻，朝气，纯真，热情，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但往往被忽视的是，青春还有着天真、轻信、盲从、冲动和暴力倾向，以及容易顺服掌权者并渴望得到他们认同的另一面。正是这些弱点为极权主义蒙骗和利用青年人提供了可能。回顾上世纪极权主义一度横行的血腥历史，人们从中可以发现，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曾通过精心营造封闭的信息空间和进行持续的全方位的精神洗脑，成功地控制了本国青年的思想和心灵，如愿地把他们培养成了独裁政权的政治炮灰和打手，使他们的青春完全沦为了极权政治的罪恶牺牲品。
小希特勒们
希特勒当权的时代，不仅是一个独裁与暴力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谎言与诱骗的时代。通过戈培尔指挥下的纳粹宣传机器喋喋不休的灌输，希特勒成功地使绝大多数德国人完全接受了纳粹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和具有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观念；完全接受了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完全接受了纳粹文化对于各种词汇所赋予的新的注解，将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义”、“法律”、“善良”、“平等”等等所具有的普世原则的本意全都给予颠覆的解释。如同自己的父辈一样，吃着这种“狼奶”长大的德国青年，绝大多数也都成了希特勒及其法西斯主义的狂热追随者。诚如古多‧克诺普教授所说：“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是政权不可缺少的支持，假如没有希特勒青年团坚持不懈的全方位的投入，德国经济和社会早就崩溃了。青年们通过他们的投入对战争延长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古多‧克诺普教授撰写的《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里，曾记载了希特勒时代两个德国少年的典型故事。
纳粹德国战败前夕，为了解决兵员缺乏的问题，实施了以训练青少年成为间谍和破坏份子，让他们携带砒霜和炸药前往盟军战线的背后进行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狼人”计划。
1945年2月21日，德国男孩弗兰茨与赫伯特，作为“狼人”被空投到艾弗尔山的敌军后方。由于党卫军将这两名男孩空投的地方距离目标太远，结果没等他们开展活动，就被美军巡逻兵捕获。经过审讯，美军第九军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判处他们死刑，枪毙。他们的辩护人，一位美国军官，向法庭递交了赦免申请书，说明他们只是未成年的孩子。几个星期后，他们被告知，赦免申请遭到拒绝，并在第二天10点执行枪决。
在给父母的遗书中，弗兰茨写道：“我这样做是深切地希望为我亲爱的德意志祖国和我的人民服务。”或许，直到这个时候，他们还不清楚，他们为之献身的第三帝国已经离最终的覆灭只剩下最后的34天，还不知道，他们所崇拜的帝国元首希特勒早已在一个月前就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逃避了历史的最终审判。
1945年6月1日清晨，就在全世界少年儿童欢庆自己节日的日子里，德国布伦瑞克的采砂厂中，两名德国少年被紧紧地绑在了柱子上。随着凄厉的枪声，他们默默地死去了，鲜血顺着他们还未成年的躯体，慢慢地浸透了脚下祖国的土地。此时，弗兰茨只有16岁零5个月，他的朋友赫伯特也仅仅才17岁。
类似这样的悲剧，在纳粹德国时期何止成千上万。号称党卫军“精锐之师”的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师”，全部是由17岁左右的青年人而组建起来的。师长少将弗里特兹‧维特只有34岁，在1933年前他也曾经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希特勒青年师”是党卫军仅有的三个被用于西线防御的装甲师之一。在诺曼底战役中，“希特勒青年师”那种骇人听闻的狂热和不计后果的勇猛，让英国和加拿大士兵大吃一惊。“这些勇敢的、残忍的、傲慢的‘小希特勒’们，在战场上岁数太小以至于完全藐视危险”，“他们像潮水般扑向敌人坦克，如果他们被包围或被优势兵力压倒，他们就一直战斗到无人幸存。年轻的孩子们，连第一次刮胡子的岁数还没到，就被老得有些都可以做他们爸爸的盟军士兵射倒”。
