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_學術_思想

由余桂元主編的中國教育部最新《高中歷史教學大綱》,把精忠報國的南宋朝抗金兵的名將岳飛,与及抗元軍的文天祥排除出「民族英雄」之列,此舉在海內外華人社會引起強烈反應﹐對中華民族歷史觀的震動可謂驚天動地。
歷史上同時存在兩個以上的中國政權時,那就得承認事實上當時幾個國家並峙,誰也管不到誰,不能硬說中原王朝管到了邊區民族政權。有些同志要把吐蕃 說成是唐朝的一部分,這是違反歷史事實的。唐和吐蕃敵對戰爭時多,和親通好 時少。就是在和親通好時,唐朝也完全管不了吐蕃。漢朝和匈奴,唐朝和突厥、 回紇的關係,基本上也是如此。我們只能認為吐蕃、匈奴、突厥、回紇是歷史上 中國的...
陳世忠的一生還有另一意義,他告訴我們:最激烈和最有效地批判和摧毀共產黨統治的力量,就在曾經是它的最忠實的追隨者中間。共產黨員和黨外同道者陳世忠式人物自1953年以來為扭轉毛澤東錯誤路線、減輕人民苦難而鬥爭的史實,至今大部分仍藏在暗處。王申酉文集的問世,應能證明“用馬克思主義批判毛澤東,比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更為深刻”一說。
政治人物﹐特別是當今的中共﹐根本沒有固定的歷史觀﹐而是隨著他們在不同時期的需要來改變歷史。中共現在以統獨來為忠奸劃線﹐但是容許台灣獨立是賣國﹐出賣北方領土給俄國卻又是必要的愛國行為。
  現在我想,是不是這麼一個問題: 在物理上有才華的人,對社會結構通常也有興趣,他們總是能看到這個結構最不合理的地方,而想讓它好一些。 為此,那些本來在物理方面有才華的學生,卻為了改變這個社會結構,而暫時放棄了對物理本身的興趣,這種社會逼迫下的捨物理而政治的選擇,使多少物理天才因政治而最後喪失了他們在物理上作出貢獻的機會。
早在1999年7.20以前,當法輪功還在中國大陸蓬勃發展的時候,社會上就有許多的人直覺地感到中共必然會鎮壓這個看似与他們井水不犯河水的和平气功修煉團体。鎮壓以后,對法輪功稍有了解的人都會震惊与鎮壓的野蠻与荒謬。許多人都有這樣一個問題:法輪功為什么遭到鎮壓?以下是筆者思考后的一家之言,僅供讀者參考。
狙擊黑暗的貓頭鷹是大自然的益鳥,由於環境日趨惡劣,它們的數量越發稀少,其價值因而加倍的珍貴,更需要列入“珍稀動物”的保護之列。我們中國過去幸好曾有魯迅和顧准,在今天道德淪喪的功利主義時代,又出現了這樣一位荷戟奮戰的劉曉波。這些以批判爲職志、說出真實暴露謊言的理想主義者,是我們社會的不可或缺的財富。
日前北京的朋友來信告知,爲了慶祝中共的十六大,哪些人被抄家,哪些人被銬走,就是一些可憐無辜的六四傷殘者,也被請進了中國政府指定的賓館軟禁,呼天不應。這些日子,我正在閱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的英文小說《北京來信》,驚訝地發現,中共紅色政權雖然換了不少“領袖”,但其製造的紅色恐怖,卻是五十年一貫制,沒有改變多少,這些在美國作家賽珍珠的筆下早就有生動的描述。
五十年代,美國的亞洲問題研究協會多是美國著名高等學府畢業的學者,現在事情在改變,美籍亞裔學者開始帶給這個領域不同的見諦﹐並成為美國政府和議會的智庫成員之一。
文革一結束,中國政府號召我們“向前看”,我們便欣然回應,不願再去回顧和追究那些可怕的事件。因此,而後發生的六四大屠殺,到今天的虐殺法輪功,令我們這些沒有心理準備的樂觀者目瞪口呆,痛心疾首:原來造成文革大屠殺的社會、人性基礎並沒有改變,中國並沒有建立起禁絕屠殺的人權制度,衆多的事件在本質上一脈相承,大屠殺因此是一個永遠無法打上句號的題目。
我大学毕业后在一个县里工作,年轻气盛,总想把工作做好,精益求精,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渐渐多了起来,除了工作意见的分歧,人际关系也复杂起来,可是自己总觉得自己一心为了工作,没有什么私心,所以从不退让。其实这种状态自己也觉得很累,有时真想能休息一下,可是总也没有停过。直到有一天接到通知,要调到市里去工作了,突然间一下觉得以前心里老放不下的一切...
