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余桂元主编的中国教育部最新《高中历史教学大纲》,把精忠报国的南宋朝抗金兵的名将岳飞,与及抗元军的文天祥排除出“民族英雄”之列,此举在海内外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应﹐对中华民族历史观的震动可谓惊天动地。
文化_学术_思想
历史上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中国政权时,那就得承认事实上当时几个国家并峙,谁也管不到谁,不能硬说中原王朝管到了边区民族政权。有些同志要把吐蕃 说成是唐朝的一部分,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唐和吐蕃敌对战争时多,和亲通好 时少。就是在和亲通好时,唐朝也完全管不了吐蕃。汉朝和匈奴,唐朝和突厥、 回纥的关系,基本上也是如此。我们只能认为吐蕃、匈奴、突厥、回纥是历史上 中国的...
陈世忠的一生还有另一意义,他告诉我们:最激烈和最有效地批判和摧毁共产党统治的力量,就在曾经是它的最忠实的追随者中间。共产党员和党外同道者陈世忠式人物自1953年以来为扭转毛泽东错误路线、减轻人民苦难而斗争的史实,至今大部分仍藏在暗处。王申酉文集的问世,应能证明“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毛泽东,比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更为深刻”一说。
政治人物﹐特别是当今的中共﹐根本没有固定的历史观﹐而是随着他们在不同时期的需要来改变历史。中共现在以统独来为忠奸划线﹐但是容许台湾独立是卖国﹐出卖北方领土给俄国却又是必要的爱国行为。
现在我想,是不是这么一个问题: 在物理上有才华的人,对社会结构通常也有兴趣,他们总是能看到这个结构最不合理的地方,而想让它好一些。 为此,那些本来在物理方面有才华的学生,却为了改变这个社会结构,而暂时放弃了对物理本身的兴趣,这种社会逼迫下的舍物理而政治的选择,使多少物理天才因政治而最后丧失了他们在物理上作出贡献的机会。
早在1999年7.20以前,当法轮功还在中国大陆蓬勃发展的时候,社会上就有许多的人直觉地感到中共必然会镇压这个看似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的和平气功修炼团体。镇压以后,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会震惊与镇压的野蛮与荒谬。许多人都有这样一个问题:法轮功为什么遭到镇压?以下是笔者思考后的一家之言,仅供读者参考。
狙击黑暗的猫头鹰是大自然的益鸟,由于环境日趋恶劣,它们的数量越发稀少,其价值因而加倍的珍贵,更需要列入“珍稀动物”的保护之列。我们中国过去幸好曾有鲁迅和顾准,在今天道德沦丧的功利主义时代,又出现了这样一位荷戟奋战的刘晓波。这些以批判为职志、说出真实暴露谎言的理想主义者,是我们社会的不可或缺的财富。
日前北京的朋友来信告知,为了庆祝中共的十六大,哪些人被抄家,哪些人被铐走,就是一些可怜无辜的六四伤残者,也被请进了中国政府指定的宾馆软禁,呼天不应。这些日子,我正在阅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的英文小说《北京来信》,惊讶地发现,中共红色政权虽然换了不少“领袖”,但其制造的红色恐怖,却是五十年一贯制,没有改变多少,这些在美国作家赛珍珠的笔下早就有生动的描述。
五十年代,美国的亚洲问题研究协会多是美国著名高等学府毕业的学者,现在事情在改变,美籍亚裔学者开始带给这个领域不同的见谛﹐并成为美国政府和议会的智库成员之一。
文革一结束,中国政府号召我们“向前看”,我们便欣然回应,不愿再去回顾和追究那些可怕的事件。因此,而后发生的六四大屠杀,到今天的虐杀法轮功,令我们这些没有心理准备的乐观者目瞪口呆,痛心疾首:原来造成文革大屠杀的社会、人性基础并没有改变,中国并没有建立起禁绝屠杀的人权制度,众多的事件在本质上一脉相承,大屠杀因此是一个永远无法打上句号的题目。
我大学毕业后在一个县里工作,年轻气盛,总想把工作做好,精益求精,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渐渐多了起来,除了工作意见的分歧,人际关系也复杂起来,可是自己总觉得自己一心为了工作,没有什么私心,所以从不退让。其实这种状态自己也觉得很累,有时真想能休息一下,可是总也没有停过。直到有一天接到通知,要调到市里去工作了,突然间一下觉得以前心里老放不下的一切...
"毛式语言"和"毛式思维"已然内化到我们的血液里。一种"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积淀了下来,一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言说方式方式和生活方式沿袭下来。我们并没有真正告别充满血腥和暴力的二十世纪,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环境变成了互相撕咬的丛林和硝烟弥漫的战场。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自己也在参与着恐惧的制造;我们受到暴力的伤害,自己也增添着暴力的泛滥。
林昭和弓琳都是我北大的校友、中文系的系友。照片上,她们是如许的美丽──林昭的美丽既是外表的美丽,更是灵魂的美丽,这种美丽是黑暗中的光,从天上来的光,照亮最为难熬的夜半时分;而弓琳那张漂亮的脸蛋,远远不足以遮盖她内心的虚伪和肮脏,她没有杀人,但是她为这巨大的人肉的宴席添柴加火、端茶送水,她的手上也就染上了洗不去的血迹。 我写下了这篇文字,也写下了对林昭的敬仰和...
