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查莫斯不管生前或死后，都能谨守自己的原则。在他领导国家科学院委员会提议戒烟的几年后，他因为罹患转移性摄护腺癌跟死神博斗。
这人受到几百个同事们的喜爱与尊敬。1995年，我们在哈佛办了一场盛大的酒会向他致敬。查莫斯还特地系上大家特别替他制作的超大纸领结，接受爱戴他的学生与教职员们敬酒致意，当时，他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只有几个月可以活的人。不过当时摄护腺癌已经移转到骨头，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
在这场盛大的酒会上，我们分享了很多只有学术界人士会觉得好笑的事情，但无可否认的，空气中仍然充满悲伤的气氛。查莫斯当时已经接受最大量的放射治疗，以舒缓他正承受的骨头剧痛。
这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我们当时全都这样想。但一次偶然与传奇的癌症医师米契尔．盖诺（Mitchell Gaynor）见面之后，为我带来一些希望。盖诺以前是纽约史洛恩－基特林医院的住院主任医师，救过很多别的医师宣布放弃的病人性命。
他是其他癌症医师在自己罹患癌症后，会上门求救的那种医师。我请问他，可不可以参考他在康乃尔大学史特朗防癌中心（Cornell’s Strang Cancer Prevention Center）的档案，以便了解他的医疗过程。当时，他手中有二十多位各种癌症末期的病人，经过他的治疗后都还活着，有的已经超过两年。他们全都接受过正常的化学治疗。他们先前全都诊断只有几个月可活。
但盖诺对他们进行食物疗法，同时还加进一些东西（混和的草药），让这些病人继续活下去。他们之中很多人的情况相当好。盖诺解释说，一位先前在史洛恩－基特林医院担任主任营养师的女士，一年前因为罹患乳癌末期而离职。
由于癌症已经扩散到全身，盖诺以为从此再也见不到她了。但六个月后，她走进他的办公室。肿瘤不见了。盖诺大为惊讶，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她解释说，“怀俄明州一位名叫拉尔夫（Ralph）的家伙弄出这个紫色草药的食谱。我反正别无损失。你们全都认为我没救了，所以，我干脆就试试这个。”
盖诺设法让对方把这种紫色草药寄到康乃尔给他，并让一些已经送回家等死的病人服用。到目前为止，结果极为极为惊人。其他人正在研究这种草药里究竟有那些东西。
我马上打电话给查莫斯，“汤姆，我发现一些东西，你一定要试试看！”我开始向他说明盖诺的疗法。
“你疯了吗？”查莫斯问道，“你一定以为我疯了！我不可能服用没有人研究过的草药。我这一辈子都在用科学方法研究医药。我甚至拒绝思考这样的提议。”
“但是，汤姆，”我向他哀求，“你就要死了。何不试试这个呢？”
“当然，我就要死了。我知道。如果这是在进行随机式的医药试用，我会考虑接受。但除非这种草药正在受到控制的情况下进行研究，否则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几个月后，查莫斯就去世了。没有人指责他前后矛盾。他的立场坚定明确：只有经过严格研究的医药（包括草药在内）才应该使用在医疗上。查莫斯毫不犹豫作出飞机上应该禁烟的结论，因为抽烟会在机上留下黏腻、充满焦油的残留物，不仅难看，还会破坏电子飞行仪器，也对机上人员的肺不好。
但环境中那些会影响我们健康和提高罹癌机会，但又不会留下明显迹象的物质呢？我们应该怎么处置在动物实验中看来风险很大的微量焦油或其余多种物质暴露？当我们全都知道，人们一辈子都暴露在这些物质中，但我们没有直接的人类证据可以证明它们对人类有害，这时，哪种行动才是合理的呢？有什么怀疑的好理由呢？
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人们受到伤害了，才要采取行动来降低发生这种伤害的风险呢？讽刺的是，查莫斯主持的国家科学院委员会决定禁止在飞机上抽烟，主要是因为证据显示，抽烟会直接弄脏飞机外部和内部。抽烟可能伤害航空公司机组员及乘客健康，并不是委员会作出这项建议的主要原因。
关于需要什么样的证据才能足以采取行动来治疗癌症，或是预防环境中可能的伤害，在这时候，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蕾丝．提勒（Les Thiele）就是一个美丽的证明。她整个人发光发亮，大大的蓝眼睛、强劲的颊骨，踏着豪迈、有力的脚步，看来好像刚从马上下来，或是从步道里跑步回来。
提勒相信，她救了自己的一命，因为自从七年前动手术切除她癌症末期的子宫颈和接受放射治疗后，她发现了最好的自然医药。在这时候，她已经不去接受临床检查。
她深信，同时结合现代医药、瑜珈、打坐、按摩、针灸、草药、解毒剂和祈祷后，产生的集体效果，使得她得以健康地继续活下去。她这种做法可能绝对正确。采取这一类疗法的，当然不是只有她一人。
到传统癌症治疗体制外寻找另类疗法，这样的支持力量来自人数愈来愈多的精英人士。唐娜．卡兰（Donna Karan）一点也不退缩。这位妇人带来革命性的流行时尚，使得她那位罹患肝癌末期的丈夫比任何人预估的活得更久。
她在这方面的做法，跟她对大部分事情的做法一样，专注和热诚的程度令人惊讶；她采纳了所有的治疗方式，从芬香疗法到针灸、按摩、指压，以及我们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听过的各种身体疗法。
她是全世界最顶尖的时装设计师，并且和很多名人合作，像是知名照护教育家苏珊．拉克（Susan Luck）、瑜珈大师罗德尼（Rodney）和柯林．叶（Colleen Yee），她透过她的影响力希望让全世界都知道，她如何让她的丈夫能够活这么久。
想要找出方法来研究复杂的癌症疗法，将会加重今日科学家的负担。但就如爱因斯坦说的，我们不能用创造出这些问题的科技来解决未来的问题。我们必须超越老旧的文化资产，以新的方法寻找和思考如何治疗癌症，以及如何预防癌症。
牵涉到由资金雄厚的多国企业制造的产品或飞机时，很少是单独由科学考量来决定那种物质应该受到管制、哪些资讯可以解释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管制。在企图研究环境危害和癌症的新疗法时，我们面对一项简单的事实：没有对照组。
我们永远找不到未受暴露的一群人来比对最常见的环境污染物。对于抗癌的新草药或营养疗法，或甚至是使用新的抚慰声音与放松心情的芬香疗法，我们无法说服已被告知即将死去的病人坐下来，并且同意进行一场他们可能看不到尽头的实验。
所有这些都对那些希望延后行动、直到我们已经找到更好证据的那些人有利，即使这可能会让我们一直在等待永远得不到的东西。就如同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戏剧《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中的角色，我们一直在想，只要我们再多等一会儿，我们真的需要的那些东西都将会出现。
※弗拉第米尔（Vladimir）：好了，我们走吧？
艾思特贡（Estragon）：好的，我们走。
*他们没有移动。*※@(本文完)
摘 自 《医院不肯说的抗癌真相》 商周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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