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时分的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初升的太阳把光线洒在可以供二十人就餐的大宴会桌上。当中国服务生端着盛满水果和糕点的大盘子小心翼翼地来回穿梭时，客人们开始鱼贯入座，他们都是一些屈指可数的美国各大公司驻华首席商务代表，诸如波音、大通曼哈顿，也许还有福特，以及美国国会代表团的所有成员。

我非常感谢那位接受我采访的电脑软体工程师。他对我很生气，因为他觉得我是在戏弄他。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你说的确实没错，但更重要的是，在北京，他们说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得到美国资助的，就是说，你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经济利益。在对你的采访中，你不能不对此进行反驳。法轮功是一个清贫的组织，它没有任何的政治野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传媒机构偏向的是受害者，法轮功就是真正的受迫害者。”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官方关于法轮功报导的限制解除了。魏的几个工作人员冲进了我的办公室喊道：“伊森，电视上在报导关于法轮功的事情！”我赶紧到接待处，看到中央电视台做的紧急新闻报导。节目主持人很不自然地瞪着大眼睛，用高了几度音阶的声音严正指出，法轮功是非法的。中国公民禁止在公共场合或者是自己家里炼法轮功。正当我们盯着萤幕时，窗外传来大功率广播车的高音喇叭宣传。富华大厦和整个北京城到处都充斥着这种声音，宣布法轮功是一个非法组织。魏的几个女职员开始神经质地笑着，双手捧着她们的脸，嘟哝着说，自从文革结束后就再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

一年后，我在中国世界贸易中心的席琳．狄翁（Celine Dion）商店旁遇见了毛和他的妻子。毛现在是“同走一条街”的主持人，但他看起来很沮丧，称那是一个“多么愚蠢的节目”。毛的妻子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过一段时间，关于美国和中国独立电视制作方面的禁令终会解除的。其他的电视制作人偷偷告诉我，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暴行。直到那时侯，电视上播放的都是“在线电视战争”。

在一集有关政治的节目中反映的是两位退休的大使如何尊重对方。但最后节目搞砸了：美国大使不停地批评美国虚伪的人道主义，还随口提到发生在中国的工人骚动事件，由于这个禁忌的主题而没能通过中国官方电视台的审查。关于环境保护的节目中，一位中国教授批评政府当局破坏环境的言论过于激进，这显然不利于他的学术生涯。而来自美国环境保护署的一位专家只做了纯技术上的演示，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的环境恶化情况。关于电影娱乐界方面，专家们一致认为，中美两国的电影有不同之处，但各有特色。来自教育界的专家们则表示，中国儿童讨人喜欢。

但是，魏还是经常感觉到文革的回潮。一九九六年的夏天，有消息谣传她实际上是为美国和台湾工作的双面间谍，她因此被中国官方电视台列入黑名单。相对于广告和电影业，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在中国的唯一真正客户就是中国官方电视台。对魏而言，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指控，虽然大家都知道她同情那些参与天安门运动的改革人士。在当时旅居国外的中国人，又有谁不是跟魏抱持同样的观点呢？只要你现在遵照党的游戏规则做事情，那么无论你是身处国内还是国外，都会得到人民的赦免。从这点来看，魏正是被这个规则狠狠地戏弄了一番。

我从来不去问魏为什么这部片子对她有这么大的影响，直到后来我逐渐对她有所了解后，才意识到她真是一个有趣的中国新一代，“红色角落”中让她落泪的并非与中国政府斗争的艰辛，或是那些贫苦的受迫害的中国老百姓，而是影片中白灵饰演的女律师。在这个角色中，魏仿佛看到了自己理想的化身：自信、积极进取、充满理想且具有坚定的信念，在制度所允许的框架内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而奋斗；虽然事业还未成功，但是个人相当独立；能与美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又不为这种关系所左右。

这并不是我首次看到这样的节目。一个月前，魏的电视公司为了制作一部促进中美两国合作和相互理解的片子，曾经与一个北京电视台的新闻摄制组举行过茶会，探讨在这个专案上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对方私下让我们观看了他们最新制作的短片。故事以新闻报导的形式开头，一个戴着像赛马选手的护目镜般眼镜的主持人叙述主题：柯林顿轰炸伊拉克系列。片中有一个简介，主要是介绍波湾战争的背景，以及美帝国主义在科索沃和世界各地暴行的内在关联，并指出这一切都是为了经济利益；然后是两分钟的动画，配上同样伤感的背景音乐：美军轰炸机、黑压压的美国大兵、惊恐万分的伊拉克儿童，以及哭泣的中国儿童。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剪辑方式好像是中央电视台一贯的手法。他们甚至给这部短片起了一个我在中国电视台系统中首次听到的名字：“在线电视战争”。

接下来的星期一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妻子已经从紧张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使馆区的示威事件简直占据了我们的整个周末，与每一个中国人接触的过程中都使我们有血债血偿的感觉。妻子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女人，但那天她竟然恳求我不要去上班。我只好安慰她：只要我跨上那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人们都会认为我只是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外国人，而不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出现的美帝国主义者；我的墨镜将会遮挡我那惶恐不安四下张望的眼睛；我会非常小心保护自己的。虽然如此，她还是把几张写有“深表遗憾”和“一场意外”等汉字的卡片放进我的衣服口袋里，以备不时之需。