"毛式語言"和"毛式思維"已然內化到我們的血液裡。一種"有當代中國特色"的文化基因積澱了下來,一種"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言說方式方式和生活方式沿襲下來。我們並沒有真正告別充滿血腥和暴力的二十世紀,我們把自己的生活環境變成了互相撕咬的叢林和硝煙瀰漫的戰場。我們生活在恐懼之中,自己也在參與著恐懼的製造;我們受到暴力的傷害,自己也增添著暴力的泛濫。
林昭和弓琳都是我北大的校友、中文系的系友。照片上,她們是如許的美麗──林昭的美麗既是外表的美麗,更是靈魂的美麗,這種美麗是黑暗中的光,從天上來的光,照亮最為難熬的夜半時分;而弓琳那張漂亮的臉蛋,遠遠不足以遮蓋她內心的虛偽和骯髒,她沒有殺人,但是她為這巨大的人肉的宴席添柴加火、端茶送水,她的手上也就染上了洗不去的血跡。 我寫下了這篇文字,也寫下了對林昭的敬仰和...
金庸的"第一身份",與其說是才華橫溢、國學淵博的文人,不如說更是成功的商人。無論是寫作武俠小說,還是創辦《明報》等媒體;無論是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人,還是擔任北大的名譽教授和浙江大學文學院的院長,金庸一切行為都是從商人的準則出發,謀求自己的最大利益。隻身來到香港半個世紀,金庸就打下了自己的天下,成為香港的頂尖富豪之一,他的成功自有其"見機行事"的獨...
在浙江大學擔任人文學院院長的武俠小說作家金庸(原名查良鏞)﹐年前在杭州一個報業研討會中發言﹐吹捧中共所謂的「人民解放軍」﹐並說“我們新聞工作者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團結全國人民﹐跟隨黨的政策....”。
對于日本來說,今年是一個諾貝爾獎大丰收年。繼前年、去年連獲諾貝爾化學獎后,今年竟雙獲物理獎和化學獎。尤為引人矚目的是化學獎獲得者田中耕一。田中是總部設在京都的島津制作所的普通工程師。島津制作所是一家生產科學測試儀器的公司。學物理、化學和生化等專業的人也許有聞其名,但在日本該公司衹能算一家不大有名的中小企業。而且,該公司近年來赤字累累。
在中共,他對千家駒這樣知識份子的需要,遠超過知識份子對中共的需要,如果中國知識份子不是象千家駒早年那樣與中共親密無間的合作、以至甘心被當作槍使、被當作花瓶擺設,人們很難想象中共的一黨專制能夠維持到半個多世紀之久,直到今天還在爲禍人類。當中國的知識精英能象千家駒晚年一樣完成對中共本質認識上的轉變,果斷選擇與中共分手的時候,也就是民主的希望之光普照中國大地的時候...
党内知识分子的“改革”言论在寻求新的庇护力量,包括新的权力和新的市场。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是体制内知识分子和政治权力的双重合法性危机。或者说,政治合法性危机首先通过它最敏感的神经部门——体制内知识分子表现出来了。90年代以来,中国党内知识分子丧失了80年代“幕僚型”的政治合法性,权术型的知识分子取而代之。但这批知识分子越来越发现:随着机会主义权力合法性的危机的到...