40多天的战斗中，“希特勒青年师”伤亡超过60％，其中20％丧命，其他的受伤或是失踪。师长维特阵亡，他的指挥部被英国军舰的炮火直接击中。1945年5月8日，只剩455人和一辆坦克的“希特勒青年师”向美第七军投降。从组建到毁灭，“希特勒青年师”在仅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有9000多人阵亡、失踪、受伤、或是被俘。
令人扼腕的是，无论是被美军枪毙的“狼人”弗兰茨与赫伯特，还是“希特勒青年师”阵亡的“小希特勒”们，他们至死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在为“一个出卖了自己，欺骗了自己的政府”卖命。他们尽管死得看似壮烈英勇，但后人绝不会为他们祈祷，更不会把他们歌颂为英雄，因为他们为之献身的第三帝国乃是公认的历史罪人。
红卫兵
如果说德国法西斯当年培养了一大批小希特勒，那么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则造就了一大批堪与小希特勒比肩的红卫兵。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帷幕。8月1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首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毛问给他献花的女红卫兵叫什么，她回答，“我叫宋彬彬。”当毛问清是“文质彬彬”的“彬”后，紧接着说了一句：“要武嘛！”最高指示一发出，红卫兵小将群起响应，立马掀起了一阵席卷全国的“红色风暴”。
什么是“武”？早在青年时代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已经对此作出了经典的回答——“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眼里的“武”，也就是他在这里所说的“革命”，“暴动”，“暴烈的行动”。于是，在文革初期毛泽东一手掀起的“红色风暴”中，打人抄家的暴行不但无人谴责禁止，而且成了受人追捧的“革命行动”。以至于红卫兵施暴时，往往根本不管被打的人姓甚名谁，只要有人说一句这人是‘牛鬼蛇神’就够了。当时，许多人就这样被他们用皮带棍棒铁器活生生一下一下地打死了。
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改名“宋要武”的宋彬彬当时还跟人比赛，见别人打死了6个人，她马上动手打死了8个人。宋彬彬当年的班主任在谈及那会的恐怖情形时曾回忆说，“杀人如麻则是毫不夸张的实情实景了。下面就是当时我同我所教的一个男生的谈话情况：
‘老师！你当过兵，可曾打死过人？’
‘没有。我当兵之后没仗可打了，才转业教你们的。’
‘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个。’
他刚十五岁（我教的那个班都是十五、六岁），手里提着一条浑圆的皮鞭，已经被血渍浸成乌黑色。他说话时是那么悠闲自在，哪里像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接着他向我描述了这样的场面：王府井旁边有一座天主教堂，红卫兵先将十几个修女递解出境（当时‘人民日报’曾作为红卫兵的壮举加以报导），后来便住在那里。教堂里储存有罐头食品，吃饭自然不成问题。每天先到警察派出所问：‘谁是资产阶级？’然后根据提名把这些‘资产阶级’带入教堂，一带便是一家人。一家进去，立即被红卫兵分光。三个红卫兵揪一个，先将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时动手，皮鞭齐下，有专人拿着秒表计时，看各组打死人都用了多长时间，当然用的时间最少的是‘冠军’。令我震惊的是：获‘冠军’最多的竟然是宋彬彬等几个女生。
宋彬彬是我平时喜欢的女孩子，她腼腆、娇小、作业认真、字体清秀，考试成绩也在班里数一数二。而现在，她居然能用皮鞭连续‘作业’，数不清的‘冠军’，连眼前这个男生也流露出‘自愧弗如’的神情。人之变化，令人难料；毛泽东之“神力”，也确非虚传。十几岁的女孩子以杀人为愉悦，我至今不敢多想。”
在这场以红卫兵为主角的“红色风暴”中，仅8月下旬北京就有数千“牛鬼蛇神”死于非命，有不少就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如崇文门外花市大街红卫兵用开水活活浇死一个所谓的“地主婆”，“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北京市文联被红卫兵暴打后晚上选择了跳进太平湖……类似这样的惨剧，在当时可谓不胜枚举。