从一开始我认识的所有美商代表中，美国商会主管麦可‧佛斯特（Michael Furst）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部分原因是他在官僚内部争斗中非常顽强，部分原因则由于他到北京的金山不完全为了钱，而是为了领略攀登的挑战。迈可喜欢危机，对美国商会所扮演的第三方沟通角色和起到的抚慰作用尤为自豪。他并不把这些纯粹看做是为了自身商业利益的举动。他会注视着你的眼睛，笑着问：中国人反美能对谁有利呢？我们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与中国人打交道，所达到的亲密程度根本不是美国外交使团能想像的。我出去到山里边，和这些人一起喝白酒。我们知道该做什么。（暗示国务院一窍不通。）

现在，在这个周六的下午，王高举着他的标语，带领着北京大学的学生来美国使馆前示威。每次经过美国使馆前，他都会异常兴奋。但是，当他呼喊口号和挥动拳头时，他感到自己好像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下。他的勇气和突出表现使他成为关注的焦点，也许中国共产党可能再次镇压，那时候自己岂不也会跟着倒楣吗？游行示威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借了一个手机，找到一处相对安静的角落给自己的母亲打电话。他在电话里与母亲告别，他预感到即将有事情发生，但请不要忘记他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然后他回到了示威的人群中继续进行抗议，就在这时候，他的北京大学的同学向美国使馆投掷了第一块石头。

严冬过后迎来了一九九九年的早春，王感觉到校园里弥漫着越来越紧张的气氛。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随着天安门事件十周年日子的来临，整个城市的电脑萤幕上经常弹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电子邮件，特别是在校园网上。他们称之为“传单邮件”，是持不同政见的团体透过中国大陆境外的服务器发送过来的。也许在网路还不甚发达的中国，这种在网上主动提供资讯的做法对大学生来说是新鲜事。大学生对这种传单邮件进行了讥讽，王也不例外。这样的举动无疑是为了自我保护。但是王还是想知道，这些不同政见人士怎么会有别人的电子信箱位址呢？

我开始意识到应该做些什么，我催促妻子赶紧与其他来宾打招呼和交换名片。然后我们和那名南斯拉夫记者一起出发，骑着自行车朝东直奔美国大使馆而去。路上我们向一名叫汤迪的中国朋友打招呼，她当时正要去做按摩。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就像梦境一样，途中我们几乎改变主意到书市去，但就在那时，南斯拉夫记者的手机响了起来，他被告知，大使馆附近确实有事情正在发生。

如果不是妻子坚持的话，我真的没心思去参加这个被称为“即兴表演”的现代艺术展。我们俩骑上自行车，妻子说，艺术馆座落在紫禁城正西一个不显眼的庭院里。我们并排骑着车，我很认真地问她“你觉得我们过得开心吗？”她给了我一个肯定的回答，眼神里带着微笑，春天的空气里似乎充满了两个外国人在一种陌生的文化中获得的满足感。

一九九八年的感恩节，寒风掠过大西洋沿岸，但是在南安普顿（Southampton）海边的房子里，却是温暖而明亮的。我与泰瑞．哈尔塞（Terry Halsey）一家人在一起，传统时刻已经来临，桌子上摆着一只巨大的火鸡，泰瑞的母亲在旁边看着；身穿白衬衫、打着领结的男孩子都争先恐后地抢占有利位置。他们站在桌子的周围，面庞泛出马提尼酒的红晕。到了晚上，我们还要举行一场闭着眼睛品尝美酒的派对，作为慈善的叔辈，我还要为孩子们办一场品尝佳得乐（GATORADE）饮料的竞赛。我们陶醉在欢乐之中，这时泰瑞示意我低下头，他想对我说一些悄悄话。

在这本书中您或许会发现有些词句、想法及一些作业上的假定是非常美国式的。那是难免的，因为我是美国人而且待在中国的时间不够久，无法改变这个基本的事实。但同时我也是故意这么写的。

在这个号称“资讯爆炸”的时代，威胁要以“非和平手段”对付台湾的那个自称“和平崛起”的中国，却以举国之力“封锁资讯”，让人性贪、恶的一面在黑暗中得到滋养与掩护，产生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新”中国。

三、中国：外国商人事业的坟墓简言之，外国商人挟资来中国，有如拎着满口袋的金钱来到拉斯维加斯赌博。但是否能够赚钱，却不取决于他们在本国练就的经商能力，而是要依靠他们到中国后的“悟性”──能否尽快悟出结交中国政府官员的门道，如果自己不能，就将这类事务交给“公共关系公司”去打理。公共关系公司的职员人手一本《游说者手册》。

一、 中国再度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在世界上，曾两度成为“冒险家的乐园”的国土不多，中国却有此罕见幸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中国的上海曾有几十年黄金岁月，那黄金岁月就是上海成为“冒险家乐园”的时期，至今那段时期形成的文化已经化为上海人永恒的家园之梦。