金庸的"第一身份",与其说是才华横溢、国学渊博的文人,不如说更是成功的商人。无论是写作武侠小说,还是创办《明报》等媒体;无论是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人,还是担任北大的名誉教授和浙江大学文学院的院长,金庸一切行为都是从商人的准则出发,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只身来到香港半个世纪,金庸就打下了自己的天下,成为香港的顶尖富豪之一,他的成功自有其"见机行事"的独...
在浙江大学担任人文学院院长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原名查良镛)﹐年前在杭州一个报业研讨会中发言﹐吹捧中共所谓的“人民解放军”﹐并说“我们新闻工作者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跟随党的政策....”。
对于日本来说,今年是一个诺贝尔奖大丰收年。继前年、去年连获诺贝尔化学奖后,今年竟双获物理奖和化学奖。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化学奖获得者田中耕一。田中是总部设在京都的岛津制作所的普通工程师。岛津制作所是一家生产科学测试仪器的公司。学物理、化学和生化等专业的人也许有闻其名,但在日本该公司衹能算一家不大有名的中小企业。而且,该公司近年来赤字累累。
在中共,他对千家驹这样知识份子的需要,远超过知识份子对中共的需要,如果中国知识份子不是象千家驹早年那样与中共亲密无间的合作、以至甘心被当作枪使、被当作花瓶摆设,人们很难想象中共的一党专制能够维持到半个多世纪之久,直到今天还在为祸人类。当中国的知识精英能象千家驹晚年一样完成对中共本质认识上的转变,果断选择与中共分手的时候,也就是民主的希望之光普照中国大地的时候...
党内知识分子的“改革”言论在寻求新的庇护力量,包括新的权力和新的市场。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是体制内知识分子和政治权力的双重合法性危机。或者说,政治合法性危机首先通过它最敏感的神经部门——体制内知识分子表现出来了。90年代以来,中国党内知识分子丧失了80年代“幕僚型”的政治合法性,权术型的知识分子取而代之。但这批知识分子越来越发现:随着机会主义权力合法性的危机的到...
我们还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千家驹在中共眼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元老级"的代表人物,今上江泽民却是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起家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南海现任当权者,是在六四事件中上台的,而千家驹是因为六四去国的。这些,都表明千家驹在六四以后已经与现任中共当权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语言的膨胀往往会带来内心的膨胀,独裁者们通常都是运用话语的天才,希特勒的演讲能够让素来重视理性思维的德意志民族都成为疯子,可见语言的破坏性有多大。 那麽,我愿意继续对那些太善于说话的人保持警惕,我也愿意继续向自称不会“说话”的贾平凹学习。
知识份子最大的痛苦就是内心的痛苦,是思想的痛苦。知识份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个知识份子不说真话,逼他说假话,这是知识份子最痛苦的事情。为什么文革当中会有那麽多知识份子自杀,除了被打、被关、身体被折磨受不了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他精神的痛苦,灵魂的痛苦。他觉得他丧失了一个知识份子应有的良知,他在撒谎。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有很多知识份子就是这么自杀的。
一九九七年的夏天,最后一届军训过的北大生毕业了。而历史,不像美酒 能封存在漆黑的酒窖里。然而,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与梳理,却被无限期的延宕了。这意味着,始作俑者获得了他们所期待的部分的成功,对我们来说,则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我以福柯的思想作为理论背景,重回那段伤痕累累的,自残的时光隧道里。
负责任的和平主义者,其任务是去倡导普遍人权价值观,而不是在政治上偏袒某一方面。从这一点看,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是很失职的。他们想要继承欧洲高贵的左拉传统,运用自己的名望,给弱者以道义支援,但由于他们自身的诸多局限,反战之行惨告失败。尽管如此,对于他们关注世界的责任感,笔者仍然深怀敬意,并希望他们克服自身弱点,更真诚更宽阔地去呼吁和平。
近日偶然在报上读到一篇题为《学术刊物靠收发表费维生?》的报导,读后心里冰冷到了极点。《中国科学》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声誉,被视为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学术刊物。它的一位编辑肯定地告诉记者,该刊要向作者收取版面费,每个版面根据不同学科,收取120元至200元不等。另一家同样权威的《科学通报》,则一律收取每版200元的版面费。一些知名的学术期刊,甚至堂而皇之地将版面费标...
伊斯兰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并不是贫穷的产物,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那样的产油富国,照样有大量的伊斯兰原教旨份子。人类在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击败了纳粹和共产主义;自由世界的力量最终也一定会击败伊斯兰主义。
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我很多教育﹐但从我所学的中共党史专业来看﹐最大的教育莫不是应该“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从反面来运用﹐非常合适。
有人预期,红色资本家加入共产党将是中国由专制向民主演变的开始。我看这种与虎谋皮的预期注定要落空。看看中共党内早已存在的暴发户们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就明白了——他们到底在搞民主还是在搞专制?陈希同也罢,成克杰也罢,有权的也罢,有钱的也罢,所以发财,所以掌权,靠的都是红色专制,专制是这伙一丘之貉共同的命根子。三个代表的理论开辟不了民主制度的新时代,在绝对权力的感召...
把一个数学家或科学家改变成一个政治家,无疑会大大增加社会成本,而把一个从事民主运动的政治活动家投入监狱,肯定会使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更可悲的是现今中国正在滋长的这种势头:科学家被迫改行已经司空见惯,而被投入监狱的不同政见者也愈来愈多。这对杨建利和他的同志们固然是一种悲剧,对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也是一种损失,对国家社会和历史发展何尝不是一种额外的代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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