少年赤柬
凡是参观过红色高棉S-21集中营，或者读过有关这个集中营的文字资料，看过反映这段历史的著名记录片《红色高棉杀人机器》的人，都会对当年发生在那里的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暴行留下难忘的印象。
关押在S-21集中营的全是柬埔寨红色高棉掌权后抓捕的政治犯及其家属，绝大多数是知识份子、老师、工程师，包括躺在母亲怀里的婴儿。这个集中营的生活极端血腥恐怖。送到这里的犯人们先要被照像存档，之后会被强制脱去所有衣服，并去除所有可能的自杀物，再被带去没人的小房。那些要用手铐铐在墙上的犯人则会被带往更小的牢房，而那些被带往稍大的牢房的犯人，则是所有人都被铐在同一根大长铁条上。犯人都睡在冰冷的地面，没有被褥，连睡觉时也是被铐着的。S-21的管理非常严格，犯人的每个行动都必须由守卫批准，不服从就会遭到毒打。集中营里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哑巴牢房——在牢饭里放药，使囚徒变哑巴，目的是为了防止施行酷刑时被害人喊叫。一些只有十平方米大的牢房内被硬塞进了二十名囚犯，永远站立直到死去为止。这里的审问系统类似中世纪的审判所，是被设计用来让抓获的犯人承认有罪用的，折磨他们的酷刑包括电击、热烙，悬挂等。审问完成后，犯人们以及他们的家人通常就会被带往位于金边市中心15公里远的杀戳场处死。在那里，为了节省子弹，红色高棉的暴徒们用铁镣、刀、棍棒拷打犯人直至死亡；甚至把人吊在烈日下暴晒，再活活剥皮；把婴儿抛向空中，比谁用刺刀挑得准…。前朗诺政权的外交部长郑璜曾是这里的一名囚犯，红色高棉处死他的方式是把他活活捆绑着，再把他的内脏挖出来；他漂亮的妻子被轮奸后用铁钉活活锤打在乳房上；他19岁的儿子则被关在一口棺材大小的铁笼里，里面放进剧毒的毒蛇、蜘蛛、蜈蚣。据统计，S-21集中营先后处决了17000人，仅有7人幸存。
最令人惊骇和震撼的恐怕倒还不是这些暴行，而是如此残忍地折磨屠杀政治犯的凶手们竟然都是些二十岁上下的小青年，其中最小的只有十几岁。因此，有人们把他们称为“少年赤柬”。
这些心狠手辣的“少年赤柬”都来自柬埔寨的乡间，在进S-21前，他们中有的是小学学生，有的是实习和尚，有的在家里的农田帮忙，几乎没有人曾住过城市或在那里打过工。
红高棉看好这些头脑简单的年轻人，在吸收他们为S-21工作之前，专门给他们上了两个星期的政治课，灌输共产主义的理念。加入S-21后，集中营的头子康克由进一步对他们洗脑说：“你一定要摆脱打囚犯是残酷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仁慈就被错用了。为了国家、阶级和全世界，你一定要打他们。”要把囚犯当做“连垃圾都不如的”或者“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因为接受了这种理论，年轻的狱警在折磨和屠杀犯人时当然也就没有了心理负担，不但没有心理负担，反而还会升起一种光荣感崇高感，因为在他们看来，按照组织的指示，从肉体上折磨和消灭敌人绝非惨无人道，而是革命的需要。
凡是看过《S-21赤柬杀人机器》的读者可能都还记得，影片一开始，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当年的年轻狱警，在那彷徨地说：“可以办什么仪式，以告亡魂吗？我并不想这样，我其实宁愿战死在沙场…”。他更为年老的母亲则在一旁，凝视远方的双眼透着沈痛与悲愤：“我的儿子在家里时根本不可能伤害谁，但他们却把他带走，让他变成一个杀人魔…”。片子中，有位S-21的幸存者曾问当年的狱警：“同样是人，为何当时能下得了毒手？”这些当年的娃娃兵黯然无力地回答说：“我们不把他们当人，他们是敌人，上面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相信了……”。
青春本应是美好而纯洁的，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却将成千上万人的青春引入了践踏良知助纣为虐的罪恶之途，玷污了青春本应有的美好和纯洁。今天，法西斯主义已成为历史，共产主义却仍在少数几个国家苟延残喘，继续毒害着那里的青年人。这是青春的悲剧，更是共产主义应该被清算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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