我們還不能忽略一個重要的事實:千家駒在中共眼裡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元老級"的代表人物,今上江澤民卻是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起家的;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南海現任當權者,是在六四事件中上台的,而千家駒是因為六四去國的。這些,都表明千家駒在六四以後已經與現任中共當權者是兩股道上跑的車。
語言的膨脹往往會帶來內心的膨脹,獨裁者們通常都是運用話語的天才,希特勒的演講能夠讓素來重視理性思維的德意志民族都成爲瘋子,可見語言的破壞性有多大。 那麽,我願意繼續對那些太善於說話的人保持警惕,我也願意繼續向自稱不會“說話”的賈平凹學習。
知識份子最大的痛苦就是內心的痛苦,是思想的痛苦。知識份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個知識份子不說真話,逼他說假話,這是知識份子最痛苦的事情。爲什麽文革當中會有那麽多知識份子自殺,除了被打、被關、身體被折磨受不了以外,更重要的還是他精神的痛苦,靈魂的痛苦。他覺得他喪失了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良知,他在撒謊。這是不可饒恕的罪過,有很多知識份子就是這麽自殺的。
一九九七年的夏天,最後一屆軍訓過的北大生畢業了。而歷史,不像美酒 能封存在漆黑的酒窖裏。然而,對這一段歷史的回顧與梳理,卻被無限期的延宕了。這意味著,始作俑者獲得了他們所期待的部分的成功,對我們來說,則是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因此,我以福柯的思想作爲理論背景,重回那段傷痕累累的,自殘的時光隧道裏。
負責任的和平主義者,其任務是去倡導普遍人權價值觀,而不是在政治上偏袒某一方面。從這一點看,國際作家議會代表團是很失職的。他們想要繼承歐洲高貴的左拉傳統,運用自己的名望,給弱者以道義支援,但由於他們自身的諸多局限,反戰之行慘告失敗。儘管如此,對於他們關注世界的責任感,筆者仍然深懷敬意,並希望他們克服自身弱點,更真誠更寬闊地去呼籲和平。
近日偶然在報上讀到一篇題為《學術刊物靠收發表費維生?》的報導,讀後心裡冰冷到了極點。《中國科學》在國際學術界享有聲譽,被視為代表中國最高水平的學術刊物。它的一位編輯肯定地告訴記者,該刊要向作者收取版面費,每個版面根據不同學科,收取120元至200元不等。另一家同樣權威的《科學通報》,則一律收取每版200元的版面費。一些知名的學術期刊,甚至堂而皇之地將版面費標...
伊斯蘭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樣,並不是貧窮的產物,而是一種意識形態。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那樣的產油富國,照樣有大量的伊斯蘭原教旨份子。人類在付出了慘重代價之後,擊敗了納粹和共產主義;自由世界的力量最終也一定會擊敗伊斯蘭主義。
長達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我很多教育﹐但從我所學的中共黨史專業來看﹐最大的教育莫不是應該“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這是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從反面來運用﹐非常合適。
有人預期,紅色資本家加入共產黨將是中國由專制向民主演變的開始。我看這種與虎謀皮的預期注定要落空。看看中共黨內早已存在的暴發戶們這些年來的所作所爲就明白了——他們到底在搞民主還是在搞專制?陳希同也罷,成克傑也罷,有權的也罷,有錢的也罷,所以發財,所以掌權,靠的都是紅色專制,專制是這夥一丘之貉共同的命根子。三個代表的理論開闢不了民主制度的新時代,在絕對權力的感召...
把一個數學家或科學家改變成一個政治家,無疑會大大增加社會成本,而把一個從事民主運動的政治活動家投入監獄,肯定會使社會付出更大的代價。更可悲的是現今中國正在滋長的這種勢頭:科學家被迫改行已經司空見慣,而被投入監獄的不同政見者也愈來愈多。這對楊建利和他的同志們固然是一種悲劇,對科學技術的健康發展也是一種損失,對國家社會和歷史發展何嘗不是一種額外的代價呢?!
2002年全中國“統一”高考剛剛結束,舉國關注的作文命題卻引發出關于中國教育問題的又一次大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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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發生17年來最嚴重礦難,現已證實數百人傷亡。隨著救援和調查推進,更多事故細節及背後隱情陸續曝光。5月26日,多位長期觀察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作客新唐人電視台《新聞大家談》節目,根據目前外界已知資訊,分析此次礦難所暴露出的制度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